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侠在军中（图片来源: 合成图 今涛拍暗）
【看中国2025年7月18日讯】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到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废黜胡耀邦与赵紫阳，中共高层权力更替均属“政变”性质。这些最高权力的易位过程并非透过党内民主程序，如公开辩论、竞选或投票，而是秘而不宣，公众直到胜负已定、局势稳定后才获知内情。因此，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坛的一系列权力变动均可称为“寂静的政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高层每次“寂静政变”的背后，军方始终是决定性力量。在党内派系争夺最高权位的斗争中，军方的立场与态度往往决定派系斗争结果。由此可得出结论：中共在稳定时期是“党指挥枪”，但在特殊历史时刻，枪杆子反过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无论何种形式的“政变”，本质上都是宫廷权力的更替，政权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中共内部的政变从未带来真正的自我革命。
从“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成立说起
2025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与习近平执政以来成立的诸多领导小组不同，此机构的负责人与成员未公开。过去，习近平亲自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成员名单也均公开。
新设的“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似乎是对既有小组的整合与规范，强调“对重大工作实施更有效的统领和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并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提升决策议事效能，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我的观察与分析是：习近平此前成立的领导小组，涵盖内政外交、统战与资讯等领域，实质上架空了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和国务院的行政统筹。无论是“一带一路”巨额投资、雄安新区建设，还是对俄罗斯的“上不封顶”支持，相关政令均绕过政治局与国务院，直接由领导小组执行。这与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形成鲜明对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某种意义上，习近平的“小组治国”废止了政治局与国务院的决策和行政权，类似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另立中央的做法。
新成立的“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有别于以往领导小组，却具有相当权威性，负责“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既然政治局常委本就负责重大决策，为何还要另设机构？推测答案可能是，中共元老已介入高层议事，该机构旨在协调元老与政治局、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军方，形同多方联席的常设机构，不仅约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还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及二十一大布局，以确保政权平稳过渡。
由此推论，2024年三中全会后，中共内部可能已发生一场秘而不宣的“寂静政变”。
枪杆子里面发出异样的“声音”
2024年11月29日，习近平军中亲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的消息公开。仅仅5天后，《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系列文章：《带头坚持党性原则》（12月4日）、《带头坚持集体领导》（12月9日，作者：邵天江，河南省漯河军分区）、《带头发扬党内民主》（12月11日）、《带头维护班子团结》（12月16日）。这些文章的标题和内容形成鲜明指向，绝非针对苗华个人，而是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不禁使人联想到，当年邓小平对华国锋的降维打压，由《解放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由《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转载，透过抢占理论制高点（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无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最终取代华国锋在宣传领域抢占话语权，也透过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在军中建立威权，可谓枪杆子与笔杆子，两个杆子都要硬，而背后的政变过程却是静悄悄的进行。
反观现实，苗华作为习近平亲信，其落马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解放军报》随即推出的四篇专论，显然不是基层官兵自发撰写，而是高层刻意安排的“组合拳”。系列文章强调的是：任何人不得违背党性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唯有发扬党内民主，才能维护团结；若不尊重民主，即破坏团结，军队就不会围绕其核心凝聚。终结苗华政治命运的力量，在透过《解放军报》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显然是在抢占宣传制高点，在政治上置对手于不义之地。
透过检索发现，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解放军报》未见直接宣传“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文章。相比之下，2016至2023年间，该报多次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如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党建会议上的讲话被广泛引用。这表明，军队宣传口径已发生显著变化。
当枪杆子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中共高层可能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局，而政变过程仍然是静悄悄的，外界无从知道其中隐秘。
我们再比照一下九十年代初的一次高层政变，江泽民是党的总书记，李鹏是总理，党权与政权与背后的极左元老们强力左转，改革开放进程将被逆转，此时改革派只能借力军方，才能使改革开放继续进行：1992年，邓小平在杨尚昆陪同下南巡，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针对江泽民的左倾倒退。同年3月，杨白冰代表军方表态，称军队是改革开放的坚强后盾，《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一场“和平政变”，军方的声音决定了派系斗争的结果。
若33年前军方高层发出的声音是为改革开放护航，那么此次《解放军报》四篇专论，是否在强力反对最高领导人的核心集权？这是否预示着中共将终结个人专权，重回集体领导的共治模式？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推论：“中央议事协调小组”的设立，正是这一声音的体现，强调集体领导，而非个人独断。协调机构成立前后，一系列的迹象也在映证习近平的威权受损，常委们在一些重大活动中各负其责，过去元老的部下也开始受到重用，为四中全会召开，甚至为中共二十一大召开的谋篇布局已然开始。
‘寂静政变’难以带来‘自我革命’
自1976年以来，中共多次发生标志性“寂静政变”：
1976年“四人帮”被捕：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抓捕“四人帮”，十余天后才公布。华国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无法终结文化大革命；
1978-1981年华国锋下台：透过思想路线转向和人事调整，邓小平逐步架空华国锋，耗时三年，期间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但邓小平掌权后，用四项基本原则代替了两个凡是。
1986-1987年胡耀邦被逼退：透过“组织生活会”而非中央委员会公开辩论决定，半年后才公开人事调整。
1989年赵紫阳被免及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决策过程秘而不宣，属黑箱操作，制造了‘六四’悲剧。
九二南巡本质上也是启动政变，继续改革开放，但只限经济领域，强力反对政治改革。
2012-2014年王立军事件至周永康案：从王立军出逃、薄熙来落马到周永康被查，过程隐秘，真相未公开。
习近平修宪连任：未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公开讨论或征求社会意见，打破常委年龄和任期限制，实质为精心策划的“寂静政变”。
这些政变手段各异，但具备共同特征：内部启动、过程隐秘、缺乏党纪国法依据、控制媒体、改变权力格局。公众仅见结果，资讯控制与权力转移展现了中共政治的独特逻辑。
从2024年7月三中全会及北戴河会议传言，到11月苗华落马，再到2025年“中央议事协调小组”设立，时间跨度已超过八个月。种种非常态迹象令人推测，中共内部可能正在发生又一场“寂静政变”，与曾经发生的政变有诸多相似之处。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策专权、在军队快速安插亲信，以及对元老的高级别监控，导致经济危机和派系利益严重受损，达到无法承受的严重程度，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外交关系严重危机的状态下，政治元老、不同派系、利益集团及军方可能联合反制发生政治大变局，也是必然的事情。
惊心动魄的政变静悄悄的进行，中共利益共同体仍然会维持表面的团结稳定，以免引发全国性的动荡与社会危机，毕竟他们共同生存在一条红色大船上，保持安静与表面和谐，是他们的生存智慧。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或二十一大，我们也只能看到结果，难以窥见过程与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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