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完)(圖)

2019-07-22 05:15 作者: 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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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街頭(Pixabay)

【看中國2019年7月22日訊】(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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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歡迎,都已不是限於此時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戰後美國流行文化更見強勢。對當時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過一點英語教育的年輕人來說,向時尚的英美文化傾斜也是可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個在香港有象徵意義的英美文化事件,我會挑1964年,英國披頭四樂隊第一次出國在美國表演後途經香港演出一場,把藉藉無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時尚文化地圖上。當時真的在現場看過演出的人不會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駐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過卻引起華人衛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視之為洪水猛獸,中文商業電臺甚至禁播披頭四歌曲。誰知一發不可收拾,本土年輕人紛組樂隊,唱搖滾民謠,男孩甚至留「長發」蓋著半邊耳朵,這樣一來,離穿迷你裙、牛仔褲的日子也不遠了。這事件突顯了香港兩代之間的代溝,文化話語權世代之爭的揭幕,年輕人不要土氣要洋氣,而香港開始自命是可以跟上英美時尚的城市。

誰是這些新一代,為什麼聲浪這麼大?他們是二戰後特別是49年後在香港出生或稚齡來港的一代。因為當時人口膨脹,所以實質新生人數也特別多,這個現象由1945年一直維持到60年代後期,以20年一算的話,是香港人數最多的一個團塊,所以叫嬰兒潮。

到1960年代末,超過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歲以下的。到19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佔總人口六成以上。

因為人多勢眾,他們的文化取向,就帶動了香港文化板塊的移動。

首先,他們生長於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大陸情懷,而且他們長於楚河漢界的冷戰年代,也即大陸令人不安、運動不綴的50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數外,大多對大陸不但沒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負面印象。

第二,他們長大的年代,香港漸漸富起來,財富水平與大陸越拉越開。

第三,富起來的香港讓他們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

第四、67年的左派騷動引起社會動盪,不得人心,驅使大多數港人接受當時惟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正當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67年騷動後也更加重視親民,並開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經過71年至82年的11年麥理浩總督的勵精圖治後,香港幾可說脫胎換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第七,連嬰兒潮一代的父母輩的心態也改變了。香港從一個過客、僑居者、移民為主的城市,變成一個長期定居者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無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嬰兒潮一代普遍受過英語訓練,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60、70年代的新英美文化。那時候,可以說世界上很多年輕人都喜歡這種英美新文化。故此,因為冷戰宣傳、英語教育、財富水平、消費習慣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們跟同代大陸人在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和世界觀上差異很大。

第九、他們開始出國旅遊,又想去英美加澳紐等英語發達國家留學,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畢業後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後往往是回流,發覺香港反而是個可以給他們有機會發揮的地方。

第十、沒錯,香港的居民終於對香港有歸屬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原來他們哪裡都去不了,英國不是隨便去的,大陸還不是可以去的,他們不能自認英國人,也不願意被人家以為是大陸人,故此也不自稱中國人。沒選擇下,他們叫自己香港人。後來越叫越順,引以為榮。

這是「香港人」的出現,不是很遙遠的事。

「香港人」是被發明出來的、被想像出來的、被建構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有物質性的、有歷史意義的現實。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對港政策敏銳的反映了新現實,不是宗主國派總督來直接統治香港,而是用一種創新型的間接統治,即回歸中國後一國兩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舉一個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覺意識濫觴的象徵事件,我會選在1967年騷動期間的9月創刊的《香港青年週報》。創辦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個前衛作家,當時還是個青年,卻已創辦過好幾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識也不是嬰兒潮的專利,每個大潮之前總是有先行的弄潮兒﹞,他在創刊號明言:「我和盧昭靈是針對《中國學生週報》而出版《香港青年週報》的:為什麼是中國學生,香港學生沒有自己的刊物麼?」香港成了主體。

大致來說,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方面卻同時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說的本土化。他們對中國的興趣較弱,但他們的香港意識更強,因為香港是他們惟一理解、也是惟一無條件接受他們居留的生存空間。他們別無選擇。

經過50至70年代的醞釀發酵,80、90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識、香港認同最旺盛的年代。

不過也在此同時,這種心態開始受到新挑戰。

因為97回歸問題,在80、90年代香港出現幾十萬人的離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嬰兒潮中產者,他們為了政治保險加上子女教育、清新空氣、居住空間等自選的理由,帶著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去加澳紐。他們之中,有些為了事業不斷往返香港與移民地,如空中飛人。回歸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總的來說並沒有減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在97前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紐者回流到香港或大陸發展。但不管在大陸哪裡,香港人都會被認出是香港人,可見港人與大陸人有差異,偶然他們會被誤認為是臺灣人或新加坡人,不過他們會立即矯正說自己是香港人。

