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改革為先導──關於政治改革的建言

梁啟超一生著述1,400萬言，融匯中西，出經入史，其文挾風雲之氣，孕雷霆之威，一紙風行海內，令慈禧讀之失聲痛哭，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讀之擊節讚賞，老梟拍案再三、稱羨不已。所羨者非梁氏文字、思想之功力，而是其所處之時代，居然能容他公開辦報並抨擊政府之腐朽黑暗、批判專制主義和封建倫理道德、傳播資產階級改良思想。俯今追昔，那是一個相當自由輝煌的時代：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群雄並起，與梁氏一道，啟蒙思想，「去塞求通」，開創了新聞文體和近代化報業。

　　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復辟稱帝，仍有《順天日報》膽敢說「不」，不斷刊登反覆辟言論，令他私下大發雷霆。為此，袁克定編輯出版了一份「宮廷版」《順天時報》，刊登「全國各地敦請袁大總統登基稱帝的呼聲」，發行對象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凱。通過「假報事件」，可見袁氏還不敢或不能搞什麼「輿論導向、思想統一」，表面上仍擺出一副尊奉言論自由、尊重報界的姿態，不然，哪用如此麻煩，查封敢唱反調的《順天時報》，或下令它與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

　　國民黨時期，儘管當局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同時仍允許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並不斷發表十分尖銳的反蔣、反政府的「反動言論」。國民黨大老於右任還曾為該報題籤！要知道，那可是內憂外患、國難當頭的年代呀。據說老蔣常常被該報搞得心煩意亂，曾屢以自己的名義簽發過手令，責令「有關部門」對《新華日報》進行追查。他逃亡臺灣後，在談到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曾反思曰：「允許《新華日報》出版，是我們最大錯誤」。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國民黨居然頒布過《出版法》和《新聞法》，儘管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用新聞檢查的手段，來約束報紙，但畢竟「有法可依」，「有關部門」就不敢太過亂來。

　　可見，即使是封建君主、軍閥軍主、國民黨黨主專制時期，人民仍在一定程度上葆有說話的權力，葆有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費孝通有言：言論自由，國民黨時是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時是有與無的問題。國民黨是封門，共產黨則連窗戶也堵上了（大意）。一個號稱「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的執政黨，卻以偷偷摸摸的隱晦手段，實行實質上報禁、網禁、言禁，乃是對歷史的反動、對民主的嘲弄，真不知其先進性體現於何處。

　　16大報告提出了「政治文明」這一新概念，並把它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政治文明離不開民主和法治。言論自由權則是重要的人民民主權利。讓人民瞭解國內、外真實情況，讓人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說真話、實話、心裏話，在報刊、電視、網路、會議上，暢所欲言，自由地發表、坦率地交流各種真實的意見、建議、觀點和思想，包括對時弊的揭露、對政府和黨的批評監督，是真理正說、還是邪說歪理，交給人民自己去判斷，是驢子、是馬，拉出來溜溜──這是政治文明化民主化的第一步。

　　把思想言論自由和辦報自由還給人民，當務之急，是制訂新聞法，落實憲法中言論自由的條款，使新聞輿論自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得到具體的保證。1980年及此前，一些人大代表和新聞界人士就曾提出這一問題。在胡耀邦、趙紫揚二公的支持下，有關專家也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和準備，可惜因89學運而中途夭折了。現在是到了把這一問題重新列入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現時代的新聞法，當然要比國民黨時期的新聞法進步、積極、全面。它不是用來監控、箝制、摧殘、壓迫新聞言論自由，而是用來解放思想、保護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使上下相通、內外相通，使傳媒更好地傳達民情民意，監督政府和官員，為人民利益和祖國建設服務。同時，新聞傳媒既可官辦，也可民辦，既可法人辦，也可集體辦、個人辦。這是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國民黨時期，「採取報紙期刊不僅必須申請登記，而且必須獲得批准始得發行所謂特許制度的，更只有法西斯國家始有此惡例」（《新華日報》1946年6月29日《社論》）。而今更是變本加厲：民辦報刊，但凡涉及社會政治內容者，根本不可能面世，思之令人心寒。

　　世界早已步入信息化、市場化、民主化、全球化時代，中國新聞業只有從觀念、政治上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真正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從而躍上時代潮頭，成為政治改革的排頭兵。新聞改革與政體改革，唇齒相依，相輔相成，互相促進。（200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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