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昭－一個紅衛兵運動史上不應當忘卻的名字

已經為大多數人，甚至文革研究者都遺忘了的名字：朱成昭。
對此，華文是這樣回憶的：「大學生紅衛兵當中也有覺醒者，儘管為數不多。大學生思想深一些，閱歷廣一些，這些覺醒者，不像中學生中的老紅衛兵那樣是因為自己的老子成了運動的打擊對象，而是看到了毛髮動文革的真正動機。他們中的一個代表就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朱成昭。現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領袖」都是指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師大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和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其實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早期領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當時的名聲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後朱成昭這個名字便消失了，換上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賓。其中原因，據當時流傳的故事說，是因為當時地院「東方紅」從四川把彭德懷押回北京，紅衛兵的頭頭們在大會批鬥前秘密預審彭德懷，彭將自己同毛在廬山會議上交惡的前因後果和盤托出，竟然說服了朱成昭等幾個人，使他們幡然認識到，文革的源頭是批判《海瑞罷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懷，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後，還同另一個造反派學生領袖葉向貞（葉劍英的女兒）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來派人抓了回來。據知情人說，實際情況是，朱是調干生，對大躍進以來的中國社會現狀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懷的一席談話只不過是印證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懷疑而已。葉向貞受到周恩來的保護，在文革後似乎還出來拍過電影，朱成昭則不知所終。」
正巧，我因為研究文革中的異端思潮，1998年8月11日在澳洲記者曉涵和美國《時代雜誌》北京記者米雅的安排下採訪了朱成昭先生。在長達3小時的訪談中，對他的覺醒、叛逆和受迫害的全部過程有了第一手的瞭解。本來，我與朱先生相約來年在北京再暢談一次紅衛兵運動，但不料不久就傳來了他因心肌梗塞而粹然逝世的噩耗，目下在我辦公室中的3卷錄音竟成了我能聽到的他最後的聲音。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個副局級老幹部。他1960年畢業於上海市上海中學，當時是整個上海乃至全中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在上中，他是品學兼優的團幹部，好學生。以至一畢業，中國科學院因一個在計算機方面盡快趕上西方的秘密計畫，直接把他抽到上海的計算機研究所工作，作為未來的專家培養。朱在那裡工作了兩年，已經擔任了課題組組長。然而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學基礎知識的貧乏，決定再去讀大學。受到當時在上中最為流行的《勘探隊員之歌》的影響，他報考了北京地質學院。因為他是從工作崗位上再來都大學，就變成了「調干生」。1962年入校後，正值階級鬥爭之風盛行，朱和不少同學一起被兩次派出參加「四清」。

1966年6月文革爆發，朱是水文系四年級學生。他和一些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同學一起給以鄒家尤為首的地院工作隊提了一些意見。被劃為「第三類學生」，在工作組整的黑材料中已經定下「送去勞改」。當時的工作隊付隊長邊固在一次對「第三類學生」的訓話中竟罵他們：「共產黨養你們比養一群狗還不值！」朱和蔣良樸、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學一起被逼上樑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東方紅公社」。因為朱和他的夥伴們在組織路線上不搞「血統論」，東方紅公社很快成為地院的絕大多數派。1966年9月6日，由朱牽頭，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據朱在採訪中告訴筆者：首都三司從來沒有設立過「司令」一職，但他當時是實際上的「第一把手」。當時蒯大富仍然在清華大學受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多次要他設法支持蒯大富，以「減輕中央壓力」，他當即派過一支地院東方紅的戰鬥隊去清華幫助蒯組織隊伍。後來，朱又請蒯擔任三司的副手，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傳的由來。

對三司和地院東方紅公社這樣主要的造反派紅衛兵隊伍，中共中央的各派當時都想要利用。毛澤東自7月起便一直派他的女兒肖力（李納）任直接的聯絡員；周恩來有一個秘密聯絡員「老李」；中央文革的關鋒、閻長貴等都擔任過觀察員和聯絡員。1966年9－10月間，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當時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頭頭來地院求援，認識了朱成昭。兩人在不少政治觀點上非常一致，不久又墜入情網。這對朱的思想有不小的影響。另外，文革的深入把許多老幹部，包括朱的父親都打成了「黑幫」，也使他對文革有新的思考。

1966年11月，地院東方紅公社接受周恩來的秘密命令，把彭德懷從四川抓回北京。另外，江青、戚本禹也在同時對他們和北航紅旗有過抓彭的指示。朱曾派了三批人去抓彭。第一批王大來、錢信等人在12月15日進入彭的住處，與彭就文革以及黨史上的一些問題有過長談，結果被彭感化，認為彭講的都是「真話、實話」，又支持文革。最後對彭同情到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可能現在不瞭解彭現在的情況，他們有責任把彭目前的情況和他們的看法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匯報」的地步。第二批是當時東方紅公社的第三把手王大賓，於12月18日到達成都，又和第一批抓彭成員一起回京與朱商量。因為朱的安徽老家

