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學生賣淫與大學教授嫖娼

不久前，上海衛視報導，杭州警方破獲了一個大型網路賣淫團夥，團夥中的賣淫女大部分竟然是女大學生，這些女生以每次八百到一千的價格與嫖客進行性交易。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瞭解到，這些賣淫的女大學生家境並不貧困，他們賣淫只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物質生活。其中一位女大學生說，父母每個月給自己一千五百塊錢，但她經常要買高檔的時裝和化裝品，還要到高級酒吧消費，一次的消費都在1000元以上，家裡給的這些錢根本不夠用，她就開始想辦法賺錢「補貼」自己，而出賣自己則是最便捷的方法。開始心理上還接受不了，後來次數多了就習以為常了。這些女大學生每月一千五百元以上的消費早已超過了普通大學生每個月消費的幾倍，但強烈的物質需求和慾望，還是讓她們衝破道德界限，不惜以出賣自己的肉體去賺更多的錢來滿足自己的消費慾望。

其實女大學生賣淫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早在幾年前就有「武漢女大學生賣淫事件」，而許多外語學院、師範大學外面每到週末停滿轎車，來接女生也是公開的秘密。現在的一些女大學生觀念開放，根本把賣淫不當回事，她們的邏輯是，自己用自己的身體賺錢，賺的事血汗錢，又沒有損害到其它人的利益，有什麼不好？

這樣的說法的確是坦然。不管在古今中外，賣淫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為什麼在我們天天"思想政治教育"的環境下，偉大祖國的大學教育培養出的天之驕子，卻理直氣壯地去賣淫？現在的大學早已不是一方淨土，信仰的缺失，權利鬥爭都在大學中日益漫延，道德情操在大學生中正在一步步的淪陷。

當下的中國大學教育始終以政治挂帥的極端實用主義為宗旨，把原來大學教育本應該有的對真理和知識之追求的目的，變成了想方設法把知識轉變為金錢（物質）的功利主義。每年高考，許多大學人文方面的專業基本上都沒人報考，全靠調配錄取。這種對知識的實用性理解，也就引發了大學女生對自己身體的實用理解。而且我國法律中沒有賣淫罪，所以女大學生賣淫並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可以約束她們的道德準則缺約束不了她們，因為她們早就知道那些天天被重複的冠冕堂皇的話都是說給別人聽，騙人的。

如今的大學可真是奇聞百出，有學校請女學生陪領導跳舞，有名牌大學教授跑到臺灣去襲人家美麗女博士胸的。有女大學生賣淫，就有大學教授嫖娼，比如前兩年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陸德明教授就去轟轟烈烈的嫖過一次。這也沒什麼，教授先生也是人，也是有性慾的，我們也要以常人的標準衡量他。當年陳獨秀不是也經常逛八大胡同？我在想，如果去嫖娼的大學教授，碰上自己的女學生是怎麼樣一種情形，平日裡那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傢伙，今天卻來嫖娼！所以我認為今天的女大學生賣淫的很大原因就是大學教授的上樑不正，才有了下樑歪。

畢竟去妓院裡嫖娼的教授只是少數，但另外一種嫖娼卻在大學裡深深地漫延，——大學教授的學術腐敗——剽竊、抄襲，本人稱之為學術嫖娼。你看看現在大學裡的那些學術嫖娼的教授們，嫖娼在他們來說是經常的事情，而且他們嫖了就嫖了，照樣好好的教書，照樣美美的評職稱，照樣順利的高升（例子不用我舉，大家都知道）。就像女大學生賣淫，賣了就賣了，反正我賣了也不會少什麼，而且不違法。所以大學女生說：我就賣！大學教授說：我就是嫖！本來這種學術嫖娼會遇到一個聲譽與面子的問題，但在現在的大學裡也不是問題，因為嫖的人也多了，大家都心知肚明，都裝不知道吧！你好，我也好！

有一件美國的學術案件值得我們深思。1981年，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戴維．亞伯拉罕的專著《威瑪共和國的崩潰》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受到美國歷史學界的許多好評，普林斯頓大學也準備長期聘任亞伯拉罕為被本校教授。就在此時，在耶魯大學作研究的德國歷史學家亨利．特納指出，亞伯拉罕的著作臆造證據，以成己說。不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費德曼教授也連續發表幾封公開信指出亞伯拉罕有心作偽，此事在美國學術界引起悍然大波，就連《紐約時報》、《時代週刊》也刊登大幅篇章加以報導。最後美國歷史學會出面表態，亞伯拉罕被逐出歷史學界，以四十多歲的年紀改學法律。這就是著名的「亞伯拉罕案件」（David Abraham Case）（見賀衛方《再談教授與書》）。這也只是造點假，就被開銷。與中國的許多教授們整段整本的抄、師傅徒弟一起抄，比起來可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可以預測這樣的案件發生在中國會怎樣，各種媒體不讓報導，學校和研究機構也不會出來說話，時間一長也就算了。我們偉大的中國有一個多好的學術嫖娼的環境啊！

