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寒流下的東莞 一夜之間什麼都沒了

東莞怎樣了？東莞在發生什麼？特別是東莞曾經接收的千萬名外來工，在短暫返鄉後，有沒回來？回來後能否找到工作？那些在城市邊緣長大、不願意回鄉的外來工第二代，該怎麼辦？

東莞，中國外向型出口企業的大本營、"世界加工廠"，一定程度上，"中國製造"也是"東莞製造"的別稱。因其地近香港，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承接了大批由港臺轉移而來的製造加工產業而迅速崛起，成為自由經濟全球化布局的一個中國縮影。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短短30年，東莞已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農業小縣，一躍成為南粵重鎮，2007年，以一個常住人口只有650萬人的地市級規模，其GDP卻高達3000多億，幾乎可稱得上"富可敵省"。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然而，面對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東莞也最早感受到凜凜寒意。溫家寶曾在多個公開場合說，他最擔心的是廣東。去年9月起， "空心化 "、"東莞減速"開始頻頻見於報端。至去年底的短短數月內，溫總理先後4次造訪廣東。東莞，正是他調研中國經濟的一支水銀針。

東莞怎樣了？東莞在發生什麼？特別是東莞曾經接收的千萬名外來工，在短暫返鄉後，有沒回來？回來後能否找到工作？那些在城市邊緣長大、不願意回鄉的外來工第二代，該怎麼辦？

我們還是從一群東莞人物入手，他們是：本地東莞人、工廠主、成年外來工、年輕的外來工第二代。他們的生活轉折，也許正是千萬東莞人的縮影。

陳景池 到處救火的本地村長

"現在我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

正午，汽車行駛在東莞寬敞的馬路上，兩邊的店舖大都拉下了鐵閘，偶爾開門的幾家飲食店門口，稀稀拉拉地坐著幾個食客，周邊的工廠鐵門緊鎖，只有一兩個保安坐在門口無聊地玩著手機。

車子拐進一條小街，開進了一家皮具加工廠的大門，我們隨廠長上了樓。

"原來工人多得坐到牆邊上，加班訂單都做不完，要外包出去給小作坊做。可現在你看，全停下來了，原來800人的工廠，我們已經減到了100多人。" 站在往日喧鬧但現在空蕩蕩的廠房裡，舊錫邊村村長、也是該廠廠長的陳景池很有些失落。

陳景池是土生土長的東莞人，媒體俗稱的"地主"。東莞是中國製造的大本營，本地人幾乎家家都靠出租廠房賺錢，由於可以坐地發財，除了定期收租，大多數時間就是吃喝享受。

精明的人則自己開廠。陳村長自己就開設了皮具廠、餐館、酒店。過去他一個月光靠收"鴿子籠"住戶的租金就能賺4萬，廠房的租金更是以百萬計算。

除此之外，身為村長的他還要承擔為村民分紅的責任。過去是"村長臉通紅，村民多分紅"，現在他就連到自己開的餐館吃飯也要有所顧忌：一是應酬大減，二是今年村民的分紅很成問題，一雙雙眼睛正緊盯著他，作為連任7年的村主任，他實在不敢多吃。

從陳景池的身上，我們看出在珠三角做一個村長，絕非易事，他往往身兼多重角色，要隨時轉換身份上下溝通。常常是上午在政府開會，下午到工廠收租；自己的生意要打理，村民的糾紛也要解決。金融危機以來，他更是處於風暴的中央，各種矛盾和衝突糾纏不斷。

也正因為這一特殊身份，他對這次經濟危機給當地的衝擊，不僅有親身感受，對時勢也有超出常人的清醒。

"每晚都要吃止疼粉"

東莞現有常住居民200萬，外來工曾高達800萬人。由金融海嘯引發的工廠倒閉和裁員、外來工的大批撤離，已經引起了其他行業的連鎖反應，製造業衰退使得百業蕭條。

"我認為現在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多支持，少歧視。更多扶持中小型企業。不能只扶持所謂高科技和龍頭企業。"陳景池認為。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東莞市政府規定企業裁員10人以上必須到相關部門登記。企業倒閉後，如無法結清應付農民工的錢，則先由企業所在的村委會墊付，等到企業相關資產拍賣後再予以補回。

陳景池介紹說："實際情況是，大部分裁員的工廠經營都非常困難，不裁員，工廠就只能倒閉。而倒閉的工廠雖然有一些機器設備可以拍賣，但這麼多企業倒閉，哪還會有人買設備？只能當廢品賣。今年的廢品價格又降得這麼低，廢鐵才4塊多一斤，拍賣設備的錢根本是杯水車薪。"

