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周「交易」及其政治後果

照政治權力被限制的程度，人們習慣分出兩種政體：凡政治權力按照最高統治者意願進行分配的，稱為「專制政治」；若按照「民意」進行分配的，稱為「民主政治」。然而，上述兩種「純粹的形態」常常只存在於發展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社會中，在一些動盪頻仍、政變迭起的國家與社會，那裡的政體不論簡單地劃入哪一類，都給人「足不適履」的感覺，以此套用中共黨內鬥爭、臧否人物，也不得要領。是否存在政治權力像股市一樣，按照「入夥分紅」的原則，根據加入者的「資本」進行分配的一種「股份政治」呢？一百多年前，John Stuart Mill（1808－1873）和Spencer Herber（1820－1903）就提出「國家是一種股份公司」的思想，不過，根據英國政治歷史發展的特點，它可能更傾向於其「經濟對政治的決定權力」，而在「東方」和其它更廣大地區，這「資本」的含義更廣泛罷了，它的具體內容，依特定社會的生長特點和成熟階段而各不相同。在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亞志》描述的日耳曼部落裡，男人的「價值」在於他身上的箭瘡和刀傷，那時，躺在充滿野性的日耳曼姑娘懷裡，被數著傷痕的戰士，就是今日「傍小秘」、「娶二奶」、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大款」。

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文革回憶錄中，常常記敘人們當時的心態：大家在表面上都說「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但真正面對打倒老幹部的事實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就會自問：難道他們不是對革命有「重要貢獻」和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嗎？張志新就是為這種信念付出了生命。可見，這個人們心目中的「重要貢獻」和「汗馬功勞」，是有「價值」的、有「權威」 的，是不依「最高統帥」的命令而轉移的。而一旦這些「價值準則」發生動搖，「原則的革命」就開始了。所以，林彪說「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過去革過命的命的命」──這並非一種胡說。

又如，1989年「六四」後在海外形成的「民運」，也是按照一定的價值準則進行權力分配的。這種「資本」，就是人們從事民運的「資歷」。如此，才有圍繞著天安門英雄、民主牆鬥士、六四黑手、民運之父、之兄、之嫂和ＸＸ喇嘛的「人力資源」配備、「經濟資源」聚集，進而至於媒體關注的「等級分布」……。這種政治具有兩種前途：向前進入民主政治，向後墮入專制政治。

同樣，當專制者威信急速流失，專制統治無法維持、走向解體時，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再次流轉，並重新分配，這也預示著一種「革命」的到來。目前的中國和70年代的中國，大致均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

筆者發現，當我們使用「股份政治」的概念看中國現代歷史時，不僅所謂「高崗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幫」的評價問題迎刃而解，就是那看來扑溯迷離、諱莫如深的「毛周關係」，也不是「不可言傳」的了。

「股份政治」歷史的起點，往往就是邏輯的起點。

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的權力，是按照中國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所作的貢獻進行分配的。社會的資源和利益，也是依照與這些鬥爭和這個集團的密切程度，像波紋一樣，按等級分布的。由於這個「引力場」的客觀存在，為要生存和發展，人們必須像股市中的「小股民」追逐「強勢股」一樣地附驥於政治上的「強勢集團」，努力地越過自己所在的圈層，向中心靠攏。在這裡，人們「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自然而然地表現為自我「背叛」的權利，在「必要」的時候，踐踏他人權利的「權利」。又由於這是一種社會公認的「價值」，人們對那些在民主社會看來等同於「犯罪」的行為必然見怪不怪！

──這種「向心運動」的結果，就是核心權力的日益強化，而外圍最終全部喪失自我。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十年，專制政治自我「炒作」動能耗盡，直至自我否定。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最高統治者威信急劇流失，毛澤東既不可能再按照原來的路數統治下去，高層政治生活也無法照舊繼續下去，於是中國的政治出現了轉機。

然而，這次政治轉機，並未成為民主政治的起點。

隨著「解放老幹部」的開始，社會政治與經濟資源開始背離「文革權貴」的意願，按照舊有的「價值觀」重新聚合。毛澤東的「大樹」雖然未倒，但「東風」與「西風」的爭奪，已然勢均力敵……

