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熊：是總理聰明，還是一個鄉鎮幹部聰明？

我有一道很江湖的問題，想向朋友們請教－－是朱鎔基總理聰明，還是一個鄉鎮幹部聰明？在朋友們給出答案之前，請允許我先說說自己的看法。原來我的答案是很明確的：當然是朱鎔基總理聰明羅。不然，各國場面上的人士，怎麼都盛傳朱的智商係數高達200以上呢。但是，一次與一位很普通的鄉鎮幹部的對話改變了我的看法。1998年底，當我和這位朋友探討朱總理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計畫能否實現時，這位仁兄完全做了否定的回答，他的看法是，同歷來的政策一個樣，中央的這次改革計畫與下面的實際偏差太遠，沒有人會當真執行。政府糧食收購部門心黑手辣，坑農的辦法花樣百出，手中就是有錢照樣要打白條。農民更想把糧食賣給私人糧商，比起國營的糧管所，糧商的收購價格實際要高些，交易起來的公平度實際也要高些，況且能夠讓農民拿到現錢。現在不准糧商下鄉收購糧食，最終受損害的還是農民。這位仁兄很有把握地斷言，這套所謂的改革計畫最終還是搞不長久。我問，如果中央放開管制讓糧商去自由收購糧食，中國糧食產量多大呀，糧商有能力盤活這麼大的局面麼？他說，嘿，糧商的能量大得很，盤活糧食流通市場綽綽有餘。他舉出了大批實際例子為他的觀點作證。

這次探討的話題，在我的心頭留下了重重疑團。接下來，我在報章中讀到朱總理堅持不懈地指揮打擊「糧販子」們的消息，讀到國有糧食部門的官員如何糊弄親臨基層督導改革的朱總理的消息，讀到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種種進展……

2000年春，一位勇敢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運用傳統的「上書」方式，把「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實情給捅到了中央。朱總理震驚了，流淚了。此後，農村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視。在新的大張旗鼓的稅費改革試點中，那套以對糧食銷售實施管制、只准國營不准民營為核心的改革計畫被悄悄地終止，對糧商下鄉的禁令開始偷偷摸摸地給予鬆動。據我得到的信息：約在2001年年中，中央開始在南方部分省區讓早稻退出保護價，放開糧食收購，對於糧商由不准入改為準入。據說，這一政策將來還要一波一波地推廣。

可是，三年的寶貴時間就這樣給損失掉了。三年中農民兄弟的經濟損失該有多大呀。早在三年前幹什麼去了？在得到上述放開管制的信息後，我不禁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在關於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方面，朱鎔基總理不見得比一個鄉鎮幹部聰明。我相信，像這位更瞭解實際、有著起碼的遠見的鄉鎮幹部，還有許許多多。朱鎔基總理不見得比許許多多的鄉鎮幹部對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懂得的更多。真實情況似乎是，朱鎔基總理的有關思想，比一些普通的鄉鎮幹部至少要落後三年。但是，他們的口小，總理的口大，三年前，哪有他們說話的權利和機會。三年後，情況又能好到哪兒去？今日中國的「三農」危機嚴重到了如此地步，在公正尺度上它已引起民冤沸騰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在效率尺度上它已嚴重牽制到「發展」這一「硬道理」。讓我們認真反省一下，這中間，除了市場供求的變化，難道就沒有決策者朱鎔基在1995-1996和1998-1920兩次巨大指揮失誤的責任？如果把這兩次巨大失誤僅僅看作為決策者朱鎔基的個性使然，那就未免過於簡單化了。難道溫和如溫家寶者，當初不也持有相同的思路？問題的根源在於與決策者的思維同構的決策體制。

當代中國塑造了一個新的神話－－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地方上執行不好，甚至膽大妄為到竟敢直接糊弄政府總理的地步！這是專門供中央集權的統治者享用的神話，這一神話有時候也成了底層民眾用於反抗直接的壓迫者的權宜之計。但是，它的負面作用，要遠遠大於在中央－－地方－－底層三者博弈中的些許邊際收益。這似乎已經是「皇帝的新衣」了，底下的人們都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但是，似乎還有許多大人物在真誠地相信這一神話呀。如果主要決策者還是沉湎於這種神話之中不能自拔，那就危險了。如果他們還是像幾千年來的帝王宰相們那樣，把諸多的精力，用於從事矇蔽與反矇蔽的遊戲，那麼，中國底層的億萬農民還會有更大的苦果果要吃啊。地方官員如何糊弄朱鎔基的故事已經眾所周知了，但是，溫家寶也不可能不碰到類似的情況，在中國民間，早有許多這樣的故事在流傳。同朱鎔基一樣，溫家寶也不是那麼容易糊弄的，據傳媒報導，不少反矇蔽的操作技術，被精明強幹的溫家寶發明瞭出來，比如，像古代兵法所說的那樣「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在考察的中途突然下車，拐入估計地方事先沒有做過安排的鄉村，去檢查中央政策的落實情況。或者，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突然走到普通人群中，與群眾對話……溫家寶是多麼敬業啊，其誠意令人尊敬。但是，這還是在抓由上到下的命令之「出」上面做文章啊，還是在主抓落實啊。這個在落實中遇到重重阻力、需要大力推行的中央決策指令，與下面的實際情況總是偏差太遠－－這一長期存在的戰略性難題，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和解決。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不管執政者是如何的勤政愛民，其工作的實際成效可想而知。要制度性地解決這一戰略性難題，必須首先從研究由下到上鮮活具體真實的資訊和意見如何「進」的問題上入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中央集權體制汲取信息的方式，作出重大決策的方式，以及相應的貫徹重大決策的方式。我想，這是從現任總理朱鎔基在農業問題上的重大決策失誤和政策反覆中可以得出的留給候任總理溫家寶的警示。我們只要讀一讀溫家寶過往關於農業問題的講話，就知道發掘這一警示不是沒有價值的。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集眾智之所成，則無不為也」。當今中國威權政治的決策者們，似乎沒有汲取這一哲理智慧的興趣。他們似乎更樂於「奮其私智」。曾經在改革開放偉業中領一代風氣之先的實幹家們，早已不能代表中國最高智力，早已和中國社會政治、歷史、哲學思想領域的原創隔絕，可是他們還不自知。從朱鎔基總理大罵臺灣民主選舉是假民主那時起，我就開始懷疑，對於社會歷史經驗和知識，朱鎔基這些工程師們的知識結構是否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這不僅僅是該不該多讀幾本西方書籍的問題，而是一代政治家在沒有基本的社會歷史知識和預見力的情況下如何從事政治活動的問題。曾經在1990年代充當了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暫時遏阻了權貴資本主義氾濫成災、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朱鎔基先生，在卸任總理後，也該有時間好好反省一下十年來的成敗得失了。當年88歲的鄧小平就可以「換腦袋」，74歲的朱鎔基為什麼就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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