陳景池告訴記者，上個月就曾接到過一份從香港發來的傳真，發件人是村裡所出租廠房的老闆，內容只有短短的兩行字："因實在無力經營，決定關閉工廠。"

看到這樣的字句，他說自己"腦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最後不得不親自出馬，拿著"大聲公"（擴音器）去安撫工廠工人，並頂著壓力，從村委會裡拿了200萬墊付工資，這才解決了這場從天而降的勞務糾紛。而廢棄工廠的設備，他估計只值幾十萬，剩下的錢只能是不了了之。

"這些錢本來是全體村民的，拿去墊付了工資款，我們村民的利益又怎麼辦呢？" 陳景池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不能拆了東牆補西牆"，"畢竟犧牲一部分人利益去滿足另一部分，不是長久之計。"

陳景池又對記者說："東莞提倡產業轉型是好的，但現實是東莞有 30多萬家加工製造企業，解決了將近800萬人的就業，創造的稅收就更多了，不是說轉就能轉的。就拿我們村來說，以前每年靠收地租都有100多萬的收入。現在最大的一家廠倒了，還有一家已經欠了12個月的租金，我們村的收入一下就少了30多萬，再倒幾家，後果更不堪設想了。"

眼見工廠相繼關門，廠房租不出去，陳景池心急如焚，"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以此緩解日益加劇的頭痛病，用他的話說，"胃都吃出了血"。今年，陳景池把原本一萬二每平米的廠房租金降到了八千一平米，一千五的鋪面也降到了六七百，但還是有一半沒租出去。

對於自己皮具廠大量裁員而又沒去政府登記，陳景池也有自己的理由："裁員是企業的正常行為，我又沒欠薪，就沒必要去登記。"

在陳景池看來，裁員是個必然，"前些年大家都過得太舒服了，什麼人都辦工廠，幾十個人的工廠滿地都是。活多啊，大企業做不完，就外包給這些小工廠。所以大家都拚命招人。現在大企業訂單少了，小企業就接不到訂單，只能去做一些更低端的產品，以前大家人員都超編，所以造成了現在的惡性循環。"

有其因必有其果，陳景池認為政府和不能把就業壓力都推到企業主身上，"轉型不是喊口號，還要有更多的實際行動"。

現在，陳景池的工廠僅剩一條生產線還在開工，對比以往手工含量高的書包和旅行箱，現在生產最多的是更簡單實用的環保袋。陳景池說訂單才是最重要的，生產什麼產品倒是無關痛痒，至少要能支付工人的工資。

他最後告訴記者，工廠依照現在的情況頂多撐到8月份，如果到時經濟環境還沒有改善，他也只能停業關門了。

在外面爭取訂單的工廠主

建華五金飾品廠，正是陳景池說的那家已拖欠租金12個月的工廠，位於東城區舊錫邊村，剛好處在東莞的城郊結合部。

這家民營工廠過去頗具規模，發展最好時有五六百名工人。每天工廠的轟鳴聲要持續到深夜。在這裡待了8年的四川廣安籍模具維修師傅老游告訴記者："以前因為噪音問題，周圍的村民經常去村委會投訴，村委會再來找廠裡協調，能不能縮短開工時間。可是現在，沒人再來反映噪音問題了，大家想的是怎麼能多開工。"

從2008年底，該廠開始訂單減少，經營出現危機，工人走得只剩下140多人。游師傅也沒什麼事可做，今年工廠更以"模具維修人員過剩"為由，讓游師傅轉行幹起了保安。

老游卻不願做保安："薪金方面雖然差不多，但畢竟自己有一身技術，不想丟了，再說保安實在是個無聊的活兒。"

今年過年期間，游師傅去厚街、長安等幾個地方轉了圈，發現象自己這樣的技術工人還比較好找工作。2月底，他向工廠遞了辭職信，但工廠卻以沒錢結算上兩個月工資為由，把游師傅留了下來，說像他這樣的技術骨幹，是企業的不可再生資源，留下來等以後環境好了，一定能受到重用。

游師傅說自己能體諒工廠的難處，不過他還是準備走，"如果東莞這邊實在找不到工作，就回廣安去，廣安的發展也不錯，等以後經濟變好了可以再出來嘛。" 游師傅說自己雖有信心，但看著空空蕩蕩的工廠，還是會有"英雄遲暮"的感覺。

我們問經理能否採訪廠長，他說，廠長最近一直在外面陪兩個大客戶，爭取訂單，很少回來。

我們要工作--3個中年外來工的故事

半年前，郭小明3人還是東莞一家台資大廠的同事。隨著工廠倒閉，他們的命運也隨即發生變化

"好像一夜之間什麼都沒了"

