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從《奧你媽的運》說起

搖滾樂曲《奧你媽的運》是「盤古樂隊」的地下作品，在坊間暗自流傳。全曲只40餘字，一派謾罵腔調：「這個名字真他媽的不錯，真他媽的屌，肏你媽的北京，奧你媽的運。」歌詞沒有表明對奧運不滿的緣由，只是一種情緒的宣泄，而且是以坦胸露肚、到處罵街的流氓姿態的宣泄。這突出了盤古樂隊以搖滾形式的創作原則：敢於表現一切，敢於不顧一切，只求放浪形骸，自我舒展。我罵你一通，自己舒服了，自我宣泄得到滿足，也就夠了。至於你如何感受，如何反應，一概不予考慮，以此表示鄙薄一切，傲視一切。他們通過這種形式舒發內心的反抗精神。

當然，也要看到，他們要求的個性解放不完全是脫離社會實際的自我擴張，在表現自我時往往追求同社會合拍，與社會的解放一致。或者說，正是社會被束縛才導致他們的個性被壓抑，才引起他們伸張個性的強烈願望。社會和個人的被束縛和被壓抑的統一使他們的創作超越了單純的個人不滿。比如下列歌曲：

《這就是中國》這哪裡是人間這不是陰間 是什麼這哪裡是生活這不是油鍋 是什麼這哪裡是工作這不是枷鎖 是什麼這哪裡是家庭這不是酷刑 是什麼這哪裡是愛情這不是陷阱 是什麼這哪裡是人民這不是奴隸 是什麼這就是中國 這就是中國這不是地獄 是什麼

他們清楚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所以才有2007年的新曲：《打倒共產黨，為人民報仇》，全曲只有這一句話，通過搖滾旋律的劇烈起伏而反覆歌詠，給人以鼓舞和激勵。縱觀他們創作的歌曲，反共是一道鮮明、亮麗的主線。正因此，他們一直處於地下，環境的艱苦自不待言。這支樂隊自1995年在一間快要倒塌的廚房裡組建後，使用的是極其廉價的樂器，據說第一張磁帶《慾火中燒》錄製時甚至沒有錄音棚。他們的樂曲被批評為「毫無技術可言」，「無規則的、歇斯底里」的叫喊， 「又死又硬的地下朋克之聲」。要在眾多的搖滾之友中站住腳是不容易的。然而，他們堅強地奮鬥著，一盒又一盒的專輯出版著，流傳著。有人聽了盤古最近的專輯《不同的聲音》後，「眼睛一陣陣的濕潤，頭腦中交織著悲傷和喜悅同時帶來的矛盾」，說明他們的基本聽眾被感動了。

2006年高智晟律師被秘密抓捕和秘密審訊，多少人到處找尋、苦苦思念時，民間忽然傳出一曲《天下出了個高智晟》：「你曉得，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嘞…，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嘍…，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哪…，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噢…」，反覆詠嘆，讓人浮想聯翩，回味無窮。這就是盤古推出的跟風樂曲，它表達了這支地下樂隊與社會維權活動同呼吸共命運的情感。那時候所有大陸媒體，不管地上地下，一律悄無聲息，噤若寒蟬，只有盤古一曲詠嘆，繞樑三日，令人難忘。

搖滾歌曲的內容擅長表現人的多種複雜情感，很耐咀嚼，但它們盡量迴避觸及社會尖銳矛盾。盤古則不同，它的歌曲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直接抨擊專制的奴役，直接表達要自由、爭民主的渴望，甚至為此而嚎哭：

《嚎哭》

我是被扼著喉嚨的歌手，
我是被踩著腦袋的哲人；
我是被拷著雙手的工匠，我是被戴上腳鐐的武士。
我是被颶風摧殘的鮮花，我是被狂飆腰斬的松柏；我是被鐵錘砸碎的鐘鼎，我是被鐮刀殘害的菁英。
我是所有被搗毀的廟宇，我是所有被砍光的森林！
我是所有被荼毒的心靈，我是所有被奴役的生命！
我在恐怖囚禁中掙扎，我在貧病交加中奮起；我要對著被毀的家園失聲痛哭，我要對著漆黑的夜幕瘋狂怒吼：還我大地還我自由！
還我天空還我自由！

盤古還分析民主與專制的矛盾：「窮人為什麼不能有民主？窮人為什麼不能自己作主？他們說貧窮不能帶來民主，他們就想讓窮人永遠受苦。」然後描寫民主與專制的鬥爭：「我們偏是要讓窮人擁有民主，我們要化貧窮為報復！我們要讓他們嚐嚐窮人的痛苦！貧窮絕不會使窮人屈服，它只會使我們報復，一直報復到我們擁有窮人的民主！」

他們以「還我自由」的吶喊、以「讓窮人擁有民主」的誓言，在這塊紙醉金迷、哀鴻遍野的土地上，發出異樣的音響。他們的聲音是微弱的，他們的影響是有限的。他們的信念是：「要讓人民聽到，要讓人民看到，要讓人民知道，要讓人民相信；要給人民反抗的勇氣，要給人民鬥爭的熱情，要給人民革命的決心，要給人民成功的希望。」這些努力會與同樣的努力匯合一起，這些奮鬥會與同樣的奮鬥融合起來，日積月累會引起力量的增強，會導致新的變化。他們有這樣的信心。

