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六四」與五種政治力量

" 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很快就要到了。由於中國政府在長達一代人的時間裏對與"六四事件"歷史資料和信息進行嚴密的封鎖，絕大部分"八零後"的中國青年現在無從知道事件真相；那些與極度腐敗的政府官員們聯繫密切的學界、商界精英們對"六四"則選擇了故意遺忘。對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政府以及與之利益攸關的同盟者們而言，盡快地使全民族遺忘六四是維護既得利益的一種最"方便"的策略。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黨外追求政治現代化的力量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時間最終將沖涮掩蓋真相的謊言。發生在二十年前的那場震撼中國和世界的重大事件，為世人提供了分析八十年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相互消長的一把鑰匙。在突發事變頻發的中國，人們對那場歷史事件的深度思考能為分析當前和未來的中國社會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借鑒。

只要分析一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各種主要政治勢力的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角逐，就不難理解，那一場政治動盪的發生在八十年代末發生具有必然性，它的壯烈的結局也具有某種必然性。文化革命結束以後，尤其是黨內的改革派和被毛澤東清洗的政治老人結盟推翻了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以後，中國社會有五支力量發揮著作用。這五支力量的強弱變化以及他們之間不同形式的結盟，引領了那個年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

第一支政治力量是在文化革命中、後期發源的黨外追求政治現代化的力量。這支力量的主要代表是黨外的中、青年知識份子。這裡所指的知識份子，不僅包括那些歷經多次政治運動的摧殘頑強生存下來的具有民主意識的知識份子，恢復高等學校考試制度以後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還包括那些有知識而由於各種原因沒機會進入大學的青年工人。

這一部分人承接了現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傳統。是在中國最殘酷的政治、思想專制下最早覺醒、最勇敢地奮起批判現存制度的一批志士仁人。他們曾經發起組織七十年代各種針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社會運動和八十年代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社會運動。最為著名的包括一九七四年就呼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廣州"李一哲"、一九七六年抗議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四五"運動、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西單民主牆以及包括北京之春等在內的各種民間刊物、八十年代初大學校園民主選舉運動等等。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這支力量的中的一部分人進入了體制內；另一部分則由於堅定不妥協的政治立場而被投入了監獄（最著名的政治犯如魏京生等）；絕大多數人則利用出叢書、辦雜誌、開學校、建研究所等方式，堅持在體制外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最著名的有包遵信、金觀濤等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還有陳子明、王軍濤等人主持的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及其旗下的《經濟學週報》等等。

黨內外改革派缺乏必要的溝通

第二和第三支力量是黨內"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經濟改革派"。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為代表的是主張政治、經濟改革併進的"全面改革派"；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雖然在經濟上始終如一的推動市場化導向的體制改革，但是對政治改革的態度則不斷變化。開始時是三心二意、到後來則強硬地反對任何旨在引進以民主選舉、權力制衡、新聞自由為基本原則政治體制改革的訴求。

黨內的"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經濟改革派" 在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分歧。隨著改革的逐漸展開，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這兩部分人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嚴重。一九八七年初推翻胡耀邦的老人政變實際上是這兩股力量走向決裂的決定標誌。自那以後，"政治保守和經濟改革派"轉向與黨內"傳統保守派"實行結盟。在趙紫陽擔任總書記之後，主張全面改革的領導人萬里和田紀雲等人與國務院總理的位置失之交臂為黨內全面改革派的最終潰敗奠定了組織準備。

第四支政治力量則是堅信前蘇聯式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黨內的"傳統保守派"。主要的代表人物為陳雲、李鵬、姚依林等人。這些人認為，毛澤東及其四人幫的問題主要是所謂的"極左"。只要將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恢復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所奉行的正宗的列寧、斯大林式的政治經濟制度，即政治上的一黨專制、經濟上的中央計畫等等，中國就能從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混亂中走向正規。

第五支力量則是鬆散的沒有組織的社會大眾，包括充滿報國熱情的青年學生和憎恨腐敗的市民。他們的訴求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在文革剛剛結束後，他們支持黨內兩種不同的改革派和傳統保守派合手推進的所謂"撥亂反正"的政治努力；在八十年代黨內改革派和傳統派的分歧公開化以後，他們基本上是站在全面改革派一邊的；對體制外的民主派，他們在八十年代自始至終同情的態度，但是由於當時政治制度的嚴格防範，這兩派政治力量之間缺乏思想上、組織上的溝通。

黨內最為黑暗的政治勢力得手

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震盪的大背景，在於政治上繼續實行一黨專制和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改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怪異的政治和經濟混合形成了官僚對市場化過程中控制和尋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罕見的腐敗。再加上由於深謀老算的傳統保守派的惡意干擾，黨內的"全面改革派"無法正確地把握經濟改革的節奏，使得經濟體制改革的瓶頸也來越窄，最終形成了一九八八年的國家財政困難和高通貨膨脹的緊張局面。群眾對經濟改革效果不彰和權勢集團腐敗日益嚴重的不滿日積月累，最終形成了黨內改革派無法掌控的動盪。

動盪出現後，由於體制外的民主知識份子長期停留在對社會進行思想啟蒙的階段，自身還沒有形成一種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同時，由於黨內改革派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和實力去突破體制的限制，不敢大膽地與體制外民主派知識份子公開結盟。而且無論是黨內的改革派還是體制外的民主知識份子都沒有一個有效地、體制性的與青年學生和市民交流的渠道。

黨內的"傳統保守派"則一方面有意地激怒學生，一再破壞黨內改革派、體制外民主知識份子以及學生和市民達成的脆弱的諒解。最為顯著的一個例子是，當趙紫陽在五月初說服示威學生返校後，李鵬等人通過對教育部的控制公開宣揚要對示威學生秋後算賬。再次將學生激將出校門，為激化矛盾和全面鎮壓做準備。另一方面，黨內的傳統保守派還刻意地離間黨內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經濟改革派之間本來就已經十分脆弱的聯盟。成功地促成了掌握軍權的 "政治保守和經濟改革派"和掌握黨的機器的"傳統保守派"的結盟。

一九八九年偉大的群眾運動最終以被血腥鎮壓告終，這使得中國的政治現代化的進程全面停滯和倒退。從一定程度上看，這是黨內改革派無力掙脫體制的羈絆，不敢與保守派決裂的結果；也是中國體制外民主知識份子長期將自己的作用侷限于思想啟蒙，無力形成獨立政治力量的結果；也是運動中學生和市民無法與其它更為成熟的政治實力溝通，一步步邁向保守派挖掘的政治陷阱的結果；當然，也是共產黨內最為黑暗的政治勢力利用最殘酷的手段維護自己利益的結果。

（原載《動向》2009年5月號）

来源: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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