「三年自然災害」中也餓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朱對彭一直持同情態度。他們把在四川時與彭的談話記錄交給了中央文革，被訓斥為「嚴重政治錯誤」。中央文革又馬上派了北航紅旗赴川抓彭。在這一情況下，朱派出第三批胡樂成等100餘人，從北航紅旗手裡搶回了彭。12月27日，彭德懷到達地院後，住在朱的房間，不過朱成昭和他沒有過外面流傳的「秘密預審」、「徹夜長談」等接觸，甚至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然而，彭德懷當時有一套絕密材料，放在他隨身攜帶的小箱子裡。是他對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逐條反駁，以及對大躍進的保留看法等等。朱成昭仔細地看了這些材料，受到震動。這對他和他的夥伴們轉變對文革的看法無疑有極大影響。他們一致認為：彭說的都是「實話」。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葉向真、蔣良樸、王大賓等人在梅建明家連續開「黑會」，準備公開炮打中央文革。不料王大賓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67年1月23日，陳伯達寫批示給朱，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廁裡去，成為茅廁裡的石頭」。為了有一個機會公開闡述自己的觀點，朱成昭決定以「檢查」為名公開自己的政治觀點。2月4日，朱在地院作公開檢查，因為這是首都三司「司令」的檢查，共有3萬人參加。朱在會上談了他的「八大觀點」：1〕大串聯搞亂了全國；2〕整風軍訓實無必要；3〕中央文革運動群眾；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比如聯動；5〕中央文革對老幹部打擊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軍委和中央文革之間，站在軍委一邊；8〕大聯合大奪權早了。由於朱借「檢查」為名系統「放毒」，這反而影響了很多對文革有懷疑的群眾。2月8日，閻長貴到地院宣布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對中央文革」。

1967年2月後朱被勒令「閉門思過」。7月，他因為和葉向真南下廣州玩，被戚本禹誣蔑為：「偷了地質部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來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抓回北京。開始隔離審查。在他8月15日所寫的中，擔心全國武鬥以及兩派分裂將會在文革後造成經濟和人心兩方面的「極大後遺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當時難得的真知灼見。

8月20日左右，朱被公安部正式拘留。與葉向真一起被打成「葉朱反革命集團」。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勞改農場作為反革命分子勞動改造。葉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後即被周恩來釋放，先去解放軍的301醫院學醫，當了軍醫。文革後重操戲劇導演的舊業，當過電影《原野》的導演。她在1972年釋放後便向朱成昭的朋友們表示，周恩來要她不要再和他們來往。但是據朱的朋友們向葉選寧（葉劍英的兒子）核實，周沒有此說。而朱在他長達10年的牢獄和勞改生涯中，一直把葉向真當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戀人，還寫了許多動人的情詩。這大概也是一個高幹的女兒和一個普通幹部的兒子難以成婚的常見悲劇吧......

朱成昭在1980年6月正式平反。當時據說中組部準備樹兩個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張志新，二是活著的朱成昭。但是最後被葉劍英一筆勾去，理由是活著的樹典型不好。據朱成昭說，他和葉劍英文革中失之交臂，一直沒有見面。1966年1月19日，葉向真安排父親與朱成昭見面。一是軍委的幾個老帥也想拉攏利用造反派紅衛兵，二是葉劍英也想見見「未來的女婿」吧。但是因為那晚發生了幾個老帥和中央文革小組衝突的「京西賓館事件」，最後葉劍英叫秘書撤銷了會見，此時朱在葉家已經等到半夜。此事，朱一直感到非常遺憾。

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蘇州江蘇省第四地質水文大隊工作。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組織過私人的建築公司，負責地基打樁。據他說：「一開始事業做得比當年地院東方紅公社還大」。但是最後被「三角債」活活拖垮。在我採訪他時，朱已經退出商界準備潛心研究文革了。據朱在接受我採訪時說：我是「世界上第二個採訪[他]的人，」第一個自然是指曉涵和米雅。他之所以接受我的採訪，還因為我也畢業於上海市上海中學，是他的「小校友」。當他聽說我準備就他的思想覺醒過程作專論研究，囑我將來一定寄他看看，要和我「討論討論」。可惜的是，他不久粹死，我這些年忙於其他的一些研究，對「葉、朱反革命集團」的研究也一直沒有成文。現在華新民先生提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我應當把當年訪問的大要先告訴世人，因為朱成昭實在是一個紅衛兵運動史和文革思想史上的一個不應當忘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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