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国难即将来临 危急存亡之秋(二)(图)

2019-09-27 14:44 作者: 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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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黄绍竤所提的意见答复如下:“蒋已下野,第一点无须再商;白崇禧将军如愿望和平,可与刘伯承将军直接谈判。”
毛泽东对黄绍竤所提的意见答复如下:“蒋已下野,第一点无须再商;白崇禧将军如愿望和平,可与刘伯承将军直接谈判。”(网络图片)

接上文:70年前国难即将来临 危急存亡之秋(一)

1949年

一月十三日

白崇禧在汉口,强迫中央银行将运往广州之银元中途截回。

北平部队空运青岛计划,于本日开始实施,但城外炮弹不断向机场轰击,阻碍甚大。正午,父亲独自研讨津浦涌线以及长江北岸之布防。此时平津投机份子李烛尘等为共党所诱惑,竟在平酝酿一种地方性的先期妥协。同日复有华北七省市参议长在平洽议,促进和平运动。

若干外国记者每日总有动摇政局之消息发出,不断报导父亲下野及已离京之传闻。此乃甘介侯等有计划之造谣,欲通过外国记者作反宣传,以达成其颠覆政府之阴谋也。

十四日

毛泽东于本日发表“时局声明”,并于晚间公开广播,提出所谓“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淡判”的基础。其条件:

(一)惩治战犯;

(二〕废除宪法;

(三)废除中华民国法统;

(四)依“民主原则”改编政府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不但要压迫我政府作城下之盟,无条件地向共党投降,而且简直是对于全体国民的愚弄和侮辱!

十五日

父亲对于共党所提出的“八项”狂妄条件,立即加以宣布,盖使我全体军民及国际人士了然于共党谈和,绝非诚意,以判明战争责任之所在也。复于本日下午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条件”,大家佥认共党绝无谋和诚意;但政府为求内部团结起见,决定暂不置答,同时并征求各省党政人员的意见。可是正在毛泽东传播其和谈条件之时,共军已于今日早晨突然攻占天津,进入市区矣。

十六日

父亲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共党已一面采用“和平”口号以摧毁我军士气,一面以军事行动占据我重要城市了。而我方的部分民意代表,本日还发表主张:“促请国共迅取和平,即日停战,开始商谈。”同时,所谓“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亦电吁双方停战为之呼应。事之可悲,一至于此!

为着“和谈”问题,父亲于当日晚间邀约民、青两党代表及有关人员讨论时局,并对毛泽东的广播及政策交换意见。会中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真是寡廉鲜耻,良心丧尽!

内外形势至为纷乱,而党政人员乃至民意代表,大部已深中了共党“和平”的幻想,不易觉悟;要使他们彻底了解共方种种统战之阴谋,怕只有在大错铸成,接受残酷事实的教训之后了。

今天是星期日,父亲在中山陵检阅首都附近军警三万八千人后,照常礼拜。午谒总理陵默祷。

十七日

父亲接见张岳军先生商谈川局。本日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毛泽东广播,会中曾有人对父亲大加诽谤。同时,立法委员之要求政府派员迅向共党求和者,有五十余人之多。

近日各部公务员要求行政院加发遣散费等,包围机关,甚至殴击主管官员;社会上各种恶象,亦层出不穷。共党间谍则乘机煽动,扩大事态,制造变乱,以打击政府之威信。

十九日

行政院于本日举行政务会议。就共党所提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讨论,历五小时之久。决议:“派代表飞赴延安与中共谈判和平。”

我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

杜聿明部队自本月十日徐蚌会战败退后,只余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亦被共军消灭。自此黄河以南地区,国共兵力悬殊,势难挽转,父亲对于杜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于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

本日上午,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之意。在李正以为“实获我心”,态度突然和善,并表示一切以父亲之意旨为意旨,其接任时间,亦由父亲自行决定。

二十日

我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我政府对于‘和谈’问题,在外交上亦表示了最高度之诚意与最大的努力。”

二十一日

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父亲今日凌晨即起,拟定本日工作及各种准备程序。去京前,仍不忘北方局势,曾亲笔写一长函致傅作义,请徐次辰先生携飞北平,予以劝勉,并告以“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易,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午前,父亲赴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

父亲于正午约宴中枢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又约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叙谈,即席报告决心“引退”,并出示同李副总统之联名宣言,全文略谓: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行民主为职志。

“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斑斑世所共见。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出冀弥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时在座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订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夜宿空军学校的天健北楼,我亦随侍左右。入睡前,父亲告诉我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李宗仁于今日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同时,共党对行政院所提和平意见,由其发言人表示拒绝,并主张“先谈条件,然后停战”。

二十二日

悠然度过了那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宁静的一夜。上午十时,全家随伴父亲乘机离杭,于十时三十五分抵达栎社机场。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这是父亲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简单经过。

父亲于“引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自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同时,认为:

“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

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需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今日北平方面传来不利的消息:“傅作义与共军已建立休战条件,准备在城内与共军成立联合办事处,所有我方军队,除极少数维持秩序者外,皆开出郊外整编。”傅作义的变节,如此突兀,殊出意料之外。

傅逆投降后,伪装民主党派的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即发表时局声明,响应共党三十六年五月一日所提出的召开“新政协”,解决国是之主张。这种傀儡戏,谁都知道,是共党在幕后策动的!

李宗仁亦于本日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另由行政院会议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竤、彭昭贤、钟天心等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等候共党代表,于双方同意之地点进行“和谈”。

驻在石家庄之毛泽东对黄绍竤所提的意见答复如下:“蒋已下野,第一点无须再商;白崇禧将军如愿望和平,可与刘伯承将军直接谈判。”

二十三日

上午,天气晴明,侍父游藏山公园,山水幽丽,心旷神恰。复至乐亭旧址,伫立武岭潭畔,白鹭不惊,深得忘机之乐。下午游白岩,顺道往显灵庙,则已成兵栅矣。傍晚回家,余助家人制年糕,父亲颇为欣赏,食芋头亦津津有味,每含笑视孙儿,盖父亲一生最喜过平淡的生活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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