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調查:毛主席和鄧小平都好 不提江澤民


在舞陽縣藕池村,中飯後,我請支書陪我走訪幾家農戶。轉到村南邊,看到一棟簡陋破舊的小屋,全是瓦頂,土坯牆上還有一個大窟窿。心想一定是該村特困戶,於是入內參觀。室內有一老翁,見我們進門,連連招呼我們坐下喝茶。

我一面與其攀談,一邊觀察室內狀況:一隻用木凳搭起的木板床,被褥與蚊帳雖陳舊,卻也乾淨。一隻口徑一米左右的大缸,大概是貯藏糧食用的。臨窟窿一邊的牆下,堆放著各色雜物。被煙燻黑的屋頂、屋樑上,積滿了蛛絲。

老漢現年70歲,生有三男一女,早已各自分家過活。老伴恰到閨女家去玩了。村裡兒女婚嫁,多在附近村裡。我問老漢:"為啥不與兒女住在一起,享享清福?"老漢講得很實在:"自己還能動動,還是兩老獨自過活自在些。住到兒子家去,看他夫婦倆忙著,自己閑著也難受,吃頓飯也不舒坦。"老漢還種著自己的承包地,由兒子們幫著耕種與收割。他平時看幾頭牛。在門前的大樹底下,拴著兩頭大黃牛,還有三四頭小牛在村邊地上吃草、玩耍。養牛算是老漢的"富民工程"了。 

  不多一會兒,陸續進來5位串門閒聊的村民,其中兩個年近40歲,另3位或60 開外了。 

  我問老農們:"在你們看來,什麼時候生活最難過,什麼時候生活最好過?"他們一致回答:"解放前生活最難過,分田單干後,日子最好過。"其中一位老漢指著另一位說:"他的日子才好過呢!每天早上喝一碗豆漿,吃一隻雞蛋,營養得很。"被指的老漢只是嘿嘿地笑,不說話。我問:"他的生活條件為什麼這麼好?"他說:"他的兒子孝順,又有能耐。辦了一家鋸木廠,賺了錢,還蓋了房子。我又問:"你們認為毛主席好呢,還是鄧小平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都好哇。" 

  "解放前,這一帶產量很低,且處低窪地,常受澇災。小麥畝產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120-130斤。一般土地,每畝百來斤左右,一受澇災,往往顆粒無收,只得逃荒要飯。" 

  "中農之家(王老漢解放前有30畝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無苛捐雜稅,一年勉強能接得上吃。但在那個年頭,苛捐雜稅特別沈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村民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兵匪之災,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 道 之災減少了。" 

  從他們的言談口氣中,你能感受得出來,毛主席依然是他們的"大救星",他們的"好皇帝"。看來"溫飽"與"安寧"是中國農民最重的要求,"年年有餘"或說"適度富裕"是中國農民最高的理想。看來,"適度富裕"與"和諧關係",應成為鄉村小康社會的兩大基本的亦是可行的目標。然而在西方與城市高消費文化的強烈刺激下,被激發出來的無限慾望正從城市蔓延到鄉村,是禍,是福,殊難預料。 

  農民的"三害"之苦 

  在開封黨校,我認識了一位教政治經濟學,現年41歲,畢業於鄭州大學經濟學系的胡老師。 

  胡老師的老家在太康縣某村,村裡還有一位60餘歲的老母親及弟弟一家。他對農村、農業與農民生活狀況十分熟悉,他堅持認為,內地絕大多數農民只是改革成本的承擔者而非改革紅利的分享者。概括起來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 他列舉兩例說明農民受後兩種災害的情況:   

  一、前幾天,他回太康老家去,那裡有不少農戶正在砍伐剛剛挂果的蘋果樹,騰出土地改種冬小麥。農民兄弟為什麼要砍掉三四年方能挂果的蘋果樹呢?那是因為三四年前,蘋果的市場價格較高,縣、鄉政府實施"富民工程",搞高效農業,指令農民種植蘋果。倘農民不願種植,鄉里派人到農戶的承包地裡來挖洞,還要收取挖洞費。希望農民增加收入,這是件好事,但一成為縣、鄉政府的"工程",確定指標、層層落實,也就侵犯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由於鄰近各縣普遍指令栽種蘋果,供求關係發生變化,致使蘋果價格逐年下跌。今年的蘋果,好的只有四五毛一斤,差一點的只有一二毛一斤,農民血本無歸。有限的承包地被蘋果樹佔領,不能種植小麥。小麥種不上,蘋果又賣不上錢,農戶只得忍痛砍樹,改種小麥,弄得怨聲載道。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 