而這種「股份政治」的回潮，確是由一筆「巨額」政治交易的成立為背景的。

周恩來幫毛澤東「圓謊」在《再談毛澤東與「水滸」》一文中，我們已經談到，為要挽回「林彪事件」的影響，掩蓋毛澤東親自發動、並寄予最高理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不得不與江青「串謀」，製造了一份「三年早知道」的文件─即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由於這封信的披露，人們才得以把林彪的「出走」－這一「文革」的最大失敗，無恥地宣布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但是，這齣戲得以成功上演，除了需要有江青的配合外，還要有另一位「幫襯」。而在中共黨內高層，有資格、有能力、有願望扮演這個角色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被稱為「紅朝宰相」的周恩來。

那麼，周恩來是如何幫助毛澤東「圓謊」的呢？對於這一幕，王年一在其《大動亂的年代》中，留下了難得的記述：

（1972年5月，批林整風匯報會）會議最主要的文件是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關於這一文件，周恩來5月21日說明如下：「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這個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裡，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裡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了冷水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裡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主席寫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非常深刻的一封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443頁。）

──在這裡，周恩來主動承擔起八年前「在場」的角色，這無疑對毛澤東導演的這場戲，起到了「鼎力」證明的作用。也許事實正如周恩來所說，他的確在事發當時看到過那封信的副本，並且有其它「政治局委員」（據說是王任重）也讀過，為甚麼我們不可以相信周恩來，而一定要說周恩來是幫助毛澤東「作弊」呢？除了筆者在《再談毛澤東與「水滸」》一文中，對毛信本文內容所作的辨析外，我們還有其它證據嗎？

僅僅根據王年一的以上記敘，就可以提出四條質疑：

其一，關於這封信的面世，毛澤東為甚麼沒有留下一句話？

其二，「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這封信是有可能的。但他未指明在何時、何地，也未指明是原件，還是其它版本。

其三，周恩來自稱讀到過毛澤東信的抄件。這也有可能。但他沒有說，他當時看到的那封信與發表的信是否內容相同。

其四，接觸過這些會議講話的王年一，作為第一手資料的掌握者，亦不相信「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判斷，在整個事件的估價中，享有高於局外其它人判斷的地位。因為，在下面，他繼續寫道：

「到會同志學習了這一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到各組解釋這一封信。江青的解釋刊登在會議簡報上，她說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顯然沒有根據，不合事實。……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公布這一信件，可能是想說明毛澤東對林彪早有認識。其實他回答不了過去何以重用林彪這一嚴肅而尖銳的問題。」（同上，1988年12月版443頁）

那麼，「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的這封信，到底是那種版本呢？根據當年「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景賢回憶，是林彪事件（即1971年9月13日）以後，毛澤東從他的檔案中找出的原件的「抄件」－和周恩來自稱在1966年7月11日在武漢看到的版本一樣，至於那封信的原件到哪裡去了？徐景賢說，早就被周恩來燒掉了！

請看徐景賢在《一封原件已燒燬的毛澤東信件》一文中，是如何寫的：

「這封信公開發表的過程。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告訴我們，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收到毛澤東這封信後，感到十分重要，給周恩來看了，江周商量，覺得應把這封信給林彪看，於是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但指示給林彪看後當面燒掉。當時林彪在大連，周恩來特地把信送往大連，給林彪看後當面燒燬。但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喪大漠後，毛澤東卻從他的檔案裡找出了這封信的抄件，並決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公布。原來，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寫完了這封信後，當即要隨身秘書照抄一份，原件發出，抄件存檔。為了使與會者相信信的真實性，周恩來特地把抄件複印後發給與會者過目，並帶回去各自存檔。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字跡很稚拙，抄在直條紙上，上面留有一兩處改動，是毛澤東的筆跡，改動不大。周恩來並把抄件印成鉛印本，發給與會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香港《明報月刊》2002年月10月號）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周恩來的敘述，已經有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在「王本」中，周是在武漢毛澤東那裡看到這個抄件的；而在「徐本」中，周是在江青那裡看到的（當時江在上海）。不僅如此，周看到的是毛澤東給江青信的原件。他不僅看到過這封信，並且握有這封信的「處置權」！