郭小明扶著自行車站在東莞天華傢俱廠門口，腋下有一圈汗漬。這裡是虎門，烈日下，綠色的廠房顯得空曠、孤獨。許多次，他在薄暮中經過這裡，都會發現門口的美人蕉已經枯萎，蛛網在角落裡結成了骯髒的絨花。

"我在這裡工作了11年，"他對看門的老人說，然後安靜地抽上一支煙，像在費勁地等待天明。

如今，37歲的郭小明在興義玻璃廠做檢驗員，薪水還不到從前的一半。1997年，他進入天華傢俱廠。工廠倒閉之前他是包裝部的組長，每月能拿到3000多塊錢。

郭小明記得，去年10月份，當周圍的鞋廠、電子廠紛紛倒閉時，做美國生意的天華工人還一度感到慶幸。儘管這家發展近20年的台資大廠也已經捉襟見肘，但沒人相信它會突然傾圮。

一個毫無徵兆的星期天下午，老闆"跑路"的消息在600多名工人間不脛而走。當郭小明趕到廠裡，他看到憤怒的供應商正要抬走機器抵債。"這事來得太突然，我們都不相信它是真的，"郭小明說。

最終，虎門鎮路東村委會接管了天華廠，並且墊付了工人的工資。那天下午，廠子的操場上擺了長長一排桌子，工人按部門排隊領最後一筆工資。大廣播不停地播放著通告，告訴那些按完手印的工人，不要在廠區逗留。

年輕工人拿到錢就走了，可郭小明心裏不是滋味。在工廠外的小飯館，十幾個工作十多年的老職工坐在一起低頭不語，彷彿惶惑的未成年人，看不清未來的路。

"畢竟在這裡工作了這麼多年，"郭小明說，"好像一夜之間什麼都沒了。"

與郭小明一樣，周榮欽也是90年代就進入天華廠。他曾想留在東莞，但找得到的工作都只幾百塊錢一個月，無法支撐一家花銷。他最擔心的還是上初三的兒子。

"要讓他一直讀下去，將來不要像我一樣，"周榮欽說，"可這也需要一大筆錢。"

周榮欽只得回到了廣西欽州老家。平時靠打零工來賺點錢，補貼家用。他的妻子也曾是天華廠的工人，現在只能操持家務，完全沒有經濟收入。

"我做了那麼多年，按法律規定，一年賠一個月工資，本來能拿七八萬補償金，"已回廣西的周榮欽在電話中說，"我們把天華告到法院了。但村委會已墊付了一百多萬工資，拍賣來的錢能分到多少，誰知道？"

另一位工人--在天華廠工作了18年的肖平良，則感到了和生活失去聯繫的惶恐。從前他所習慣的日常生活，現在對他來說，已變成了遙遠的往事。

"我在傢俱廠做了十幾二十年，幾乎沒有離開過東莞，"肖平良說，"現在我快40歲了，突然要離開這裡，我覺得自己沒有競爭力，一點都沒有。"

無業的日子

無業的日子，郭小明會買份報紙，坐在社區廣場上。翻完了就在廠周圍轉轉，看著貼著法院封條的工廠大門發呆。

一天，郭小明在電視上看到一則國際新聞，那房間裡的傢俱，和天華廠生產的一模一樣。他跳著叫妻子來看，可心裏倏然哆嗦了一下--天華廠已經不在了。

對郭小明來說，十多年的打工像是一場夢，醒過來依然感到生存的重壓。相比之下，他更願意回憶年輕的時候。

那時他和朋友在桂林做了三四年方便筷生意。筷子從大興安嶺一鐵皮一鐵皮拉過來，他們自己加工，賣給大小餐館。

每天清晨，他騎著三輪車，穿梭在桂林的大街小巷。有時候頭一天睡晚了，第二天天濛濛亮就會被催筷子的電話吵醒。雖然辛苦，可他從未感到生存的艱辛。

他喜歡滑冰，在溜冰場上認識了一個在冰激淋廠工作的女孩。此後，他們手拉手地在沉悶的生活中飛馳而過--這個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1997年，郭小明因為沒有暫住證，在深圳東躲西藏。檢查的人總是半夜才來，聽見狗叫和喧囂，他就得爬起來跳窗溜走。有一次躲到河邊的樹叢裡，因為犯瞌睡，掉到了河裡，險些喪命。

妻子心疼地說："我們不要再過東躲西藏的日子了，好不好？"