  二、去年河南棉花的市場價格高於國家的定購價格,於是縣、鄉政府出動警力到各交通路口圍追堵截,甚至到農戶家強行徵購。今年棉花的市價又低於定購價。於是政府收購部門壓級收購,甚至拒收棉花。倘若拒收棉花,農民便無錢購買農藥與化肥,直接影響小麥的播種。 

  胡老師接著說,在自然之災、地方政府之災、市場之災的三害之中,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地方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裡就整日響起徵糧催款的聲音,農民一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 壓聞 民。去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與弟弟細算過一筆帳,在正常年景,一畝二熟,一熟小麥、一熟玉米,除去農用成本,純收入只有500元左右。他夫婦兩人,辛苦一年,勞動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給地方政府徵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你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 

  村支書的好處

  在80年代中晚期,村民中外出打工掙錢者漸多,有能力者更不願守在村裡去做吃力不討好的村支書、村長。但這種情況,自1992年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村裡有許多人爭做這份差使。因為他們發現,這份差使有不少好處。 

  "第一,從明的說,年薪提高到1000元到2000元之間(各村有差異)。第二,村主要幹部喝酒、抽煙幾乎不用自己掏錢:鄉里來人,他們陪著吃;村裡群眾辦婚喪,請他們吃。我粗略給他們匡算一下,光菸酒兩項,全年約在三五千元之間。第三,全村每年的計畫生育指標是由鄉里派定的,但把生育指標分派給誰,卻是村支書的職權,從中可以得到不少好處。或有超生,他可以包庇隱瞞,從中可以接受賄賂。第四,村支書、村長往往將他們應該承擔的農負,部分或全部分攤到其他村民頭上去。減少了這筆大支出,不等於得到一筆大收入嗎?第五,至於其他好處,更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說不準了。如宅基地分配,自己可以多一點、位置好一點;自己人超生,可以免除高 罘 款,如此等?。這些明的、暗的收入加起來,一年搞個二三萬元,那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貪心一點的,或能弄到更多一點。從我與他們的多年接觸來看,估計他們的年收入在3萬左右。 

  "上述情況,是自1992年以來逐漸普遍化的。正因為他們發現這份看起來吃力不討好的差使實際上有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故積極主動地爭著干。我在黨校教書,一頭與鄉黨政幹部有接觸,關係不錯,一頭與村幹部有交往,故凡想鑽營村支書之職的人,常來找我幫忙,疏通上層關係,所以我知道這些情況。正因為鑽求此職人很多,故鄉黨政部門要任職者繳納一定的'保職費'。所謂'保職費',其實就是賣官與買官,三五千元不等。至於各鄉'保職費'的多少及其普遍程度,上繳的'保職費'列入鄉財政預算外收入,還是落進個別鄉幹部的私人腰包,那就說不清楚了。一是'保職費'近一二年才有,二是此類事有很大的隱秘性,我們也不好多問。 

  "什麼樣的人才能擔任村支書、村長呢?我對此沒有搞過調查,憑印象說,大體上是三種人:一是有宗族勢力,尤其是大宗族勢力支持的人。單門獨戶,在從前或可憑階級成份好而當上大隊幹部,如今是不行了。就是讓他們當上村幹部,也是干不下去的。二是'朝中有人'的人,如有親故在鄉里,甚至縣裡做官,靠著他們的撐腰,也可放著膽子做村支書。三是確實是辦事公道且能幹的人。就S全縣範圍來講,這樣的村幹部是有的,但很少。這種人,只求村民群眾說他一聲好,他的心裏就感到踏實,不謀私利。但在目前的社會風氣之下,他們能否繼續存在下去,這倒成了個大問題。" 

  縣長談吏治 

  上午由馬主任陪同到E縣。E縣縣長是馬主任的同班好友。此次專程拜訪縣長,是就縣鄉政權中的有關問題交換各自的看法。 

  縣長說:"就信陽一市九縣而言,我略有一個印象。對E縣而言,我是比較熟悉的。就以我所接觸所熟悉的範圍而論,說實在的,是'兩頭小,中間大'。一頭是勤政為民,下以黎民百姓之生計為憂,上以民族國家前途為慮的清官,在現今的市、縣、鄉官場中,實不多見,說鳳毛麟角也行。