女大學士們賣淫是為了追求更奢侈的物質生活，教授們學術嫖娼也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和政治地位。大學教授每年必須要寫多少篇論文，出多少專著，而且規定專著必須多少萬字以上（以這種標準許多大師的著作都是不合格的，陳寅恪當時進清華時還沒有一部專著），完全是學術的計畫經濟。內行人都知道，學問是慢工出細活的東西，它不是人有多大膽，就會有多大產的。在這樣的計畫之下，學術大躍進，教授們寫出來的一大堆的註釋滿篇，幾尺厚的專著，大多都是沒有多大創意的豆腐渣學術。鄧正來先生說的好：「這樣一個時代，其生產出來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識份子或者根據某種特定的『知識規劃』或者以經濟、社會及政治等場域的邏輯為原則而由某種特定的『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生產的」（《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自序）。但沒有這些東西，教授們就評不了職稱，進不了級，分不到房。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想盡快高升的教授的最好辦法就是學術嫖娼。

有人把這些問題歸結為學生和教授的道德下降，我看這樣把問題簡單化了，迴避了問題的根本原因——制度。是誰給教授了制定了這些條條框框？是大學管理層的一些「有知識，無文化」、「只謀食，不謀道」（傅國湧語）的學術官員，他們就是一些對權力和金錢充滿著貪慾的行政官僚，他們的精神世界一片空白，他們以為學術成果的出現就像生產速食麵，定了指標就能完成。更可惡的是這些人把官場的權力觀念引入學術中，用不知道是否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評定所謂的學術級別，在這樣的環境下，教授們要高升要拿到高工資就必須得要快速出成果，但一時間要做出那麼多成果根本不可能，所以只有剽竊，一個開始學術嫖娼，大家一起嫖，誰也不說誰！也有守得住節操的，但他們大多數不會在這種體制下生活的很好。而那些以學術嫖娼為生的教授們卻步步高陞。

在謝泳先生的《教授當年》一書中，我們看到當年的大學教授的風采。他們特立獨行，精於學術，勇於對社會的不公發表自己的看法，憑著自己的學術品德和學識影響學生。現在的教授們自己都行的不正，有什麼資本和勇氣去教育影響學生。當時大學的教授為什麼能這樣獨立？當時已經形成國立（省力）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多元並存的局面，大學能獨立自治的，人才容易流動。只要有本事，就不害怕找不到大學教書，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那時雖然戰火連天，民不聊生，但大學還是一方淨土。現在大學法律地位不明確，只是在官僚體制控制下的「准政府組織」，這樣的大學死死的把大多數教授限制在一所大學裡（雖有一些新興的民辦大學，但發展空間太小，多被公立的官僚化改造，而且環境、師資根本不能保證學術研究），教授們在權力的壓制下不斷退卻，做應景的學術，混個飯吃罷了！

曾擔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中宣部新聞局局長的鐘沛璋這樣評論當下的政府壟斷教育的體制：「我們是從校長的任命，從教什麼、怎麼教、用什麼教材，出什麼試題到用什麼試卷，以至於學校的財務，無不在教育行政部門的統一規定和控制之下。……一切圍著應試教育的指揮棒轉。各級學校都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下屬單位，一切聽命於統一指揮，我國也就再也出不了像蔡元培、陶行知、晏陽初那樣傑出的教育家」（《中國教育值得沉思的問題》，《炎黃春秋》2005年，第二期）。出不了傑出的教育家，當然培養不出高素質的大學生，當然也不會辦出高水平的大學。

沒有大學教育的多元與大學的獨立自治，教授們永遠抬不起頭，他們不得不在權力的限制下進行學術嫖娼，更別指望他們能影響和教育下，培養出多高素質的大學生。蔡元培先生說過：「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乃大師之大也」，在這樣的制度下怎能有大師出現，沒有大師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怎麼會培養出好的大學生？沒有自由的大學只會產生浮躁與墮落，沒有自由其它的一切無從談起。

當今世界的競爭就是科學技術的競爭，而科學技術的根本就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而中國的高等教育的落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世界權威大學排名中。大陸地區大學沒有一所進入前二百名）。如果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不起來，其它方面的快速發展只會是一時的虛無泡沫。大學沒有自由，學術不獨立，大學永遠會有學生和教授的共同墮落。大學也絕對不可能發展，就永遠會有大學生賣淫，大學教授學術嫖娼一類的光怪陸離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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