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里藏刀 江青一句话剖析“文革”(图)


原来的蓝苹改名为江青,她千方百计企图销毁对她不利的一切证据,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历史。
原来的蓝苹改名为江青,她千方百计企图销毁对她不利的一切证据,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历史。(图片来源:网络图片/看中国合成)

从到延安的第一天开始,江青一直没有忘记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原来的蓝苹改名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历史。以前的熟人时不时在眼前晃动,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记过去。江青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一方面伪造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企图销毁对她不利的一切证据。比如,她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密切交往,她写给从前的老友郑君里的几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张嘴改变过去的历史,用一双手消灭历史的痕迹并影响将来的历史。

1966年6月,张春桥奉江青“谕令”,趾高气扬地召见了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郑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那场婚礼,除了唐纳和蓝苹一对以外,还有两对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明洁。而此时的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黑线人物”。整整30年,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唐纳远走海外,郑君里与江青从朋友化作了敌人。

张春桥先是摆出一副严厉面孔教训了郑君里一顿,警告他在运动中站稳立场,端正态度。他转弯抹角地说到了江青同志,郑君里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冷得发抖。随即张春桥直截了当地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在你那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郑君里当即答应了。

郑君里诚惶诚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

江青收到张春桥转来的东西并不满意,显然还有什么东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张春桥找郑君里又谈了两次话。至于谈了什么,郑君里没敢和任何人透露,只是有一天,他对妻子说:“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办事拖拉并不满意。1966年10月4日,江青亲自跑到毛家湾林彪府上和叶群开始了一次密谈。

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叶群看着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

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

叶群做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

江青直言不讳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法打倒他们。”

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

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年被捕档案的王济普……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去向的唐纳。

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纳取得联系,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其中另有隐情。1957年的中国新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游仙》词,即后来著名于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毛泽东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激愤之下,江青即写信求助于郑君里。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找来几个好朋友一起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把那封信烧掉了,郑君里自然没有“遵命”联系唐纳。所以无论张春桥怎样提醒恐吓,郑君里也拿不出信来,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狱之祸。

江青密讬叶群说:“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个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上,也可能在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人手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个办法,给弄回来。”江青当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内容,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叶群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林彪要坐上副统帅的位子还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腾蛟立即飞赴北京“晋见”叶群。叶群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局面,组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大祸临头的郑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刚找到的几张照片,并直接写信给江青:“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动开始。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空军干部子女也加入进去,兵分五路同时行动,直扑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的家。

行动之前,江腾蛟下达了五条“军纪”:一,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问就答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三,带队负责人暗带手枪,但不准随便开枪;四,军用卡车牌照号码换下来或用纸糊起来;五,对行动的队员只说“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失落到这些人家里”,天亮前必须全部撤回。

江腾蛟坐镇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9日凌晨1时左右,十几个戴着大口罩、衣服长短不一、臂挂“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神神秘秘地进了武康大楼。这些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楼,尽量小声敲开门进入郑君里家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像红卫兵那样穷凶极恶,动作和言语都很轻,生怕吵醒同一层的邻居,声称只找重要文件。门窗有人把守;窗帘拉得严丝合缝。搜查者的行动诡秘、迅速、熟练、仔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不放过,甚至连郑君里的衣服、鞋子也搜了个遍。临走时,他们警告郑君里:“不许把今晚的事情讲出去,否则就要小心你的脑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抄来的资料被编号后运到空军招待所里,由江腾蛟指定的亲信再进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单独存放进一个包里。

天亮之后,郑君里等五人纷纷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报警。上海有关方面马上开始了追查,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还是参与其事的空军干部子弟向他们透了口风:是上海空军干的。得到这个信息后,追查立即停止了,报告也同时传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当时张、姚正在南京。张、姚弄清是叶群在背后指使并与江青有联系后,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这时,江腾蛟已带上所有的材料飞赴北京。一路上,江腾蛟仍然惴惴不安,忧心此次行动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满意。

江腾蛟到达北京后,直接向吴法宪汇报。遵照叶群、吴法宪的嘱咐,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进空军保密室,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叶群拿走,第二天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江腾蛟说“上面非常满意”。至此,江腾蛟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后来,这包材料被江青悄悄烧掉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死的材料虽然化作了青烟,活着的人还有嘴巴,他们的嘴巴必须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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