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流转 当六四成为香港的六四之后(图)

2019-06-09 08:22 作者: 廖伟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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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转 当六四成为香港的六四之后(图:看中国/周秀文

【看中国2019年6月9日讯】

“经过三十年的念叨

死者终于全部南下这个城市。

经过三十年的改造

事发地点也终于南下变成这个城市。”

这是我今年所写纪念六四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诗的开头。过去三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为六四写诗以作祭奠、也借此书写对中国与香港近况的反思。这次,是我最直接地表达这样一个观念:至少对于香港人来说,六四已经不只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了,它这三十年无时无刻不在向香港挥洒它的光芒与阴影,终于成为了香港精神的一部分——不只是集体回忆、也不只是道义责任,而是运动的延续甚至运动的再起波澜,然后与香港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再也不能回避。

换句话说,六四并没有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结束。它成为每一个不愿意遗忘的人所选择延续下去的运动。那么当六四成为香港的六四之后,香港将何如?

而这三十年,香港人经历了什么?太多太沉痛而不能枚举,而最鲜明的身份改变是:香港人,从接受难民、庇护难民的人,终于开始变成难民本身。早在五十年代初,有国共战争后避秦南来的,六十年代初,有从大饥荒逃生而来的,还有八十年代从越南偷渡而来的,这些都算是半政治半经济难民。直到六四过后,被“黄雀行动”营救来港,以香港为中转地再往欧美的,那是货真价实的政治难民了。

如果说六十年代“大逃港”,香港人对大陆难民的奋勇救助,尚且带有亲缘关系的缘故,到了“黄雀行动”(以及其他声援、捐款),只能誉之为“义举”。“义”这个概念,一直由华南文化保存和演绎。南宋、南明时对亡国先君的接纳,算是忠义;六四后对逃亡学运民运人士的救助,纯属感其哀、同其愤的铮铮义气。所谓“感君意气无所惜”,九七前夕的香港人,从六四幸存者身上看到的,也许是自己将要面对的相似命运,但他们没有因此趋利避害,反而“不顾北京反对”站在鸡蛋的一边。

义与不义,时穷节乃现,九七前的香港人尚未“时穷”已经作出过正确的选择。今时今日,在争取政治自由几近穷途末路的香港人,依然坚持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聚会,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后,每年参与人数基本保持在十多万,而且据我观察,年轻人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参与者都有增多。持续三十年的纪念之后,维多利亚公园足以取代天安门广场,成为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平行宇宙,香港也成为六四前北京的一个平行宇宙,实验着假如民主追求没有被粗暴截断将会引领香港这个“有自由无民主”的殖民城市走向何方。

这三十年也是香港认清自己的被动处境的三十年。其实因为香港在八九民运当中特殊的贡献,它已经在“北大人”眼中确定了一个潜藏祸根的形象,日后每一次香港的抗争都会被“中央”解读为“颠覆基地”定性的相关衍生,用后者话语来说,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完全忽视甚至抹煞香港人主体觉悟,把“义”扭曲为“利”的定性,只会让尚有血性的香港人更加激愤。而继雨伞运动的零成效,现在又有“送中条例”欲把所有香港人像大陆人民一样置于“待罪之身”的境地。香港人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无论是否移居海外,都已经是身在家乡的流亡者,“香港人”这个身份,成为原罪。

然而坚持公民的权利公民的尊严,何罪之有?就像拒绝忘记一场屠杀,拒绝粉饰乱世之太平,亦何罪之有?过去,正是在为他人争取尊严的时候、为不会回报的死者争取尊严的时候,香港人获得尊重——就像我曾经说过:“自由,是指你拥有捍卫他人自由的自由。”香港曾经为六四、为中国民主付出三十年,希望日后亦有自由人挺身捍卫香港人的自由。

在香港的黄金时代,著名填词人黄沾写过一首歌《轮流转》,最后一句是“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此中有没有改变?”六四三十年,且容香港人再度沉痛一问。

(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看中国》,请勿任意转载、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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