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無教育，毋寧死 ──當今中國教育不公的嚴峻現實

「編者按）中國在一九八六年就開始實行「義務教育」。義務教育是一種強制性的，即適齡人必須受教育，同時國家也必須保證所有適齡人都能受教育。而且，國家保證是義務教育的前提，如果國家不提供學校、師資和設備，學生怎能受教育？然而中國的「義務教育」卻是：國家不提供保證，而只讓老百姓自己去想辦法，以致許許多多適齡兒童上不了學，許多父母子女因為上學問題被逼到自殺的路上去。

二OO四年，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特別調查員來華考察。離開時，這位官員拋下一句把所有聞者當場噎住的評價：「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貴國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她說出了中國教育「慘淡」的現狀。我不知道胡主席和溫總理是否聽到了這句話，如果聽到了，他們又該作何感想。

教育權是人權的重要部分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籠罩在極度的不公之下，火山的潛流在洶湧澎湃。有少數人享有超過了美國總統的「超級人權」，而大多數人卻根本沒有任何人權保障可言，甚至連「豬權」 也不具備。教育不公正是其中表現得最為嚴重的一個領域──數千萬的適齡公民被粗暴地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他們的未來陷入了無法自拔的黑暗之中。作為最大部分的納稅公民，中國的八億農民並沒有從政府那裡獲得基本的義務教育、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這個政權只知道拚命收稅，卻很少為納稅人提供公益服務，還恬不知恥地說他們養活了世界上最大數量的人口，這就是他們賜予中國人民的「人權」。

伴隨著近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經濟表面上的高速增長，中國政府在國際市場上揮金如土，顯示出一 副財大氣粗狀：時而拋出百億美元的訂單購賣豪華飛機，時而引進連德國人自己也消費不起的磁懸浮列車，時而向歐美遊說購買先進武器。然而，中國政府在另外一些方面卻顯得那樣捉襟見肘：近年來，財政支出中的教育經費，尤其是內陸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的經費不升反降。那麼，在國內的開支方面，龐大的稅收究竟流到哪裡去了呢？這是一 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除了稅收之外，老百姓一 分一分積攢下來儲蓄在銀行以及投資在股市中的血汗錢，已經被每年數以千億計的公款吃喝、公款用車以及各級官僚貪污腐敗的黑洞吞噬了。留下來用於教育領域的資金，只是一 點殘羹冷炙而已。

另一方面，在本來就已經少得可憐的教育經費中，分配方式一直都是「殺貧濟富」──有關部門動輒向北大、清華這些跟「國際接軌」的名校投入數十億
的辦學經費，卻竭力剋扣內地農村中小學的辦學經費。政府還掩耳盜鈴地實施
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政策，將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各級教育機構統統當作商業
公司來經營，向老百姓「二度剝皮」。於是，為了爭取教育權，為了通過教育
改變自己及家庭的處境，許多孩子和家長不惜以死抗爭，「無教育，毋寧死」
成為中共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最不和諧的聲音。

以死抗爭的孩子
最近，《南方都市報》報導了一 個農村女孩因為被剝奪上學的權利而跳崖自殺的慘劇：在甘肅省榆中縣新營鄉謝家營村山頂社，村民楊育祥勞作一 年，手頭上只有一千塊錢，不夠交兩個孩子的學費。夫婦倆不得不作出一個決斷犧牲女兒的學業。

八月下旬一 個中午，楊育祥手裡捏著兩個紙團對兩個孩子說：「現在沒錢，只能一個上學，抓上的就把錢（學費）交了。」 他讓十八歲的大女兒楊英芳先抓鬮，其實他手裡的兩個紙團都是空白的。女兒隨意拿過一個紙團，打開一看，紙上什麼都沒有，她一 下子癱倒在地。

晚上，楊英芳來到一個叫二懷溝的地方，身後是深達三百多米的懸崖。「書沒有辦法念了，我突然很絕望，就跳了下去。」跳崖後的第三天，經過幾次暈迷，她掙紮著想喝水，「聽見上面有幾個娃娃，我就呼救。」於是，她死裡逃生了。

楊育祥難以忘記他見到女兒的時候，女兒睜開眼睛叫了聲：「爸爸」，然後昏迷了過去，他用臉挨著女兒毫無血色的臉蛋，一句話都沒有說。「直到女兒出事後第七天，才有好心人給了一千元錢，到醫院看的。」對於這次抓鬮，他嚎啕大哭：「我是實在沒有錢啊！」。