──這就給周恩來在這個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賦予了前所未有的「份量」。

那麼，周恩來是否當著林彪的面，銷毀了原件呢？林彪已死，沒有第二個人知曉。

但無論如何，周恩來事後還是選擇了幫毛澤東「過關」的立場。不僅他個人如此，連素來「低調」的鄧穎超也加入了這一「交易」的行列。徐景賢寫道：

「在這次會議上公布這封信後，每個人都要表態，發言都要上簡報。我也在小組討論時作了發言：讀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兩面派，『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等等。其它人的發言，也都是這個基調。另外，也有人稱頌江青的，例如鄧穎超的發言，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蒐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同上）

毛澤東為何沉默？在這場「政治秀」中，毛澤東的「現場」態度，當然是人們評分的最重要依據之一，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雖然上場，但沒有留下一句「台詞」。

而事情的蹊蹺也許正在這裡：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留下毛澤東的話，並不等於他沒有說話。他如果沒有說話，是不會有人「斗膽」去發表他的私人信件的。而根據以往的慣例，毛澤東字字如金，即使「放屁」一類的措辭，也會記錄在案；每臨會議，「最高指示」的傳達也總是要記敘在先，傳達在先，重點強調和專門學習的。但是，在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上，卻沒有。這說明，毛澤東的話，是被刻意「隱」去了。那麼，誰能作出這樣的決定，隱去毛澤東的講話呢？誰敢作出這樣的決定呢？只有毛澤東自己。如果這封信真如公開的信息所說，沒有甚麼「來歷」的問題的話，毛澤東應該不迴避為它作一些說明。並且在說明時，也可以是理直氣壯的。但是毛澤東卻沒有。

──這是否說明，毛澤東是在刻意迴避一個今後將發生的「歷史的詰問」呢？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記載了此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一段耐人尋味的談話：「毛在林彪事件後不久會見越南總統範文同時，在談話中言不由衷地承認他在林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然後又指著陪見的周恩來等人，語帶調侃地表示：『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周氏見狀，趕緊表示：『我們也犯了錯誤。』」（毛澤東、周恩來會見越南總統範文同時的講話，1971年11月22日，載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61－362頁）

這裡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按照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所示，毛澤東不僅早就看穿了林彪，而且洞穿了歷史，他何錯之有？他又有甚麼需要周恩來們「原諒」的呢？這段講話，對於他們精心製造出來的說辭，難道不是一個有力的「反證」嗎？

所以，筆者認為，這與其說是毛澤東「言不由衷」的「調侃」，不如說這是毛澤東「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

是毛澤東自己，幾乎泄露了「天機」！

毛澤東給周恩來的「回贈」以上的這段話，不僅說明瞭毛澤東的心態，是一種「犯錯誤」的心態，同時也說明瞭有關「政治局委員」和周恩來選擇了「原諒」毛澤東的態度。而人們如何才能「原諒」毛澤東，而又能被這個自尊的「帝王」接受呢？一個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接受毛澤東為自己編造的說辭。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此時的毛澤東，作為「帝王」的威權，已經風光不再了。正因為如此，在這場「政治現代秀」中，他不能單方面地接受臣僚們對他的「饋贈（原諒）」，他也必須按照「股份政治」──禮尚往來的原則，給「贈與者」──即入股者以「回報」了。這一轉變，在數年之後──「主人翁」的彌留之際，已被毛澤東確認為「既定方針」。儘管絕大多數人對「它」的內容不甚了了，甚至懷疑它是否存在，但是，其實在「林彪事件」之後不久，人們已經在這個「新規則」中生活了。

不過，這種「新規則」的「不規則性」的的確確是由毛澤東態度的曖昧和歷史的詭秘造成的。

這裡，我們就要說到，在那次「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毛澤東給予周恩來的「回贈」。

