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方臉:從高彩禮看制度風險傳導鏈(圖)


婚姻
婚姻(Adobe Stock)

【看中國2025年7月6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綜合報導)中國的年輕人,為什麼越來越不想結婚了?不是因為愛不起,而是因為「婚姻」早就變成了一場沉重的交易。數十萬的彩禮、房子首付、父母贍養、性別對立……在看似荒誕的婚姻鬧劇背後,真正操縱彩禮價格的,不是丈母娘的貪婪,而是一整套失衡的社會經濟結構。近日,自媒體評論人多倫多方臉以經濟學視角,提出彩禮從來不是一場性別衝突,而是高房價、低福利與人口政策聯手製造出來的代價轉移工具。他認為,這場看似男女對立的社會熱點,其實是一場全社會都無法逃脫的「制度風險傳導鏈」。

從兩種彩禮看中國家庭的焦慮結構

多倫多方臉指出,中國彩禮主要分為「資助型彩禮」與「償付型彩禮」兩種,其功能與邏輯截然不同。前者主要出現在經濟發達地區,用於支撐新婚夫婦建立家庭;後者則廣泛存在於農村與中西部地區,用來補償女方家庭失去勞動力或贍養支援。

資助型彩禮的本質,是一種家庭之間的共同投入,目的是幫助子女解決城市生活初期的沈重成本壓力。在房價高企的一線城市,彩禮往往以購房首付、裝修費或車輛支出形式出現。這筆錢通常不會由女方家庭完全拿走,而是與嫁妝結合成為「小家庭基金」。

償付型彩禮則是另一套邏輯。它源於傳統「嫁出去的女兒等於別人家的人」的觀念,實質是對女方未來勞動與贍養貢獻的財務補償。這筆錢通常完全歸女方家庭所有,不參與小家庭建設,且常被用於支持家中弟弟結婚或父母養老,成為一種非正式的「家庭轉移支付」。

在當代中國,兩種彩禮形式並行存在,但往往因地域、經濟條件與家庭背景不同而導致誤解。例如城市男方認為彩禮應用於未來共同生活,農村女方卻視其為父母補償。這種認知差異常成為婚前談判失敗的根源。

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婚姻談判甚至出現「兩種彩禮兼要」的情況。即女方既要求資助型彩禮購房成家,又要求償付型彩禮回娘家支持父母,令男方家庭財政壓力成倍增加,引發大量婚姻糾紛與社會對立。

新農合與彩禮:被忽視的數據關聯

北京大學一項研究指出,在覆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農合)的地區,彩禮金額平均可降低55%。這顯示,一項看似微薄的醫療保障措施,竟能顯著緩解婚姻市場的金錢壓力。

原因在於,新農合雖然保障水準有限,但它像徵著「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對於缺乏正式養老與醫療體系的農村家庭而言,這份保障可減輕對「靠兒女養老」的依賴心理,也讓女方家庭對彩禮的依賴程度下降。

當社會保障不完善時,家庭就必須以婚姻為載體進行「保險式」儲備。這也是為什麼農村地區經常將女兒婚姻視為「唯一一次回本的機會」。而一旦有像新農合這樣的制度補位,這種財務焦慮就會相應減輕。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老年津貼、村級互助醫保、土地流轉收益等制度創新。凡是能讓老年人在婚姻之外獲得收入保障的舉措,幾乎都會對當地彩禮金額產生抑製作用。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福利政策在改變婚戀觀念方面,有著潛移默化的力量。

人口結構失衡與性別議價權

自1980年代推行計畫生育以來,中國出生人口出現嚴重性別失衡。尤其是2000至2010年間,男嬰遠超女嬰,最高時每百名女嬰對應達120名男嬰。這直接導致今日婚齡人口中的「男多女少」局面。

這種結構性失衡,使女性在婚姻市場上擁有更高的溢價權。也因此,在婚嫁談判中,女方家庭索要的彩禮水準自然水漲船高,導致「嫁女收金、娶妻破財」的現象普遍化,成為男性群體普遍的焦慮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議價權在經濟較弱地區更加明顯。因為這些地區的男性在面對女性外流與結婚成本上升雙重打擊時,更難以承擔婚姻競爭的成本,導致「婚姻焦慮集中爆發」。

此外,這種性別比例失衡導致的壓力,並不會隨著時間自動緩解。反而隨著結婚年齡推遲與青年人口總量下降,競爭將更加激烈。女性的要價權仍將持續上升,進一步惡化彩禮壓力。

江西為何彩禮全國最高?

