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監視與告密發生在國人身上

【看中國記者岳洪晨報導】近期看到一篇報導，一個到北京出差的年青出租車司機身上攜帶了一本法輪功書籍而被暫住在同一個公司宿舍的另一司機向警察告密，導致這名司機被拘捕，並被強行脫光衣服搜查。後來經過出租車公司和他的朋友證實，他並非是法輪功學員後，警察仍然扣押了司機的所有證件，勒索8000元人民幣。

新聞線索並不複雜，但是看後卻引發陣陣感慨。倒不是感慨那些為非作歹的部分中國警察的行徑，因為自從"俯臥撐"和"躲貓貓"事件後，國人對中國警察再做出什麼驚人的舉動來，估計都已經不會感到意外了。只是想不通的是為啥同住的司機會因為一本書舉報一個與他素昧平生毫無過節的同事，是對法輪功修煉者本身的恐懼呢，還是為了從告密中獲取物質利益的好處，亦或都不然，只是為了"愛國"？除了這三點外，我實在想不出對方告密是否還有其他理由。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如果是前者的話，只能說明中共在將法輪功修煉者妖魔化的影響之惡劣。當今的中國，每日包圍在被政府掌控的媒體之內，很多事件缺乏獨立客觀的信息來源，長期引導性極強的新聞灌輸，已經磨損了人們獨立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但是也有例外，記得99年，當全國上下鋪天蓋地批判法輪功時，身邊有一個仍然在校園讀書的女友不無疑慮和我探討說，全國修煉法輪功的人有幾千萬，如果法輪功真的像中國政府描述的那麼不堪和可笑，難道這麽多人都是傻子嗎？這麼多人相信，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而且法輪功傳播也大概七八年了，要是出事的話，每年出現不良事件的概率應該是一樣的啊，為啥到了政府要反對的時候，這些事件就層出不窮呢？當時整天忙於炒股，申請留學的我，對女朋友提出的問題也產生了一些思索，女朋友的話提醒了我保持一個觀察的態度對待這些事情的發展。直到後來來到海外，才知道全球100多個國家的民眾都有修煉法輪功的，如果在較中國大陸更為嚴密的歐美司法體系的社會，法輪功修煉者都沒有惹出違法的事情來，那麼大陸那些法輪功事件極大可能是出於某種目的憑空製造的了。不出所料，後來2001年聯合國教育基金組織指出"天安門自焚"事件確實是政府造假。

所以部分中國人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這種恐懼，完全是在中國政府不實信息的引導下製造出來的，這種敵意和矛盾恰好是政府達到離間人民的目的，只有這樣一個政黨才可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使被矇蔽的人們祈求它的庇護，這也就不難理解為啥那個司機要向警察告密，實質上他是在請求政府對他人身安全的所謂"保護"而已。殊不知，他這種懷疑和恐懼恰恰是中了謠言的圈套，告密正是一種平白無故地對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的誣陷，特別是當他這種告密導致對方受到警察的傷害後，在實質上，他在無意中已經成為協同警察共同對無辜者的傷害和犯罪。

如果告密者是出於所謂的"愛國"，這個出發點也很容易被理解。記得2007年的奧斯卡最佳外國語片的《竊聽風暴》就反映前共產黨政權控制東德期間，秘密警察對民眾的監視。根據近年來被曝光的東德監視檔案，前東德一千八百萬人口中，被監視的人口有六百多萬。也就是說，每三人中就有一個人被警察監控。這樣規模的情報工作，並非完全來自於專業的秘密警察，而是大部分來自於非專業的群眾線民，他們有的隱藏在夫婦之間、鄰居之間，朋友之間、同事之間。線民們有的真的出於自己認為的"愛國動機"，而有的則是在壓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誘惑下，出賣了別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員。但是當歷史的車輪前行至共產主義形態的解體90年代後，這些檔案陸續被公開，帶給整個德國社會心靈的震動甚至遠遠大於二戰的物質性創傷，整個民族都在尋找當年"出賣自己的人"。

德國的前國會女議員維拉.沃倫伯格查閱了自己被監控的檔案後，只得出一個結論，那個有能力向秘密警察提供自己私生活細節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她幾十年的相濡以沫的結髮丈夫努得。努得甚至以"兩個孩子的名義起誓"那個事情不是他幹的，但是真的假不了，最後努得還是無法躲避事實的審判。維拉與努得離婚了。努得感到自己做人最基本的信譽已經遺失殆盡，便黯然搬到鄉下隱居起來。。。

這些悲傷的故事讓人引以為鑒，當我們稍微理性的思索，就會發現，任何以"愛國"這種高尚動機倡導下對政府，或者一個政黨的順從，是否可以經得起人性中最基本的良知的推敲？是否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那些為了"愛國"而去告密的朋友們啊，當你們在為捍衛心目中所相信的理想而行動時，是否思考過這幾個最簡單的問題？

至於那些通過告密換取銀子的猶大們，早就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被《聖經》釘上了十字架，猶大們的是非對錯就不值得在本文討論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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