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國打工博物館衝擊的不僅是時代感官

　　
沒有CBD，也沒有沃爾瑪。歡迎來到皮村。

距 離北京市區40公里的皮村，矗立在一片曠野中。只有一條大路從村旁經過，貨車呼嘯而去，塵土飛揚。村口坐著幾個悠閑的商販，街頭有幾隻狗在遊蕩。因為正處 在首都機場航道的下方，皮村躲開了無孔不入的開發商，呈現出和熱鬧的都市反差強烈的鄉土氣息。過去的3年，活躍的NGO組織「工友之家」試圖把皮村改造成 一個富有生機的打工者家園——皮村6000人口中，外地農民工佔到5000多人，是名副其實的農民工部落。

「工友之家」在這裡建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和兩家二手貨超市。

現在，他們又要在村裡建一座農民工博物館——「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5月1日，一個名為「打工20年」的展覽將伴隨博物館的誕生同時揭幕。

村子裡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個博物館的確切位置，對「文化建設」的深遠意義也並不關心。

村頭擺攤修自行車的王師傅來自張家口，他笑著搖搖頭：「不知道，是那幫志願者弄的嗎？那些人喜歡在村裡瞎折騰。」他關心的是，同樣修理攤位，他每月要交30元管理費，而10米遠的那家本地人攤點卻不用交錢。

飛機在頭頂滑翔，幾乎每10分鐘就重複出現，巨大的聲浪轟鳴，2米之外的人聲也被迅速淹沒。 「工友之家」負責人孫恆不得不提高嗓門說：「農民工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主流文化對他們視而不見，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自己的聲音。」

32歲的孫恆來自河南開封。 1998年師專畢業的他，本來有機會去當一名中學音樂老師，卻選擇來到北京。在這裡，他同樣找不著自己的位置，只能在地下通道賣唱，到西客站做搬運工。

孫 恆命運的轉折發生在2002年，他組建了一個「打工青年藝術團」，在此基礎上，依靠香港樂施會的資助，2003年成立了「工友之家」。 2005年，「打工青年藝術團」發行了第一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靠7.5萬元版稅，在皮村建立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此後，以皮村為「根據地」， 「工友之家」開始壯大。

孫恆穿過迷宮般的村子，七彎八拐，來到村子東頭一處大院落前，推開兩扇鐵門，由鄉村琉璃廠工房改建的農民工博物館展現在眼前。

廢舊桌椅散亂地堆放在各個角落，這都是社會捐贈給「工友之家」的舊貨。幾個工友正耐心地把這些桌椅一點點肢解，然後拼接在一起做展板。

「他們很熱情，好像在建造一座精神家園。」香港樂施會負責博物館項目的工作人員王英渝說。

半年前，孫恆找到王英渝，和盤托出想建造一個主題博物館的設想。樂施會經過實地考察，決定為農民工博物館提供4萬元先期啟動資金。

王英渝說：「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歷史，貫穿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現在中國有2億農民工，但是在城市主流文化中，沒有屬於這個龐大群體的東西，也沒有人記錄他們。我們希望建立一個農民工的博物館，講述他們的生活歷程和變化。」

不一樣的「文物」

裝修的甲醛味道很濃烈，充斥著200平方米的展廳。一幅大字標語懸掛在展廳的牆上：「尊重勞動，尊重勞動的價值，這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語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從二手市場淘來的玻璃展櫃裡，已經擺放了一些展品：票據、證件、罰款單、押金條、白條、保安工服和皺巴巴的不知道從哪裡搞到的紅頭文件。

2007年夏天開始，藝術團利用到處演出機會，開始對外徵集反映農民工進城的歷史展品。

一個在深圳工廠做工的工友郵寄來一張工資條，上面標明：月收入1500元，仔細一看，其中1000元收入都是在嚴重超時工作狀態下所得；

廣東一個女工友郵寄來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寫著她的姓名，背面印著工廠冷冰冰的規定：上班期間不准上廁所；一份刊登在2000年北京一家報紙上的北京市勞動局規定，上面是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還有超過100種行業限制或者禁止雇佣農民工。

孫恆並不認同博物館的功能單純是為了「控訴」和「聲討」。 「如果生活是苦澀的，我們為什麼要迴避它呢？我們只是客觀地展示，目的是改變它。」

也許下列展品代表了孫恆認為的「積極向上」的部分：南方打工者用粗糙的紙張印刷的「打工詩刊」，形式簡單但很煽情；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用稚嫩的筆觸描繪的理想家園，主題也在可以預料的範圍。

「一號展品」：暫住證

事 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信號，就是農民流動到城市打工。頭10年，主要是到鄉鎮企業打工，但是規模不大。 1988年前後人數開始猛增。到1992年之後，農民流動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為一股巨大潮流。 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後，進入城市的農民就越來越多。

