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中国如何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组图)

2020-06-10 11:00 作者: 郝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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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期间,中共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也不能幸免。(网络图片)

1967年底,湖南醴陵第二中学的物理教师周友华写信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判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受到陈伯达支持。周恩来总理派驻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主持过一些讨论会,周友华曾被郑重地请到前排就座。

周友华在醴陵二中图书馆的墙壁高处挂了一个重锤,长时间地记录重锤尖点的位置,他发现重锤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呈现出季节和昼夜等变化,变化的相对幅度约为十万分之几,周从而得出结论说万有引力常数随温度变化,提出了一套“热轻冷重”学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同周友华进行辩论,指出所观测的可能是墙壁的热胀冷缩效应,周则提出墙壁很“结实”,重锤悬点绝不会移动等缺少基本实验证明的论据。辩论不过了就说:“你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沈觉涟回答:“我和你一样挣56块。”周说:“你相对于我就是反动权威。”然而那时还可以进行辩论。沈觉涟、赖武彦和我三人还写了两篇文章,批判周有华的谬论,刘西尧吩咐把这些文章都铅印成单行本,供大家讨论。

不过这种情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呼声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走向高潮。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中央党校的造反派,以及外地来京人员构成的大批判组,纷纷作调查,写文章。中国科学院也成立了学术大批判组,由驻院解放军代表直接领导。不久,他们写了一篇大块文章。要送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已经印成了专供“中央首长”阅批的大字清样。

中共也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
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被中共批判。(网络图片)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在1969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07期第3、4版上刊登了题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必须批判》的长文,署名是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另外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是,爱因斯坦“不打自招”,承认自己是马赫的门徒。原来爱因斯坦在纪念马赫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受到马赫思想的影响。由于列宁曾经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过马赫的哲学思想,只要和马赫挂上钩,就可以“大获全胜、班师回朝”,不必再作分析。其实,同一个列宁还说过,马赫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

刘西尧在中关村福利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我和几位年轻同事的态度是:内部讨论由他们说去,我们管不了;文章不能公开发表,给中国丢人现眼。不过,进入会议室后,发现已经轮不到我们发言。原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竺可桢等不少前辈学者也坐在那里。

周培源的发言使那些批爱因斯坦的积极分子们大失所望。国内物理学家中直接随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只有周培源和束星北二人(关于束星北是否同爱因斯坦工作过,科学史界已经提出质疑)。由于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担任过上校物理教官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束星北远在山东。批判家们希望周培源能“揭发”一些第一手材料。周培源的发言却可以概括为“回忆爱因斯坦”。

周培源首先回忆了在普林斯顿工作时期的爱因斯坦如何衣着朴素、如何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在战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周说,有人批评爱因斯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不知道历史。法西斯德国驱逐和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爱因斯坦的态度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钱学森发言时首先说,昨天晚上读了革命小将的稿子,感到非常兴奋,我们年轻时就写不出来这样的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敢于向爱因斯坦这样的学术权威挑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接着说,爱因斯坦这个人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仅限于科学界。如果我们能根据毛泽东思想对爱因斯坦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就会在国际科学统一战线中增加许多朋友,否则就会失去一些朋友。因此我们要极为慎重、做好调查研究,不要急于发表文章。

这次会议上有位学物理的年轻人发言说,根据相对论,珍宝岛事件中谁先开枪,只要换一个参考系就可能颠倒过来。他忘记了罗伦兹变换保持因果性不变这一基本原理。不过,这类由青年科学工作者指出的“问题”,确实给当时进驻高等学校和研究所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留下深刻印象,增加了他们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对学术观点的决心。所幸的是那位青年人后来科学上进步很大,15年后成为正教授,对相对论和引力理论都有过贡献。

那篇文章终于没有在“两报一刊”发表。

不久,大批判组的成员们到上海去“汇报”他们的观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他们同工人座谈。座谈会上这些人自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上海的工人理论家们指出:“你们这是搞纯学术批判”、“对于爱因斯坦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首先要从政治上批倒批臭”。

这些受到了深刻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兴奋地回到北京,在物理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汇报上海之行的体会,比较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感受。物理所的一些研究人员从会议室走进走出,个别人提了一两个问题,没有人对他们表示支持。被“结合”在所革命委员会里的革命干部郭佩珊说:你们看,我们的人都很忙,以后你们写了文章送给我们学习学习就成了。

大批判组接着到原子能研究所(后来从中分出高能物理研究所)去汇报。作完报告、一个问题也没有。主持人表示感谢,宣布散会。于是,大批判组得出结论,对批判爱因斯坦“越是外行越支持、越是内行越不支持”。外行们着手组织更大规模的批判行动。

原来陈伯达对于批判相对论作过“指示”:应当开万人大会批判相对论、把中学生、小学生都请来。不久,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们筹备就绪,写报告给空军党委,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当时航空学院归空军“军管”)。空军党委把报告送到陈伯达处请示,陈却在报告上批示说:先不要开万人大会;要作千百次实验证实或推翻一个论点;用五十年可以,用一百年也可以。

陈伯达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的原因何在?原来这时陈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着陈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修正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你陈伯达的本性也不会改变。”1970年8月党中央卢山会议上陈伯达配合林彪要设“国家主席”,要称毛为“天才”。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接着就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当时只是“指陈射林”,并未点出林彪的名字。直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之后,才正式提出“批林整风”。陈伯达在最后的日子里,以“科学技术”作救命稻草,跑到天津去抓激光技术的推广。

这时,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开始降温。1971年初,驻中国科学院首席军代表石煌宣布,今后各个学科的大批判,由各个研究所负责,院里不再统一领导。

对爱因斯坦的这场批判,剩下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本人的作用。我知道两件与此有关的事情,两者都直接涉及到刘西尧。

1971年“9・13”事件的保密时间较长。到了9月底,绝大多数普通老百性还不知道林彪出了事。当时我和陈春先等正在起草一篇批判陈伯达的大会发言稿。我们提出应当把陈支持批判相对论写进去。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不是陈伯达自己的事,这里面有毛主席的意思,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写。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钱学森在国防科委内部贴了刘西尧一张大字报。大意是:你说过批判相对论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你又不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的指示,你就是捏造毛主席指示,否则你就是扣压毛主席的指示。

我估计刘西尧从陈伯达那里听说过毛主席关于批判相对论的话,但并没有机会直接见到毛。陈在位时,刘按照陈传达的意思办事。由于不能排除陈伯达“假传圣旨”的可能性,陈倒台后,刘只能缄口不提毛。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责任编辑:李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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