據報導,江西部分地區彩禮動輒超過30萬元,甚至不包括附加的房車條件。多倫多方臉注意到,在經濟總量不高的前提下,這種現象尤為突出。表面看是風俗,其實背後是經濟流動與性別資源的雙重扭曲。

江西的特殊性在於:經濟落後、外出人口多,尤其是女性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就業。這使得本地婚姻市場中的「女性實際數量」遠少於統計數據,進一步推高了本地女性的婚姻價值,形成「消失的新娘」現象。

這種「性別人口洩漏」效應在江西極為典型,卻也在湖南、甘肅、河南等地逐漸浮現。當地女性在大城市工作、定居、嫁人,從而退出了原鄉的婚姻市場,造成男方「婚無可娶」的現實。

另一方面,由於缺乏高等教育與就業資源,當地男性無法完成「向上婚配」,只能依靠高彩禮作為唯一的談判條件。這也導致家庭不得不傾其所有換取婚配資格,形成惡性循環。

當彩禮契約崩潰:誰買了?誰負責?

一筆彩禮究竟買了什麼?從經濟角度看,償付型彩禮原本象徵著某種責任與權利的轉移——女方不再負擔娘家贍養,轉而全心投入男方家庭。但現代法律與倫理不再承認這種「買斷式關係」。

根據現行《民法典》,子女不論婚姻狀態,均需對父母承擔贍養義務。也就是說,即便男方支付了高額彩禮,也不能合法排除女方繼續照顧自己父母的權利與義務。這讓彩禮交易處於一種「有支付、無對價」的模糊契約狀態。

這種「義務不清、權責分離」的情況,導致婚後衝突頻發。男方家庭認為女方「收錢不養」,女方家庭認為「養父母天經地義」。在缺乏明確契約機制下,彩禮反成了婚姻裂痕的導火索。

更嚴重的是,這種模糊性容易被極端輿論操弄,成為男女互罵的藉口。一方說「你要錢還養你媽」,另一方說「難道我不該孝順?」其實爭議的根源,不在於誰錯,而在於社會從未建立起清晰的家庭責任分工機制。

彩禮不是仇女產物 而是制度副作用

多倫多方臉強調,將彩禮問題歸咎於女方「物化婚姻」、將男性困境歸咎於女權運動,都是對根本問題的誤判。他認為,高彩禮是制度性風險轉嫁的結果。

「沒保障的社會,只能靠關係;沒有制度兜底的家庭,只能靠交易。」方臉指出,不論是女性索要高彩禮,還是男性抱怨娶妻難,都是身處同一個風險社會下的焦慮反應。他們不是對立面,而是同一制度下的不同受害者。

如果整體福利提升,教育公平,性別比正常,誰還會用嫁娶來進行風險管理?彩禮問題的解法不是互相責怪,而是創造一個人人都能體面生活、自由選擇的環境。制度,才是根本。

國際比較:韓國為何不爆彩禮危機?

韓國與中國情況有不少相似之處——城市房價高漲、子女晚婚成風。但韓國社會卻未出現中國這樣的高彩禮風暴,其原因值得中國參考與反思。

其一,韓國擁有較為完善的全民醫療、養老保險制度,使得家庭對子女贍養的依賴程度遠低於中國農村地區。家庭不需要透過「嫁女收錢」為未來儲備風險基金。

其二,韓國婚姻觀念更偏向雙方出資、共建小家庭。彩禮、嫁妝通常對等,且無傳統「嫁出去就是別人家」的觀念束縛。婚姻談判更多基於合作,而非單方面索價。

此外,韓國的性別比長期保持穩定,社會對男女平等的共識也較強。在這樣的環境下,婚姻更像是一場雙方平等參與的合作,而非一方「出價、一方成交」的市場行為。

要改變彩禮 必先修補制度

中國彩禮問題的背後,是住房壓力、養老焦慮與人口結構失衡交織的結果。它不是一場性別戰爭,而是一場制度缺位下的生存算計。

政府若真想緩解彩禮壓力,就應加快建設農村福利制度、完善法律對贍養與家庭義務的清晰界定,並推動婚姻觀念與契約文化的現代化。讓婚姻回歸情感與責任,而非交易與對價。

唯有讓彩禮失去經濟壓力的功能,它才能回歸象徵愛情與承諾的儀式本質。否則,當婚姻只是家庭間的風險博弈,高彩禮不會消失,只會改頭換面。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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