沒有什麼展品能像暫住證一樣體現這一時期的特色，事實上，博物館收到的捐贈品，最多的就是暫住證。

「一張暫住證，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作為一個外來打工者和農民的雙重身份，時刻感覺面前立起了一面無形的大牆，它擋在路上，你想闖進去尋找發展，但是很難。 」孫恆說。

「工友之家」的發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個捐出了自己多個版本的暫住證，這也成了博物館的「一號展品」。

從 最早辦理一個暫時證需要180多元到現在降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暫住證也有很大的變化：C本是初來乍到，B本則是混北京已經有一段日子。在北京混跡13年 的內蒙古青年王德志，現在拿的是B本。雖然如今逢年過節還是會查暫住證，但是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後，王已經不用擔心走在大街上會被收容遣返了。

1995年冬天，18歲的王德志沈迷於相聲表演，懷揣1000元錢來到北京，下了火車就直奔央視，毛遂自薦要求上春晚。春晚當然沒上成，此後10年，他一直混跡於北京街頭，做的是送水工、大廚、跑堂、麵包加工、業務員、發小廣告的。

1998年，王德志拜師學相聲，有一天去上課，騎自行車經過豐臺時，結果被聯防和警察截住了，要求查看暫住證。 「我隨身帶著暫住證，但是我不服氣，要求先查看對方的證件。警察一愣，給我亮出了證件。我也拿出了自己的暫住證。結果警察告訴我，他們要驗一驗真假。於是 我就和一幫貼小廣告的被圈在了一個小屋子裡。」

有工友贈送給博物館一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青少年發展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周擁平編著的《看看他們》，這本記錄了100個北京農民工的口述實錄，其中關於河北滄州農民工趙宏磊的經歷更顯離奇。

克林頓來北京訪問那年，做小買賣的趙宏磊到東郊上貨，幾個巡警上來就問：「克林頓來了你知道嗎？」趙宏磊心想，克林頓來了關我什麼事呀？他們又問帶沒帶暫住證，然後又搜身，看趙買了一箱帶魚，就讓他拿帶魚到小賣部做抵押，換四盒「希爾頓」，然後一人拿了一盒才走。

趙 宏磊說：「我清楚記得，2000年9月17日，因為要國慶了，也是在上貨的路上，被抓到了花家地派出所，他們先管我要暫住證、就業證，我拿出來他們就給撕 了，然後把我們一塊被抓來的外地人關到一起，還把我們的皮帶都沒收了，蹲在那裡誰敢抬頭上去就抽，等湊夠了人數就用車把我們送到‘八間房’，到了夜裡2點 又把我們送到昌平收容所。到了天亮，就又用車把我們拉到北京站，說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讓親屬出350元錢到當地派出所‘贖身’。剛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 上來了。他們開始‘叫賣’，先是說給500元就能下車，我身上就有40元，連聲兒都沒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廳的小姐。然後是400、300、 200、100這樣下來，到了廊坊我就花30元下了車，之後我就買了張5元的車票又回到了北京。所以我覺得這根本就起不到整頓治安的作用，我來北京這些 年，光辦證就不知道辦了多少次了，好不容易掙點錢全花在這上邊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問題專家韓俊認為：以就業證卡管理為中心的就業制度，對外出就業農民帶有明顯的歧視性，損害了進城農民平等的就業權利，其實也並沒有真正起到引導農民有序流動的作用。

三個戶口本：多舛的城市夢

孫恆把徵集展品的消息第一個打電話告訴了「同心希望家園」的負責人馬小朵。馬小朵聽了很激動，決定把自己的戶口捐獻出來。

馬小朵有過3本戶口：老家江蘇溧陽的農村戶口、深圳城市戶口和北京城市戶口。為了得到這張北京戶口，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歲的馬小朵高中畢業後，離開江蘇溧陽老家，來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進京保姆大軍總共有5萬人，安徽無為來了3萬，溧陽來了2萬，都是鄉下 姑娘，主要到各級首長家當保姆。後來有一部電影《黃山來的姑娘》，就是以此為背景。而馬小朵的經歷和電影主人翁的命運極為相似，她到了當時全國政協一個副 主席家做保姆。

「我們作為第一批5萬名小保姆走入北京，實際也是發出一個信號，從此帶動了農民工大量開始進入城市。」馬小朵說。

根據2007年「農民工問題調研和文件起草組」的調查表明，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首次出現「農民工」一詞，隨後這一稱謂逐漸被廣泛使用。而最初的動力，一是城市改革的深入對勞動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同時，貧窮的現實使得大批農民主動掙脫土地的束縛。

「當時家裡太窮了，沒有希望，只有被捆綁在土地上。我拚命想離開家鄉，到哪也無所謂。」1985年馬小朵辭掉保姆工作，在民族大學夜大學英語，3年後拿到了大專文憑。之後，在一家出版社做臨時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對方是北京人，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一個現實問題橫亙在兩人中間，男方家庭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馬小朵的農村戶口身份。那時侯實行票制，糧油都是跟著戶口走，沒有北京戶口寸步難行。