王年一繼續寫道：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6月10日、11日、12日在會上作了民主革命時期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報告。在講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周恩來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感人至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6月23日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中共中央又發了文件加以說明，並附若干原始材料，傳達至黨內高級幹部。毛澤東當時說過，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瞭解事件真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大動亂的年代》，444頁）

──據稱，在會議的原計畫中，並沒有這些安排。那麼，毛澤東為甚麼要作出這樣一些古怪的提議呢？《晚年周恩來》的作者認為，毛澤東這樣作，並不是在「挽救」周恩來，而是在「整」周恩來。為甚麼要「整」周恩來呢？是因為他在病重時，曾許諾過要「交權」給周恩來，此時，他後悔了！他要把承諾收回來。（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373頁）然而事實是，這次會議以後，毛澤東並不是「收回」權力，而是更進一步地交出了權力。在黨的「十大」問題上如此，在四屆人大的「組閣」問題上也如此，在內政外交問題上也是如此。況且，周恩來的歷史問題「早有定論」，僅毛澤東自己，歷史上就有三次為周恩來「作證」，甚至留下了文字記錄；幾十年來，周恩來的「總理」地位從未因那些問題而動搖過。

那麼，如何解釋此後的毛澤東，並沒有停止過對周恩來的批評呢？筆者認為，這並不說明毛周之間沒有「交易」，而是因為這場「交易」存在極為複雜的內幕。何況，參與這個「交易」的還有「第三方」，即江青代表的「文革上臺派」。在毛澤東一方，他也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對於任何專制統治者來說，「交易」是被迫的。「交易」總是在力有不逮、勢所不及的情況下才締結的。正因為毛澤東是被迫的，他對「握有把柄」的人才更加防範，並對可能存在的「要挾」更加憎恨。這，也是歷史的規律，人之常情。

毛、周、江──新「三國演義」在世界歷史上，凡帝王與臣屬締結和約時，帝王就不再是帝王，專制政治也就無法再維持下去。

由於「四人幫」對文革的「貢獻」，他們在客觀上已成潛在的「強勢集團」，再加上江青對毛澤東這個「遊戲」的入股，她在客觀上手裡就多了一張向毛澤東「討價還價」的「王牌」，並因此而是成了毛澤東的「債主」。她不甘心「參與遊戲」的周恩來獨得「文革」後組閣的權力，更不甘於「文革」的最終果實，又回到「走資派」手裡。所以，她必然要「鬧事」。

在新形成的「江周對峙」中，「四人幫」已經掌管著「輿論王國」的大權，並伺機插手軍隊；周恩來一直掌管著「經濟王國」的大權，在軍內有著深厚的根基。毛澤東此時雖然仍象徵著「漢家道統」，具有「仲裁」的地位，但除了「軍事王國」以外，已無真正的「地盤」。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他都必須「聯合」一方去制服另一方。而在江周雙方的戰鬥中，「反毛」這種指責，已僅僅是一根打擊敵人的「棍子」，它絲毫也不意味著自己是忠誠的。在這場「新三國演義」中，三方「交火」的地段，一在人事、二在外交、三在教育。每一次「摩擦」都是以毛澤東的「合縱」或「連橫」了結，而又不能根本解決爭端。例如：

就在「批林整風匯報會」結束後，毛澤東關於「伍豪事件」的指示並未落實。王洪文甚至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將有關「伍豪啟事」的敵偽報紙找出來，另處存放，以備將來再用。（見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鐵驥《最後的鬥爭》，均載於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版，66、353頁。）

就在周恩來一口氣解放175位將軍（謝國民《175位將軍的解放》，同上書，307－320頁）的同時，毛澤東發動了指向「興滅國，繼絕世」、「克己復禮」的「批林批孔」運動。但當「四人幫」聯繫實際批「走後門」時，毛澤東又說「走後門來的也有好人」，不要「形而上學猖獗」。

基辛格訪華期間，周恩來因私自會見基辛格，洽談軍事合作的問題，毛澤東親自掀起了一場大批「右傾投降主義」的風浪。在之後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到要「準備打仗」時，甚至含沙射影地暗喻周恩來「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但當江青、姚文元把問題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控周恩來 「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時，毛澤東又指責江青，「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71頁）

