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中国 有多少正事被耽误!(图)



1928年上海外滩。(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一位外国学者着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

1937年的早些时候,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人拉铁摩尔对英国记者勃脱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了。”

果然,卢沟桥畔的那一声枪响,发出了这一年最惊天动地的声音。

但这一声枪响之外,还有很多声音作为背景,被淹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深处。或许,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更仔细地聆听,那些细微而嘈杂的声响,更能演绎出历史的主调,更能描摹出1937年的中国。

1937年7月7日之前,是怎样一个中国?

在这一年,中国拥有了3935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万6千多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

追溯此前十年间,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9.3%,经济增长率估计达到11%以上,为当时中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同样在这个时段,中国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到这一年,法币已成功运行了近两年。全国币制渐渐统一起来,中国经济初步形成统一的格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评价,假如中国一直停留在银本位时代,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因为战费筹措困难,抗日战争恐怕无法支撑半年以上。

4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了盐务总局,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在此7年前,中国海关实行海关新税率,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行使关税主权。

至这一年的6月底,国家税收总额达到法币8.7亿元,是8年前的2.6倍。而贸易逆差为1.5亿元,不足两年前的一半。

至1937年,中国棉稻麦也基本实现了自给,经济学家何廉说:“农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之路”。

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作底子,忙碌的中国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正致力于将拥有170余万人,超过180个师却隶属不同派系的中国军队整训为一支现代化武装。按照他们的计划,到1938年底,中国将拥有60个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陆军师。在湖南或是南京等地兵工厂,已经制造出德式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金陵兵工厂出品的重机枪已经与德国制造的一样好。到1937年5月,中国空军已有600多架飞机及262个机场。

到这个时候,1936年12月首批征集的新兵约5万人已经入伍,这得益于当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兵役法》,推行征募并行制,“凡我国民须知服行兵役为人人应尽之义务”。这也使得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半年内,中国能够迅速征募约70余万壮丁,作为士兵投入到战场。

1937年上半年,从西安事变中脱身不久的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多次进行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并最终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全国大体上实现了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大约两年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川黔已入蒋委员长统治的范围,在另23个行省中,他的力量已扩展至11省。云南不久也将划入他的统治。”

蒋介石还在致力于推动他的“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的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他说,“我们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应该具备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

这一切的种种努力,成败得失均有之,但多少给了百年积弱的中国的人民以一些信心。或许是出于鼓励国人信心,胡适在较早前说:“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灭损这二十年总进步的净盈余。”

至1937年的那十年,在学界亦有“黄金十年”之称,虽然仍旧内忧外患不断,仍旧是百弊丛生,但于内,中国步入了近代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于外,至少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则有屈以求伸,蓄力备战的战略谋划。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

而战争打响两年后,一位外国学者着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

但是,日本没打算给中国从容备战的时间。他们已查觉到中国的种种变化,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写,“如让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自强机会,日本就会等于自杀。”

这一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日本朝野觉得中国日渐中央集权、充实军备和修筑国防工事,将会从抗日走向侮日的道路,日本将不惜用一切手段,甚至直接在中国夺取政权。

而紧随而来的卢沟桥枪响,使日本也陷入了长期苦战的泥沼,也使中国耽误了和平建国的机会。

常常有这样的假设:如果再给中国五年时间,又会怎样?

历史不能假设,但70年后却给了我们回望与反思的视角——1937年7月7日前,尚未被硝烟笼罩的中国。

1937年

元旦

一代文豪胡适用了7个半小时,才写完了一篇3千字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三个愿望,但后来却只实现了一个。

3月3日

老资格外交家王宠惠接替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这或许是当时中国最不讨好的一个职位。但数年之后,居然峰回路转,百年来的外交弱国一跃而成世界五强。

6月12日

孔祥熙出现在德国贝西特斯加湖畔的希特勒别墅中,宾主言谈甚欢,但最终没有能挽回中德多年的军事合作关系。虽然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亲自参与指挥了当年的淞沪会战,却不得不在次年黯然离华。

8月

宋子文主持救国公债劝募工作,以抗日救国为号召,1个月内,公众认购2.4亿元,完成设定总额一半。

12月14日

王芸生在给《大公报》写下最后一篇社评《不投降》后,率领《大公报》西迁,他给上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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