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的高阶华裔智囊 亲历文革 对华政策推手(图)

2020-07-08 08:40 作者: Cha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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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说,出生于中国的迈尔斯-余是“我的团队的核心部分,就如何确保我们在面对[中共]的挑战时保护美国人和保障我们的自由向我提出建议”。(图片来源:美国国务院/公有领域)

看中国2020年7月8日讯】(编注:本文为GNews的CharlesS编译的“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刊登于The Washington Times《华盛顿时报》),讲述美国国务院高级华裔顾问余茂春先生的故事。在过去三年中,余茂春先生一直是川普(特朗普)政府内强大的幕后力量。)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国到迷雾般的真相:余茂春是重新了解北京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Miles Yu)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期开始了在中共国农村的生活。当时红卫兵狂热分子在全国串联,捣毁并消灭了该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痕迹。如今,他是国务卿迈克・彭佩奥(Mike Pompeo)的首席中共国政策和规划顾问,是那些位于国务院七楼充满传奇的政策规划人士的重要一员,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顶层人物,距彭佩奥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

一次不可能的旅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现在的我生活在美国梦中,我认为世界应该毫不吝啬地感谢美国,正如[总统]里根说,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余先生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独家采访时说,“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彭佩奥先生赞扬余茂春先生是“我团队的核心。这个团队向我建议如何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时确保我们保护美国人民并保障我们的自由。”

规划办公室曾经由1947年出版的《X先生》的作者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领导。该机构为美国冷战遏制政策奠定了基础,该政策最终将苏联送进了历史的灰烬中。

余茂春先生多年为《华盛顿时报》撰写“透视中国”专栏文章。他1985年从中共国前往美国。四年后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与镇压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学生,他成为自由与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担任现代中共国和军事史教授。

关键决策者

在过去三年中,余茂春先生一直是川普政府内强大的幕后力量。川普政府已重塑了美国对华政策,该政策重新定义中共国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余茂春先生将对待中共国的新方式称为“原则性现实主义”。

“余茂春先生是国宝,”退休的空军准将、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Gen.David Stilwell)将军说,“他了解民主与专制统治之间的区别,并且能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更好地解释它。”

在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也是中共国政策的低调而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他称余茂春先生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团队的“宝贵资源”。

博明说:“在极权主义下成长的经验使他成为极权最有力的敌人之一。”

史迪威先生说,不仅从学术角度,而且作为政策实践者,余茂春先生对美国和中共国各种学说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对冷战和美-中(共)-苏联的动态有着清晰认识的学生。他了解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战略制定中的重要性。”史迪威先生说。

在彭佩奥先生的领导下,余茂春先生和史迪威先生汇集了一个由对中共国的现实主义者组成的小组。他们着手系统地重订了他们认为是对北京的绥靖政策。

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包括香港出生的工程学教授,科技顾问蒋蒙(Mung Chiang)和最近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凯利・柯里(Kelley E.Currie)大使。

现年57岁的余茂春先生,作为对中共国政策规划的关键官员,他作为智力驱动力量,一直在帮助彭佩奥先生和史迪威先生制定和执行川普总统面对中共国时“美国第一”的政策。

余茂春先生是一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分析家,是为数不多的有能力解读中共话语的美国高级官员之一。余先生能够识别在中共国领导层隐藏的漏洞和弱点,这一点他比美国朝野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做得更好。

例如,北京使用诸如“双赢”,“相互尊重”和其他中国谚语之类的词,余茂春先生称之为“如果你真的了解中共国的语言和文化,就明白那不过是汉语中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通过利用民主的开放和经常混乱的政治交流,中共领导层“已经能够俘获很大一部分美国对华政策精英阶层人士,并让他们在西方资本和智库的游说中为中共国讨价还价。而美国却遭受持续不断的批评,称我们为所谓的“抨击中共国份子”,另一些美国人被则定罪为“边缘疯子”,称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想法是污秽以及不正确的。”余茂春先生说。

他说,川普政府是几十年来第一个认识到北京打“美国牌”远好于美国打“中共国牌”的政府。他还认为,中共国的系统实际上是由一个不愿被外面(自由)世界所影响的共产党统治的,他们决心创造自己的世界秩序。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以中共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强化下,该体系已成为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战略竞争者,这两种主义的结合使中共国试图把自己置于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中心,以牺牲西方的自由秩序和民主为代价,余茂春先生说。

彭佩奥先生在最近的几场讲话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新方向,其中特别指出,中共才是双边关系的出问题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民。

国务卿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认为是北京的不当行为,包括网络攻击,知识产权盗窃,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侵略和在中共国西部镇压超过100万名维吾尔族人。