當「四人幫」仿照延安整風的調子，借批「經驗主義」責難周恩來、鄧小平的工作時，毛澤東又說「教條主義仍是主要危險」。並說江青，「我看她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不僅如此，在1974至1975年間，毛澤東還多次批評江青「有野心」，批評他們「搞分裂」、「搞四人幫」小宗派；說「總理還是總理」，讚賞鄧小平的 「鋼鐵公司」（意指鄧小平有原則，不向江青的「鋼鐵公司」和「帽子公司」屈服）；甚至明示王洪文不要翻來覆去，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但是，這並沒能制止 「四人幫」的聚集，和政治上的一意孤行。

1975年5月，毛主席甚至幾次提出「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以上毛的談話，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95頁）

──毛澤東此番的講話，並沒有收到上一次「逼」走林彪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不是「四人幫」乃一干「無用文人」，沒有「天馬行空」的資本和逃路，實因毛、林當日的「君臣關係」到這個時代已不復存在。對此，毛澤東是心知肚明的。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到了《紅樓夢》的「賈母之死」，他說，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實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哭是共性，但傷心之處不同。我勸人們去看看柳嫂子同秦顯家的爭奪廚房那段描寫。（徐中遠《毛澤東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13頁）

毛澤東還說江青：「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不在她眼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95頁）

關於毛澤東與江青和四人幫的「新關係」，徐景賢還有一個生動的細節記載：

「在鉛印（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引者注）印發時，江青要求把原信開頭的稱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經請示毛澤東，沒有同意，只是在作為中央文件印發時加了個標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一封原件已燒燬的毛澤東信件》）

──此時，在江青眼裡，毛澤東已不僅是一個「土包子」，而且是一個集頑固、老邁、衰朽和說謊於一身的「可厭」的人了。就連一個小小的王洪文，也把毛澤東的勸誡當成耳旁風。對於他的這幫「好學生」來說，他存在的唯一意義，只剩下幫助他們在未來政治權力的格局中多掙得一些「份額」了。

毛澤東的晚景，怎一個「悲涼」了得？！

得不償失的周恩來「新三國演義」的格局已成，但毛周交易仍然留下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周恩來「甘願入夥」，究竟得到了甚麼？所謂「投降問題」到底能否立案？它到底是毛澤東的「鬆綁」，還是出於疑慮、報復而為周恩來套上了一個牽制的「籠頭」？其疑問，因下面幾個問題的存在，而凸顯出來：

其一，周恩來的問題早有「歷史定論」。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歷來以善打政治「太極拳」著稱的周恩來，這一次卻顯得不那麼瀟灑，也不那麼「超脫」。他有甚麼必要真的按照毛澤東的安排，去作一次說明？這看上去猶如有人說他「有尾巴」，他就急忙「脫褲子」一樣，先在尊嚴上就輸了一籌。

其二，如果「伍豪啟事」本是「空穴來風」的話，在這場重大交易中，毛澤東不是太「佔便宜」了嗎？

其三，最令人不解的是，周恩來自己，居然為這件本來「不存在」的問題十分「挂心」。鐵驥在《最後的鬥爭》一文中，記述了周恩來罹患癌症晚期，不得不再次動手術時，在手術室門前發生的既令人心酸、又令人難以理解的一幕：

（1975年）9月間，正當江青等人帶頭「聯繫實際」，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鬧甚囂塵上之際，重病中的周恩來終於忍無可忍，憤起向「四人幫」一夥進行抗爭！

一天，他在醫院同有關人員的談話中憤然提到：……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20日下午2時，在即將進人手術室前，周恩來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幾年前所作關於「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在場的人一時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員將講話記錄稿取來後，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病體，用他顫抖著的右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又突然掙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52－353頁。）

──連骨灰都不打算保留的周恩來，有甚麼東西如此「放不下」？

2003年10月18日於北京

轉自新世紀 （原載民主中國2003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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