楊英芳被送回家後，昏迷了幾天，她只記得一件事，就是弟弟上學去了。「我就想著只有上學才能改變我的命運。」她躺在炕上，翻著書本，這是她現在惟一的寄託。據楊英芳所在的恩玲中學的張少華副校長介紹，孩子上高中是農村家庭最大的負擔，是「黎明前的黑暗」。

農村的孩子差不多一 樣貧窮。楊英芳的宿舍有八位同學，每個月的生活費都控制在一 百元左右。楊英芳說，除了去車站取家裡帶來的乾糧，她們周未基本不出校門。在她們的意識裡，衣服都是別人送的舊衣服，沒有買衣服這個概念。她最遺憾的是至今都沒有買過一 本參考書，她渴望能有一 本參考書。學校裡每學期每個班都有三個貧困補助名額，雖然只有每人一百元，卻是大家爭取的對象。貧困生太多，農村的孩子很難分得出誰更窮一 點，每當這個時候，班主任洪老師就感到為難。

我們的孩子就這樣放棄了生，走向了死。馬燕是一個幸運的「例外」，她的故事被外國記者發現，並在西方引起了轟動，她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然而，西方人的好、心只能拯救少數幾個孩子的命運，大多數孩子都「自動」 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沉淪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中有像楊英芳那樣的自殺者，也有像王斌余那樣的殺人者，這是一個「悲慘世界」

以死抗爭的母親
二OO五年六月二十日，十八歲的雲南女孩鄧欣（化名）得知自己考上了昆明醫學院，然而這個消息並沒有為她的家庭帶來歡樂，相反卻成為她母親的催命符：因家庭貧困，其母親因擔心交不起高額學費而上吊自殺。

「我寧可沒有考上，寧可永遠在家裡種地種田，寧願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是我害了媽媽！」一個多月來，鄧欣的淚水幾乎沒有幹過。鄧欣的家鄉雲南省沾益縣盤江鄉大興村是個貧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種地，沒別的收入來源，有的人家連買鹽巴的錢都沒有。」鄧欣說。鄧家也是常常沒錢買鹽的人家之一，媽媽李粉香一個人挑著全家的生活重擔。鄧欣的爸爸在花山鎮煤礦上給人打工裝煤車，三年前因腦血管梗塞，喪失勞動能力。媽媽患有嚴重的風濕病，一直在吃藥，還要到處借錢給丈夫治病，欠了一萬多元的債───對一個連買鹽錢都沒有的家庭，這筆錢簡直是天文數字。

奶奶七十歲了，妹妹十五歲，剛上初三。「媽媽壓力太大！」鄧欣說。從知道女兒高考分數開始，李粉香就天天嘆息。「媽媽不知道怎麼給我籌集學費，一年好幾千元啊！還得供妹妹，至少要讓她念完初中吧？」外債纍纍的鄧家要借五十元錢都成了大問題。李粉香越來越絕望。

八月一日早晨九點多，奶奶發覺不對勁：「她起得很早，給我倒了水，放好藥，還把柴劈好擱好。可這時屋裡好一陣沒有動靜了。我起來突然看見，她已經……」奶奶泣不成聲。

在李粉香上吊自殺後的第二天，鄧欣接到了昆明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同時抵達的還有今年省教育廳下發的各項助困政策。鄧欣至今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如果媽媽知道我有條件獲得各種資助，她還會死嗎？」鄧欣獲得了當地民政部門、縣鄉政府、曲靖市交警支隊的近兩萬元資助──一起極端事件促使當地獻出了愛心。鄧欣卻從中讀出了一個無比殘酷的事實：「如果媽媽不死，我還能得到救助嗎？」

這是一種冷酷的邏輯：母親獻出了生命，而女兒獲得了援助，女兒獲得的援助確實是用母親的生命換來的。如果母親不死，像她這樣處境的家庭還有很多很多，她因為沒有學費而無法正常入學的命運，根本不可能獲得任何人的注意。

有何資格設聯合國教育獎項
在李粉香自殺之後一個多月，中國教育部部長賙濟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六十週年的會議上驕傲地宣布，中國政府將投入鉅資在聯合國設立「孔子教育獎」，獎勵那些為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國際知名人土。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在聯合國所設立的最重要的獎項。在我看來，再沒有比這更厚顏無恥的言行了──與其設立這樣無比輝煌的獎項，不如先低下頭去救救失去希望的母親和女兒們，救救那些被剝奪教育權的孩子們。一個剝奪數千萬公民教育權的政府，一個不停地收取重稅卻不為納稅人提供免費教育的政府，有什麼資格在聯合國設立一 個有關教育的獎項呢？

二OO五年十月七日

(爭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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