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武大校长致信清华:清华与麻省理工的巨大差距(图)

2019-05-04 08:59 作者: 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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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John Phelan/维基百科/CC BY SA)

【看中国2019年5月4日讯】清华,你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还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再看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五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三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

自去年以来,清华大学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国外去了。去年,清华大学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

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这句话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

对比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

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就是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山头,要像那些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此处省略,请理解)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

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王国维先生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

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49后的六十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做。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地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大众特三年前在就职典礼上讲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地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致力于解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刘道玉谨呈

编者注:

刘道玉1981年8月21日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2月10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但刘道玉却被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誉为“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摘自维基百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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