外地人和農村戶口的雙重壓力，讓馬小朵絕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為深圳的戶籍制度正在鬆動。她應聘到深圳一家電子公司做推銷員。 300元的月薪，同時3年之後，公司幫她辦理了一個深圳城市戶口指標。 「捏著那張戶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奮鬥了半天，就是為了擺脫一個農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鄉。」

馬小朵結婚了，1996年又 回到了北京，但還是深圳戶口，女兒雖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戶口。 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學的年齡，丈夫的單位論資「排隊」，才有名額把自己和女兒的戶口調進北京。這一折騰前後就花去了20年。此時，再面對那紙北京戶 口，馬小朵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 「我不感到快樂，也沒有歸屬感。我曾經非常嚮往城市的主流生活，一旦真正擁有了，發現那些東西不過如此。所以我又回到了打工者中間。」

今 天的選擇對馬小朵而言很具諷刺意味：她曾經如此努力地想要融入城市，最終發現自己最適合待的地方還是城市邊緣的打工者中間。說這話時，42歲的馬小朵站在 海淀區西北角劉娘府村塵土漫天的街道上，雙手沾滿煤黑，正和幾個工人一起從卡車上搬煤。身後，是她在樂施會幫助下創辦的NGO項目「同心社區餐廳」。

「農民工和城市主流文化的對抗會長期存在。」在「工友之家」工作的NGO研究者林志斌認為，經濟和文化的不平等，仍然束縛著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打工者的「新文化」

現在，孫恆很忙。

每天他在皮村穿梭，巡視著「打工之友」締造的產業鏈：給正在施工的博物館捎來鋪展品用的紅絨布，去二手貨超市上貨，然後又出現在打工子弟學校的操場上，和臉龐黝黑、嗓音常年保持沙啞狀態的校長瀋金花聊學校的事情。

孫恆說：「城市主流文化沒有我們，又在影響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的價值觀。2億農民工的生活前景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創造屬於這個群體的新文化。」

樂施會的王英渝補充說：「提出所謂‘新文化’的概念，就是強調勞動的價值，重建這個群體的自我肯定和認同。」

作為他們反覆強調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去年，「工友之家」在皮村、樓辛莊、馬格莊等開設了4家愛心二手貨超市，目前，已經有微弱的盈利。

在皮村主幹道的路旁，不足10平米的愛心超市吸引了很多村裡人。這些二手衣物和回收物品成色不錯，關鍵是很便宜。一個女村民相中了一雙皮鞋、一件上衣和一條牛仔褲，整個交易總共只花了9元錢。

曾經夢想上春晚的王德志，現在是「工友之家」愛心超市的店長。他仍然在發揮自己的文藝專長。 「寫了好幾段相聲，還拍了一個DV。」這部叫《皮村》的DV短劇拍攝了包括村口修車師傅老王在內的有代表性的外來打工人，同樣也被徵集作為展出的「文物」。

晚上，孫恆和他的樂隊出現在北京海淀區一個叫冷泉的村子。當天，一個由北京大學的社工研究組織開辦的農民工餐廳在這個村子開業，邀請打工青年藝術團演出助興。

樂 隊的小夥子們很賣力，觀眾是來自附近一處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們。當一首描寫愛情、歌頌姑娘的歌曲響起，很多人跟隨著歌手加入了合唱，有人甚至興奮地打起呼 哨。這是一首流傳在打工者中間的歌曲，沒有人知道是誰寫的，不過打工者幾乎人人會唱。演出間隙，志願者開始給觀眾發放博物館徵集展品的啟事。

孫恆有些興奮，「過去總有一些抽象的理想，但是現在這些夢想已經很具體了。」

但 村民似乎不領情。夕陽下的皮村街頭，下班回來的小夥子圍坐在麻辣燙的攤位前。一個小夥子一邊喝著啤酒，一邊不屑地說：「博物館建在這麼偏的地方，有誰會來 看？反正我不會，也沒興趣看。博物館這種玩意兒層次太高，離我們太遠。」在他看來，寧願去找個錄像廳看看武打片，也比那個實惠。

然而，博物館的開業並不如孫恆想像的容易，剛剛得到的消息讓他有點措手不及。

根據規定，主管部門將對博物館的資質進行審批，展室溫度、展品數量都有明確的要求，而且，展品要有專家做出鑑定，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要求全部有5年以上的文博工作經驗，館長需要有大學以上學歷。

這些條件，對於孫恆於他們來說顯得異常苛刻。望著窗外正在勞作的工友，孫恆最後決定先不告訴他們這個糟糕的消息。

「幸好按規定還允許有一個籌備期，在這個期間可以開館，我們會盡力想辦法讓它通過檢查。」他想了想，「這個博物館將來肯定是免費參觀的，大不了可以把它建成村裡的文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