正如人會有多種性格一樣，盤古隊的創作還有另一面。他們是吃狼奶長大的一代，他們從小就熱衷於《小兵張嘎》、《地道戰》，他們喜歡《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他們說：「我們從小就喜歡打仗、打仗、打仗。」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需要戰爭！」「為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需要戰爭。」於是，他們成為暴力論者。「就算我們要為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也比被壓迫要好；就算我們要為獨立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也比被奴役要好。」他們以為，不以血換血，不以暴易暴，只能被壓迫，被奴役。但是，他們不僅僅為「革命」和「獨立」而崇拜暴力，而是滑向更遠，要「挑戰一切」，要 「毀滅一切」，為此而「不顧一切」。在他們的信念中，為發泄自己的仇恨，必須殺！殺！殺！瘋狂的殺戮是他們崇拜的信條。因此，盜劫醫院商店、打死打傷多人的逃犯王宗方、王宗瑋竟成了他們崇拜的偶像。他們稱這兩個刑事犯罪份子「是中國勞苦大眾的榜樣」，是「向著統治者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瘋狂最熱忱的空前的人民英雄」，竟說「二王的方向，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方向」。不僅如此，他們還吹捧出獄後再次搶槍3支、搶錢百萬、打死打傷15人的刑事犯罪份子白寶山，總結他的「名言」，推廣他的「教導」，發揚他的「思想」：

《白寶山思想》

……

能殺多少殺多少，能殺多少殺多少
直到我殺不動為止，直到我殺不動為止
這就是偉大的白寶山思想
讓我們高舉白寶山思想奮勇前進
讓我們把白寶山思想發揚光大
克隆一百萬個白寶山

從呼籲自由、民主到鼓吹「能殺多少殺多少」，是何等巨大反差！從推動民主啟蒙到號召以強盜為圖騰，這兩種絕對相反的意識竟然統一在主創者一人身上，是何等異化表現！不過，對這種現實是用不著驚詫的。社會是多種關係的統一，個人則是多種性格的統一，它們都是多種規定的綜合。像盤古作者那樣的性格極其鮮明的對立統一，只是告訴我們，現實是如此詭譎，使無法統一的對立竟能結合在一起。它是社會多種關係在同一個體的意識中得到存在空間的產物。

轉型期的大陸中國，社會關係發生劇烈變化，很大一部分社會群體被甩在社會邊緣。生活的動盪，困難的折磨，官府的壓榨，收入的減縮，催發了這個群體濃重的失落感和無助感，這一群體處於走投無路狀態。他們要掙脫卻無法掙脫，他們要改變卻無法改變。盤古成了他們的代言人：「我們的憤怒沒有力量，我們的忍耐沒有限度，我們的末日沒有結束，我們的恥辱沒有盡頭。世界沒有末日才是真正的末日，我們沒有毀滅才是真正的毀滅。」正是這種連世界末日都無從期盼的末日心態使他們產生了「毀滅一切」的思想；正是這種自己的毀滅才是真正解脫的毀滅心態使他們產生了「挑戰一切」的思想。他們敢於蔑視一切世俗而破口大罵，《奧你媽的運》表達了他們心頭的無奈和憤怒。他們要拼，要殺，要毀掉一切，要撕毀這個不公平的社會，因此，他們中間出了二王，出了白寶山。作為這一群體的知情者，盤古創作了《二王》，創作了《白寶山思想》，以寄託拼出性命毀掉一切的叢林法則。這種你死我死大家一起完蛋的野蠻意識、這種橫衝直撞破壞社會應有秩序的罪惡行徑是沒有出路的，這是死路一條。要追問：是誰迫使他們走上死亡之路？不能不想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古訓，不能不看到搶劫了黨政軍經文大權的那個特殊利益集團將大批基本群眾擠到社會邊緣的事實。正是這個權貴集團製造了尖銳的、走向爆炸的社會矛盾，才使我們聽到盤古歌曲的叫囂：「上街上街，大開殺戒！上街上街，打倒一切！」

社會邊緣群體在尋找出路的過程中還分化出另一部分不屈服者，他們百折不回地上訪、維權，成為人權意識的初步覺醒者。還有一部分因經濟處理不公而堵路靜坐或遊行示威，他們中間會萌生民主、自由的朦朧意識。不過，這種意識的覺醒是十分艱難的。歷史上，中國沒有「人權」、「自由」、「民主」產生的土壤，有的只是「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傳統，它由二王和白寶山繼承著，有的只是「吾皇萬歲」、「臣罪當誅」的體制，它由毛澤東的專政繼承著。西方的人權觀念和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向中國的傳播遇到絕大阻礙。它的載體──知識份子被反覆地、野蠻地橫加蹂躪、摧折，乃至動用機槍、坦克消滅之。信息的閉塞與言論的封鎖使人的頭腦只留下僵硬的幾根共產教條支持著。在「為人民」的名義下，用「特權」替代「人權」，用「黨主」冒充「民主」，用「控制」 裝扮「自由」。廣大農民遠離城市，遠離近代經濟，遠離民主生活，這是產生愚昧觀念，比如「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適當環境。所以，人權、民主、自由的啟蒙成為轉型的首要任務。盤古樂隊的體會是深刻的：要讓人民聽到、看到、知道、相信。「人民需要信心，我們要給人民信心。」這方面，作為搖滾樂隊，盤古作出可貴的努力。請記住盤古的搖滾之音：

《讓我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國家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社會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民族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歷史
讓我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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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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