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天下归心”(图)


周文王有大德而受到上天的护佑。
周文王有大德而受到上天的护佑。(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春秋早期的宋国,称得上是一个强国,而作为小国的曹国,却不肯顺服。于是,宋襄公指挥军队包围了它。大臣子鱼对宋襄公说:“周文王听到崇国的道德昏乱,而去攻打崇国,攻了三十天,崇国仍不投降。周文王退兵回国,在国内修明教化,然后再去攻打,崇国人感受到周文王的德行高隆,就来到周文王过去所筑营垒中投降了。现在,君王(指宋襄公)您的德行,怕还有欠缺吧?就这样攻打曹国,能把它怎么样?还不如先退回国,检查一下自己的德行,如果确实没有欠缺,再发兵不迟。”宋襄公就学习周文王的办法,退兵回国,在国内修明教化,崇德尊老爱幼。

后来,宋国是否征服了曹国,史书没有续写、交代。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道德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既可以引起一场战争,又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在中国古代,在《左传》、《国语》这样的史书中,却相当多见,上述故事即见于《左传》。还可再举一例,也出自《左传》。

晋国的荀吴,带兵攻伐鲜虞,包围了鼓国,鼓国有人暗中前来联络,准备带着城邑里的人投降。荀吴不接受,不答应。左右随从说:“不使用军队而得到城邑,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

荀吴说:“如果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叛变,我们肯定仇恨这人。现在别人带着城邑来降,我们为什么独独喜欢?奖赏了我们所厌恶的(鼓国)叛徒,我们以后怎么树立威信?如果(对叛徒)不加奖赏,我们等于失信,又怎么取信于人?力量达得到,就进攻,达不到就退走,量力而行,我们不应该想得到城邑而接近奸邪,这样做,是在做缺德事,所丧失的将更多!”于是杀了叛徒,整顿防御措施,继续包围了鼓国三个月。

此时,鼓国又有人请求投降,荀吴让鼓国人进见,说:“从你们的脸色看,你们还能吃上饭菜,姑且回去修缮你们的城墙。”军吏们说:“能得到城邑了却不占取,又劳累军人百姓,损耗武器物资,回去怎么跟国君交待?”荀吴答道:“获得一个城邑事小,让人民懂得道义事大。获得城邑而使人民懈怠,要这城邑何用?城邑得到的同时,让百姓懂得道义之所在,肯拚命而无三心二意,不是最好吗?”后来,得知鼓国人已粮食吃完,力量用尽,荀吴才攻下鼓国,而不杀一人!

这则故事,至少可以说明二点:一,无论哪种社会事件(包括战争),都是为了实践和体现道义,是一种道义的宣讲过程,如果违背、有损于道义,就不该做。二、战争的结局,并不仅仅体现于战场的胜负,只有从道德高度,将敌对者在精神上摧垮,人心收服,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同样,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要推行政治,如果不从道德出发,并最终归结为道德,就注定行不通,不可能真正得到好处。古人讲的“仁义与利益的一致性”,这个原则,是不可违背的。

孔子视政治中的根本问题,为道德问题,他把它归结为四个字“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为政以德,就是道德的政治化,就是以道德高下,作为政治好坏的检验标准,就是将政治的实施过程,等同于道德的感化过程。

“为政以德”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孔子称为“有道”,孟子称为“仁政”,墨子的“兼爱”、荀子的“王制”中,也有浓重的道德和政治的成分。

有迹象表明,“德”字在西周时,开始被广泛应用,且多与政治行为有关,金文中,可频繁地发现这个被镌刻得相当醒目的文字“德”,它记载了商纣王如何因丧德而失国,周文王如何有大德而受到上帝的庇佑。在庄严的赐封仪式中,周王对大小贵族,总是再三强调保有道德,对巩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道德与政治密切结合,并非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但被如此系统化,具有如此崇高地位,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如此重大作用,却是绝无仅有的,这决非偶然,它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性质及特殊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周族最早是一个小邦,人力物力都远逊于殷商,逐渐“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步步完成对殷商之大包抄,最后据有整个中原的土地与人民,这不仅仅是战略的运用,也不仅仅是依据强大武力建立起政治权威,而是一个天下归仁的过程(“仁义与利益的一致性”)。前面所述文王因崇国德乱,而去攻伐它,又以自身无懈可击的道德,征服对方的故事以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动人传说,正是这种“为政以德”的智慧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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