如今，那些情緒彷彿黃昏的日影，漸漸淡去。失業後郭小明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壓力。當一個同樣失業的老鄉找到他，邀他一起去順德做賭場生意時，郭小明決定鋌而走險。

他偷偷拿出多年積攢的兩萬塊錢入了股。在順德一家高檔酒店，他們包下一間客房。凡是來賭的人，他們包吃包住，然後從賭資裡抽取利潤。郭小明說，最多一次，他們一夜收了12萬，但需要從中抽出一大部分打點黑白兩道。

兩個月的時間比兩年都要長。郭小明學會了賭博、放高利貸。他白天昏昏入睡，卻總在警察破門而入的恐懼中驚醒。在為數不多的通話裡，他對著妻子大發脾氣，可一掛上電話，又陷在自責中不能自拔。

郭小明最終拿著本錢退了出來。春節過後，走在飄著雪花的湖南老家，他還是決定回到東莞。"我想找一份正當工作，只要它能維持生活，"郭小明說，"11年了，這裡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漂泊，漂泊

對那些常年在外打工而如今失業的工人來說，家鄉已經顯得不夠親切。當城鎮化的車輪碾過他們的故土，很多人變成了沒有土地的農民--這也是肖平良決心漂泊在外的原因之一。

十多年來他一直生活在天華廠，每個月只休息一天，平時甚至很少離開虎門鎮的路東社區。肖平良已十分習慣這裡的世界，但一夜之間，他發現這個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沒了他的位置。遙遠的金融風暴呼嘯而來，他們被驟然甩出運轉了十多年的軌道。四處找工的生活並不輕鬆，彷彿鞋肚裡有一顆石子，每走一步都是痛楚。

"我不敢進小廠，怕過幾天又會倒閉，"肖平良說。"小廠沒有保障，說倒就倒了，沒有人管你。"

而在這場金融風暴中，"世界工廠"受挫甚深，許多大廠一夜猝死，碩果僅存的企業也在盡量壓縮人員，削減成本，努力維持。根據3月3日廣東省勞動保障部門的統計，節後入粵的農民工有946萬人，其中的46萬人未實現就業。

"東莞的人才市場我們也去過，"肖平良說，"但那裡都是進公司的，像白領一樣的工作。"

" 其實我還是想進傢俱廠。做了10年傢俱，只有這方面能得心應手。"可是傢俱行業在東莞正值舉步維艱。在被稱為"東方傢俱之都"的東莞厚街鎮，當地勞動部門的調查顯示，傢俱行業的開工率不到60%。理想的工作找不到了，他們都務實地降低了自己的標準。在東莞找工無望，肖平良去了廣州花都，投奔弟弟。

郭小明還留在虎門。他看到了興義玻璃廠的招工啟事。要招15人，趕過去一看，來應聘的就有100多人，滿滿地站了一操場。先是查證件，之後考文化知識（其中一題是要寫出四大名著的作者），面試後還要做俯臥撐--玻璃廠幹的是體力活。

俯臥撐做到26個，他喘著粗氣趴在在地。管事的人說："看你年紀大，有家有口的不容易，多算4個算是見面禮吧。"

郭小明說，他一直想去謝謝這個人，可感激更像是種苦澀。比起那些至今失業的同事，他覺得自己幸運得多。

"這是沒辦法的事，美國那麼大的銀行都倒了，大河裡的水沒了，小河也要干，"郭小明說，"一次看電視，看到美國人過聖誕節，很多東西原來可以買，現在也算了。看看外國人，再看看自己，覺得是安慰，又好像不是。"

如今，郭小明在盡力縮減開支。原來租240元/月的房子，現在搬到了180元/月的地方。原來買過一雙安踏，現在再也不敢買了。他天一黑就到社區廣場上，看老年人唱歌跳舞，打發時光。

無所事事的時候，他忍不住懷念已經不復存在的天華廠："老闆對我們不錯。十多年了，工資一次都沒拖過。平時大家相處得也融洽，工作壓力也不大，有了這些，還圖什麼？我本來想在這裡一直做下去的。"

十多年來，郭小明們固守同樣的位置，忙碌同樣的工作，聚沙成塔般營建起穩定不變的生活。如今，天華廠這個微型世界轟然傾圮，他們忽然發覺自己的身份十分尷尬，甚至不能再被稱為"打工仔"了--他們已經與這個稱謂裡隱含的年輕無畏相距甚遠。他們被生活推動著，抬腿出發，但自己也不知道哪裡是下一個落腳點。