古人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劣政行於一時或可,但怎能行之長久?大量的地方官員處於中間狀態,但在現行政治體制與用人體制之下,這中間狀態的官員,其變化趨勢實有令人憂慮之處。如今絕大多數地方官員,考慮最多的是兩件事:一是保位,二是陞官。中國政制及用人制度,下級的烏紗帽全掌握在上級少數官員手中。故?屬官員,為保烏紗帽,為求升遷,只得圍著上面的指揮棒轉,看上面的臉色,甚至揣摩上面的喜好行事。對上面下達的各項指令、指標、任務,很少問,或不問,甚至不敢問可行或不可行,切合實際或不切合實際的問題,而是照單推行。在執行過程中,還要留出一個'提前量',因此往往加碼向下壓,省壓市、市壓縣、縣壓鄉、鄉壓村、村壓農戶。省裡定的指標是100,到了農戶頭上往往是150,甚至是200。如省裡核定電價,每度0.5元上下,到了農戶,往往1元左右,甚至更多。農民不堪重負,上訪上告。權力集中於上,且主要集中於一人,這種政體若要有效運作,必須得有兩個條件:一是處於上位的這一個人必須德才兼備:德,足以勤政廉潔;才,足以洞悉下情且知人善任。二是權大責也重,責權相稱。但這樣的人,自古就少。如今推行市場經濟,人人競相追逐財富,貪圖享樂,那就更加稀少了。如果德不足以自律,才又平庸,大權獨攬,責任推給下屬,那非出問題不可。如今講法制,但我們的法律,上不足以治官,下不足以治民,往往徒托空文,這就是所謂的'有法不依'。" 

  在談到迴避制時,縣長說,官員迴避制,有利也有弊:其利是不受地方關係網的影響;其弊是縣、鄉主要官員流轉太快,剛一熟悉情況,就被調到他縣、他鄉。地方官的許多短期行為,由此而產生。話題又轉回到地方吏治與政體方面來。他說:"在我看來,縣、鄉官吏中的問題,主要還是政治體制問題。個別官吏的腐敗行為,還比較容易解決,但一涉及地方政治體制改革,便困難重重了。經濟改革,搞活發展經濟,官、民都能從中受益。民得其利,官得其稅,財政豐裕,什麼事情都好辦了。所以,搞經濟,人人樂於從事。但搞政治改革,僅精簡機構這一條,就得砸掉許多官員的鐵飯碗。再把對上負責改為對下負責,那肯定會遭到來自官場內部的強烈抵制。中國歷來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統管天下的。另外,現行的財政體制也有問題。分灶吃飯,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有利,對內地不利,對內地缺乏二、三產業的農業縣、鄉,尤其不利。沿海發達地區,地方財政全部來源於二、三產業,並有餘力補助農業。我們內地呢,根本做不到!就拿信陽九縣來說:

  縣、鄉財政主要依賴農業。農業經濟,一是脆弱,至今還是靠天吃飯,我們這裡下了四五天雨,還不是大雨、暴雨,全縣就有三分之一小麥受淹。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排澇保苗,能保住明年的夏收,已屬不易了。二是效益比較低。農業欠收,剛脫貧至溫飽的農戶即重返貧困。老天爺幫忙,農業豐收了,谷賤又傷農。 今年的小麥、稻穀的市價,比去年降了二十幾個百分點,差不多把農業的純利這一塊都降掉了。三是戶均耕地面積太小,產出極其有限。地方財政與農民爭飯吃,而不是像沿海那樣,補貼農民一點。農民說農民負擔重,地方政府說窮得發不出工資,上上下下日子都難過。我們信陽地區,一鄉的財政,百分之五六十全花在教育上;一縣財政收入,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這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重擔,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各縣、鄉往往發了教師的工資,發不出  縣、鄉官員的工資。我們還能幹些什麼事。該由鄉、縣財政養活養好的官吏,如今養不好,要他們集中力量辦公事便困難了,因為他們中有不少人去辦私事去了。地方吏治的惡化,實與這一因素有密切關係。" 

  最後,縣長說:"上次馬主任對我講起'馬太效應',叫做'你有的,還要給你;你沒有的,還要剝奪你'。如今沿海與內地,富裕地方與貧困地區的情況,正是這樣。E是個 獨 縣,老天還給我們降災。沿海富裕,資金向那裡流動,政策向那裡傾斜。但中國是中國,老子講'損有餘而補不足',孔子講'不患貧而患不均',鄧小平也講'共同富裕'。我們內地貧困縣希望中央做兩年事。一是中小學教育這一塊,由中央財政負責。二是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一步一步地爬出貧困。" 

中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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