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崗山的末代綠林，紅色梟雄袁文才、王左之死 百年風云：鮮為人知的紅軍肅反內幕

在毛澤東上井崗上之前，井崗山上有兩位山大王，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左。正是他們接納了毛的秋收起義的部隊。但也正因為如此， 毛一想到袁文才和王左，心中就微微的顫慄，為什麼呢？因為這兩個昔日稱雄邊界的山大王，特別是知識份子出身，1927年1月就加入了共產黨的袁文才對中共的貢獻是絕對不可低估的，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中共度過了難關，沒有袁文才的全力支持，毛的秋收起義隊伍就上不了井崗上，萬事開頭難，井崗山就是毛澤東賴以起家的風水寶地。他們倆後來都被毛所殺害，矛盾之一是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爭端，本地人就是他們這樣的土籍人，外地人就是客籍人。一般來說黨內權利的分配是雙方爭奪的重點，湘贛邊界的黨政領導權素來是操縱在土籍人手中，就寧崗這個地方而言，土籍人跟客籍人差不多少。不管袁文才怎麼力爭，九個常委中只能獲得兩席，「土籍的黨，客籍的槍，」這是當年流傳的原話，形象的畫出了兩籍爭端的鴻溝。既然黨、政重權盡操龍超清等土籍人的手中，客籍只能好生保重手裡的槍桿子了。

以袁文才為團長，王左為副職的紅四軍三十二團，基本上清一色的客籍。龍超清、謝西安等人想要打破這種局面，想方設法以縣委名義從袁文才那裡調槍、借槍。袁文才就是不理睬。龍超清等人就從外縣購槍，同時向紅五軍求援，幾經努力，終於拉起了有六十三條槍的隊伍，他們的官兵是清一色的土籍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隻百餘人的武裝是衝著袁文才和整個客籍建立的。對於這種情形，袁文才、王左對龍超清等人的戒備心理也就更重了，雙方不斷的發生摩擦和爭論。袁文才對龍超清和永新地區的朱昌凱、王槐等人有些看不起，認為他們年青書生，本事不大。這種自傲的心理自然會在其它一些場合表露出來。比如說為了一隻精美的勃郎寧手槍，袁文才當眾從龍超清的腰裡奪去，使年青的縣委書記顏面掃地，心生惱怒。袁文才有生以來唯一的相好叫陳白英，當時任寧崗縣委書記的謝西安也慕其姿色，暗中插了一手，不料有一回與袁文才打了個碰頭，於是醋罈子打翻，兩人關係從此惡化。世俗的偏見以及共產黨內的風氣也決定了袁文才和王左最終還是要遭厄運的。

這首先是中共中央對榆林土匪的政治歧見，起了先聲奪人的錯位指導作用。中共六大有個著名的《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決議案中明確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試用，暴動之後宜解除他們的武裝並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該當作反革命的首領對待，即便他們幫助暴動也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鏟除。著個文件輾轉了近半年，才由國民黨第三軍中的中共秘密黨員設法送去了井崗山。

在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傳達的時候跳過了這一段沒有念，會後在小范圍內找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正林、鄧甘元等商議，會上多數人的意見是袁文才、王左的情況不可與土匪、綠林等相提並論。中央的這一政策對他們不適用，更談不上執行的問題。毛澤東離開之後，幾任邊界特委書記對袁文才、王左根本沒有一點好感，連毛澤東的堂內兄，揚澤明對袁文才、王左的看法是始終把他們當做十惡不赦的土匪。他於1929年2月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寫到「邊界的土匪分為兩部，一為袁文才部，一為王左部，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而且有能力，對我們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甚至全然不接受，所以我們在邊界的工作受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政策都要遷就他們，恐怕與他們鬧翻，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的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需特別注意才行」。

邊界的特委書記鄧甘元把袁文才、王左劃為足以危害邊界政權的第一個勢力。力主按六次會議所決議的幹。這位特委書記還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

潛伏已久的災禍終於降臨，那是袁文才自己點燃了災難的導火線。在1930年2月上旬，袁文才指揮部下幾經努力，好不容易活捉了查林、寧崗等三縣國民黨聯防團團總羅克少，將他的擁有十八個工人，數臺機器的小型兵工廠搬到了寧崗。找羅克少是預謀已久的想法。袁文才和王左等人的動機是利用羅的兵工廠造槍，造子彈。袁文才對羅採取了軟化，感化的策略，以理待之，如同貴賓。他對部下說過，「你們都勸我殺掉這狗賊，殺他有什麼用，我們繳到了他的工人和機器，但不由他出面，我們在長沙怎能買到鋼鐵、洋硝？哪又造的成槍彈？也有人提醒說」世事複雜，其他人到不考慮，特委那邊要特別小心，應該向他們報告，這樣有好處」。袁文才搖著頭說：「日久見人心，事實自能塞住他們的口」。可是袁文才不曾想到，羅克少事件引起了滔天的波瀾。

在滾滾的波濤之中，蘊藏著看不見的殺機。寧崗、永新兩縣傳出了「袁文才勾結羅克少反水，袁、王要另找出路」之類的謠言，遍佈城鄉，沸沸揚揚。那些真真假假，加在一起的傳聞，傳到特委一幫人耳裡，使得書記朱昌凱和常委龍超清、黃懷、謝西安、彭文翔等人著急的不得了，連夜商議對策。朱昌凱、龍超清等人知道，要鏟除袁、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袁文才、王左他們的部下有700多人，戰鬥力不亞於紅五軍，想要硬硬梆梆的對付，恐怕達不到好的效果，還要引火燒身反受其害。設下香餌釣螯魚，安排軟鎖套猛虎，朱昌凱等人深諳此道。精心設計的策略一是設計騙殺，二是藉助紅五軍的力量。於是1930年2月19日，一封偽造毛澤東簽名的指示信，送到袁文才手上，信稱「根據紅四軍前委決定，各縣地方武裝統一編為紅五軍第三縱隊，以袁文才為司令，王左為副，集中永新縣城河邊，與紅五軍一道攻打集安，命令袁、王部隊務必在2月22日趕到」。袁文才、王左於2月22日率領他的700多人開赴永新城。邊界特委和永新縣委組織了千餘名群眾在街上列隊歡迎，晚上特委在蕭家祠設宴招待袁、王所部的主要幹部和各縣衛隊的負責人。大家喝酒聊天。2月24日凌晨，大地瀰漫著破曉時的寒氣，按照計畫分路行動，朱昌凱帶人赴一家巷22號，將突被叫醒的袁文才打死在鋪上。另一路人由彭文翔帶領，直奔蕭家祠對付王左，由於促不及防和群龍無首，被佈置妥當的對手打得四處逃竄，最後袁文才、王左的700多人全部被繳械。

井崗山的末代綠林，紅色梟雄，就這樣慘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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