不過總的來說,大陸的改革開放及回歸的安排,開始逆轉150年以來邊界由松到緊的總趨勢--由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後的緊,到80年代的極緊,到回歸後緊中帶選擇性的松,到今後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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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佔人口百分九十五以上,而其中廣東人又佔絕大多數,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皆必須學會說流利粵語。除英語系的文化外,其它少數民族的文化在香港是存在卻不在主流社會的視野裡的。這個粵語族群的獨大性有兩個效果:一、大部分港人對族群問題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興趣,不像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臺灣;二、獲大多數人認同的本土文化主體性較容易冒現。

為了方便討論,我們這裡做個小總結,就是到了1950年代,香港至少已並存著八個可識辨的文化系統或亞系統,是一個多文化而不是單文化的局面,也可說都是當時香港的本土文化資源:

一、中國傳統文化。

二、廣東地方傳統文化。

三、廣東以外各省地方傳統文化。

四、民國新文化,包括各種已經由中國人過濾後的現代性思想,以及民國時期國民的新生活形態、新價值觀和新文藝,不過在49年後的香港,豐盛的民國新文化往往被偏頗的體會成上海都會摩登文化。

五、中共的黨國文化,當時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觸不多。回歸後這方面的認知會加深。

六、英國殖民地文化,特別是在體制、法律、精英的心態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為主,向英語系國家傾斜,二戰後以美國馬首是瞻,意識形態跟隨美英主流,消費和流行文化方面後來旁及法意德日等發達國家。另外還有南洋、南亞(包括尼泊爾)、俄羅斯等少數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變身為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節點,許多精英份子成了企業管理人,並接受了列根戴卓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加上國際化的消費及大都會生活方法,在許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識中,香港的資本主義性格、企業性格、國際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雜種的本土文化。這已超過了上述文化的多元並列或淺度觀摩交流,而是帶著創造性毀滅的、混血的、自主創新的新品種、新傳承。雜種本土化是以香港為主體,把上述七個系統的文化拿來揉雜的一個創新生產過程。

60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個文化系統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們招手。他們文化的胃口已經很混雜,只差一個可依傍的主體性。他們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費上要與歐美新潮同步,然後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費者,更想成為生產者,於是自己動手動腦,那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為土法煉鋼般加入了本土元素,一個雜種的本土產品就出現了,就算一時間不能登大雅之堂,卻引起心態相近的年輕人的競相加入生產行列,強化了本土特色,持續發展下竟形成市場,並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應,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認同,本身成為一支可識辨的、有主體性的雜種本土文化系統,被稱為港式、港味、港產,或直稱為香港文化。

這一波的在香港製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粵語。

所謂港式粵語,口語包括港腔廣府方言,新的俚語流行語,以及夾在粵語句法裡的英語單詞斷句。書面語則由舊三及第﹝白話文、文言文、粵語方言﹞轉向新三及第﹝仍帶文言風的白話文為主構,加上粵語詞句,偶然出現英文﹞。

49年後香港在英美文化與國語文化的衝擊下,粵語的文化產業一度頗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出粵語片,72年完全停拍,73年也只有一出《七十二家房客》是粵語的,誰知道該片成為票房冠軍,粵語片一下子復活,港產片在原產地香港從此是說粵語的。

類似情況發生在流行樂壇,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國語歌壓倒粵語歌,但到70年代幾年間港式粵語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產國語歌,並在流行程度上遠超過英美流行曲。電視方面,60年代有中文電視之初,港人愛看配了粵語的美日影集,70年代初還看臺灣進口的古裝連續劇,但到76年後,中文臺黃金時段大都是粵語的港產節目,特別是粵語連續劇。

80年代的粵語流行曲很能說明情況。當時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編的是居港的外籍編曲家,樂手混音師是菲律賓音樂人,中文歌詞的填詞者故然是香港華人,但他們除部分作品純以方言俚語入詞外,更多是用較雅的三及第書面語填詞,而歌手以華人佔多數,其中不少是從唱英文歌、國語歌轉到唱粵語歌的。這是典型的雜種本土產品,多方挪用混合,卻有很強的主體性,成就了本土的文化身份。現在世人一般所說的香港文化,可說是這一輪雜種本土化的結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進口強勢文化的消費地,但光是消費是建立不了自己鮮明的特色文化的,一個消費城市要跨越成為創新型生產﹝不是加工﹞城市,它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個後發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創新型文化產業,就免不了一場雜種化加上本土化的過程,或叫自主創新。

香港的雜種本土化由來已久,見諸大排檔奶茶和30年代的西裝粵劇。49年後,香港也是國際和國語文化的消費城市,然後才出現本土化或應該說是再度本土化的現象。因為有了嬰兒潮這股本土生力大軍,這次再度本土化大潮規模比以前任何階段更大。