史迪威先生说,余茂春先生是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这些会议有助于美国勾勒出局势的全貌以及是如何发生的。

“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我们都欣赏中国,把它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区别开来。”史迪威先生说。“余先生在这个制度下成长的经验是无价的。”

中共国少年时代

余茂春先生出生于安徽省东部,在现今中共国特大城市之一的重庆长大。从1966年开始,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国遭受了最新的十年浩劫,该时期被称为文化大革命。

为了符合共产主义革命教条,历史被清除,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打为“国家的敌人”。

“虽然我还太年轻,不能完全体验到当时的政治疯狂,”余先生在采访中回忆道,“我的童年的纯真还是惨遭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诞、尖锐的意识形态的破坏、颠覆。生活、社会信任和公共习俗被毁,并对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任何东西都怀有仇恨。

这位学者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毁灭。

文化大革命以1976年毛泽东逝世而告终,在邓小平和其他毛泽东继任者的领导下建立了改革式共产主义。评论家说,如今在同时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标志性行为正在重返中共国,包括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对习近平个人崇拜。

受到里根的启发

高中毕业后,余茂春1979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在他的教授中,有几位美国人,做为富布赖特学者交流计划的一部分。

他说:“我很快意识到,我在浪费时间研究强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

是里根(Reagan)启发他探寻美国。余茂春先生通过美国之音在中共国的广播秘密听了里根在1980年的一些演讲。在这位年轻的中共国学者看来,这位总统候选人似乎是最雄辩的西方领导人,他了解意识形态驱动的极权主义制度,明白这种制度无论在何处尝试,都会遭遇惨败的原因。

余先生宇回忆说,里根总统“启发我来到了美国。”

1985年,他到达纽约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随后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余茂春支持了中共国爆发的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此抗议最终以天安门大屠杀结束。

在伯克利,余茂春先生积极参与组织志趣相投的研究生们,并帮助在旧金山湾区安置来自天安门事件的中共国难民。

他还主持了中共国论坛(China Forum),该系列讲座为包括吴弘达(Harry Wu)和方励之(Fang Lizhi)在内的关键中共国持不同政见者发出了声音。其他演讲者包括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Lilley),学者夏围(Orville Schell)和作家包柏漪(Bette Bao Lord)。

余茂春先生1994年从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海军学院的教授,在那里他为数百名未来的海军军官教授了中共国和军事历史。他的一些以前的学生在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担任与中共国有关的职务,仍尊称他为“余教授”。

“教导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既是荣幸又是特权。”他说,“它完全满足了我在1980年代初受罗纳德・里根启发的思想追求。”

了解中国

尽管美国有进步,但在川普政府上台前,它对中共国的几个关键的政策主张都是错误的。

他说,自从美国政府在1970年代与北京建立关系以来,华盛顿对影响两国关系方向的能力就过分自信。

冷战时期的决策者们赞扬了打“中共国牌”的策略,这个策略使美国亲近北京以打压苏联。但余先生认为,在现实中,是中共国打了“美国牌”来为它本身谋取好处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其次,美国政府经常不能区分或充分阐明中国人民与执政的中共统治阶层的区别,余先生说。

“在当今的中共国,人们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热情追求,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冷漠,而这些却经常被我们的政策和文化精英,将其与坚持僵硬而教条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内部核心相混淆。这个核心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垄断者,是近来意识形态上最陶醉的共产党员。”

美国的高级官方声明经常提到“中国人”,而没有区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专政的政权。

余茂春先生说,另一个重大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们未能正确地衡量北京的弱点和脆弱性并采取相应合理政策。

“我们不愿意屈服于中共经常虚张声势的泡沫。”余茂春先生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对华政策是基于“愤怒管理”模式实施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计算中共对我们的生气程度来制定我们的对华政策,而不是最适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他说,这种做法是由于对中共国的策略的一个根本误解:首先将愤怒的程度提高到最大,以了解美国的反应。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屈服于中共的诡计,并使我们的对中(共)政策去安抚他们的敏感和,以避免与总是被想象和夸大、貌似似被激怒的中共直接对抗。如此以往,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美国拥有的超过这个独裁政权的巨大声誉和现实的优势及影响力。”余先生说。

他说,实际上,中共国政权的核心是脆弱而软弱的,它害怕自己的人民,偏执地臆想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

私人分析家说,余茂春先生对中共国坚定、现实的评估终于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胡佛研究所的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说:“多年以来,余茂春的声音一直无人理睬,他警告中共国帝国主义进程,中共国系统性的商业盗窃和作弊,以及中共国的共产主义狂热。”

“美国最终听取了他和另外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的意见,而他的身份地位的上升是美国对中(共)政策过去20年来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维克多说。

(原标题:余茂春是重新了解北京的关键人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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