在花都的廣州火車北站，四下都是喧鬧的人聲。肖平良畏縮地站在街角，等著弟弟來接他。他的臉色疲憊緊張，在陽光下泛著蠟一般的光色。直到看到騎著助力車的弟弟，他才如釋重負地露出笑容。他擠出人群，小心翼翼地坐到弟弟的後座上。在汽車的喇叭聲中，在城市的喧囂聲中，他們搖搖晃晃地，越騎越遠。

不想回去的小夏

"在這每天見到的是人，是汽車，回老家每天面對的是豬，是牛車，你會回去嗎？"

東莞桑園工業區。

玩具廠的大門口立著一張紅色的招工廣告牌，告示旁，蹲著一群農民工，他們只是在交頭接耳，可卻沒人敢進去。

小夏是其中的一員，正看著廣告牌上的字："包吃住，月薪800。"

"又是騙人的吧？"站在路邊的小夏把記者當成了同行者。"我看起來年紀太小，怕他們不要。你們先進去，就說我們3個是一起的，這樣成功率高。"

這個染著黃頭髮的少年，今年只有16歲，不過據他說從老家河南來東莞已有兩年。原來在一家收音機廠做普工，"就是把零件湊在一起，往電路板上一粘，特別簡單"。小夏說工作很無聊，但一個月有1000多塊錢，工作時間也寬鬆，"計件算錢，每天只要能完成定量就行，多做還算加班費，1小時5元"。手腳靈活的他，經常很早就可以回去睡覺了。

今年1月，老闆告訴小夏和他的同鄉，要扣他們一個月工資，理由是"不服管理，打架鬧事"。"其實就是老闆沒錢了，故意找碴。"小夏告訴記者，"以前我們打架，老闆才不管呢。又沒簽合同，出了事你自己負責就行。這次，憑什麼扣我們工資？"

小夏和幾個同鄉不服氣，就罷工了一個星期。後來老闆同意給他們發工資，但條件是拿錢走人。小夏和另外3個同鄉一起離開了工廠。現在，同鄉中有一個已回了河南，還有兩個在東莞無所事事。

記者同小夏走進了玩具廠的值班室，剛好經理和業務主管都在。他們告訴記者和小夏："現在宿舍不夠住，暫時不招人，但可以填張表，以後招人直接找你們。"

走出玩具廠，小夏顯得很平靜，告訴記者他找了一個多月工，這樣的表已經填了十多張。招工的大部分要技工，沒技術的普通工人很少有地方要，有也只要女工。

這一情況在東莞非常普遍，金融危機下，各家工廠都在節省開支，女工吃得少，幹活仔細，又比男工好管理，不會鬧事。

此前他曾找了一家中介公司，說是"保證能找到工作"。在交了100多塊錢中介費後，小夏被介紹到一家工廠做清潔工，進廠前又要他交了50塊錢，說是進廠費。沒干兩天，工廠說要檢查他的合同，合同剛交出去，就被人撕得粉碎，而後又以他"工作不努力"為由開除了他。至此，小夏說他"再也不相信中介了"。

儘管如此，小夏還是很有信心。"我以前也換過幾個工作，那時哪都在招人。總還有用工的吧，多找幾家，大不了打臨工。"小夏說自己喜歡打臨時工，干一天結一天錢，自由，想什麼時候走都可以。

他帶記者來到剛把他炒掉的廠子，"那裡緊缺人手"。

穿過低矮的過道，旁邊是發臭的積水，上了三層發霉的樓梯（他自己躲了起來），我們聽見了機器"滴答滴答"轉動的聲音，凌亂的庫房裡坐滿了年輕男女，正埋頭縫紉，沒人抬頭看我們。

老闆娘背著孩子走出來，把我們從頭到腳掃了一遍，用狐疑的眼光看著我們，接著報了一遍工資條件，月工資有900塊，可是沒地方住宿。我們藉故謝絕，離開。

小夏的哥哥在厚街幫人開車，由於有開車手藝，他哥哥暫時還沒失業的危險。不過，小夏不願跟著哥哥，因為哥哥老管他。"去年我跟隔壁廠的打架，被我哥知道了，把我20多塊錢買的刀收了。我和他打了一架跑出來，就再沒去過他那了。"

當地一些居民表示，最近村裡經常有三五成群的年青人在街上閑逛，很多人到了晚上都不敢出門，大家都很擔心村裡的治安會惡化下去。

談到以後的路，小夏說自己打臨時工也要呆在東莞。對他來說，回老家種地不僅是賺不著錢，農村和城市的巨大差異更是他難以忍受的。

"在這每天見到的是人，是汽車，回老家每天面對的是豬，是牛車，你會回去嗎？"

来源:南方人物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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