無可避免的是,後發大城市的再度本土化,一定是要混雜多方文化的,故稱之為雜種,意思是這些新本土品種是不能還原為源頭的「純種」的,還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損,也是這個新文化品種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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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安排,決定性的影響了近20多年的香港發展,而回歸前後的情況,本書另有多篇文章談到,大家也比較熟悉,這裡不談了。

只說一點文化狀況。

由嬰兒潮到今天,香港又多了兩代土生土長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土性更強,更認同香港,更有當家作主的意願及行動力,對本土的物質與非物質遺產都更加珍惜。

另一方面,港人也對大陸更開放,所以普通話日趨普及,並對說普通話人士的態度比前友善。80年代及以後來到香港的大陸移民,再次豐富充實了香港文化內的大陸成份,有點像回到國語佔一席位的50年代情況。

回顧上文我們談到,香港民間因為沒有受到民國新文化運動和49年後唯物史觀以至文革的強力衝擊,某些方面比大陸保留了更多中國傳統的元素,特別是社會習俗、語文及民間「小傳統」。譬如說,香港的黑社會就比大陸更有傳承。

49年後,由於實質和心理邊界的出現,香港年輕人對大陸的風土歷史地理的認識,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齡的大陸人。

同時,大陸的黨國文化,回歸前也不是多數港人熟悉的。

黨國文化在中國共產黨接受斯大林第三國際指導的一刻就開始了,並在各革命根據地發酵,到延安整風後又更成型,到49年後,通過政權成為全國性的普及文化,大陸人將黨國文化的制度化實現簡稱為體制、又稱它的衍生狀況為國情,裡面有制式化的行為模式、自成一套的話語套句、不容挑戰的近代史論述、不可逾越的意識形態禁區,和大量的潛規則。這文化雖深受蘇聯影響,後來也發展了中國的特色,可說是一種由官方推動的大陸新雜種本土文化,不能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新文化。黨國文化有很強的持續性,到改革開放後30年的今天並沒有中斷,但確也在不斷的演變。

這個大陸黨國文化曾經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歸後獲得更大的伸展空間,在特區的政界、商界與專業界如律師界已看到比較明顯的體現。

回歸後——特別是曾蔭權當特首後,大陸政府對香港政府的影響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來沒有過的。

近年,特區政府也像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動宣揚中國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學習大陸風土歷史地理常識,還是想讓香港人接受大陸的黨國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來也不缺的傳統文化呢?傳統文化到底是指魯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評的中國老調子,還是具當代甚至普世意義的中華價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養生術、生活藝術,抑或是強調中國特殊論的文明沙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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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的論述,大家或許會對香港的發展多了一些想法。我比較多說了一些歷史轉折點、一些影響深遠的政治決策及人口的變遷,為了讓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並指出香港人以及香港歸屬感、香港意識、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等說法是這幾十年才有的,可以說是帶著歷史的偶然性的。

不過,「香港人」這個身份一旦出現後,以後的香港發展就必須正視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願。

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個身份,國族的﹝中國人﹞、省籍的﹝廣東人﹞、地籍的﹝佛山人﹞,甚至鄉籍的,並有宗親氏族的身份、行業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階級身份、政黨身份等等。

他們進出香港大陸,往往反而並不以香港人自居。

49年後,很多人把國與族拆開,不認國籍(中國人),只認族籍(中華民族、華人、華裔),其他身份照認不誤。

他們在香港留下來,並漸漸以香港人自居。

回歸後,國與族再歸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的存在。

這是事實,不是問題。

在複雜的當代世界,身份不應是非此即彼的,一定要找到共存共榮之道,即英國政治學家戴維?赫德所說的「多層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西歐城市人,既有所屬城區的選舉權、市的選舉權、省的選舉權、國會與國家首長的選舉權,並有跨國歐洲議會的選舉權,而她所屬的社會黨本身是國際社會黨組織的成員,可以通過影響自己的黨去影響國際事務,另外她還是本國律師工會成員,也是總部在比利時的無國界律師組織的義工,正在替剛果內戰的婦女受害者提集體訴訟,而她自己正職則是替一家外資企業打工,常出差BRIC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

並不是只有城邦才有公民,這在古希臘已有人提出,而有國家才有公民的觀念則更是後來才建構出來的。現在的趨勢是公民身份同時往更微觀的身份及更宏觀的身份擴展,每個現代人都會有很多身份,多層次多方向的分屬多個社群,公民身份不應被任何一個社群所壟斷,反而應在每個社群內發揚公民權、履行公民義務。

身份問題曾給香港人帶來困擾,但大家都應有足夠智慧,拒絕有你沒我、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讓多層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榮。這次我的很選擇性的香港社會文化史論述,就在這裡打上句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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