見證大饑荒:記住人禍黑暗罪惡 是為了遠離它(圖)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前言

2019-01-14 12:00 作者: 楊繼繩

手機版 简体 0個留言 打印 特大

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圖為大饑荒慘況。
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圖為大饑荒慘況。(網絡圖片)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乾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託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藉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裡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裡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佈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甦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嘴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裡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裡浮現。

1950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臺,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臺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臺對被鬥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14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臺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穀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20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10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7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份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份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佔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裡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嚮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裡:「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里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1950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藉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裡,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50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藉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待續)

「往事微痕」供稿

「往事微痕」更多故事請看﹕
http://www.secretchina.com/taxonomy/17798


歡迎給您喜歡的作者捐助。您的愛心鼓勵就是對我們媒體的耕耘。 打賞

看完這篇文章您覺得

評論



看中國版權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