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讚育: 蔣介石侍從室與親歷西安事變


原題:服務蔣委員長侍從室與親歷西安事變

蕭讚育口述

任蔣委員長(蔣介石)侍從秘書

民國二十三年春,力行社內部改組,余得偕妻兒三人赴無錫,住梅園休息數日,繼獨往普陀天福庵靜養一月,靜養中深感忙碌後獲得休息之無比快樂,有益身心,因而想到公務人員每年定期旅遊休假之必要。此天福庵住持告我蔣公亦曾住此頗久。普陀佛地,無殺生者,余攜去之獵槍成為無用武之物。

在此期間,蔣公秘書鄧雪冰(文儀)來信,要我在南昌行營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為賀衷寒、主任秘書袁守謙)及侍從室侍從秘書二者中作一抉擇,以便報請蔣公任命,考慮後決就任侍從秘書。大概三、四月間到南昌報到。

不久,侍從室改組為第一、第二兩處,晏道剛任第一處主任,陳佈雷任第二處主任,第一處管總務、參謀、警衛,第二處管文書、速記與研究,原兼任第三組組長鄧文儀隨即離開侍從室,我專任侍從秘書,編製屬第二處,而直接承辦委員長指示交辦事項及隨時提出報告,實際上是獨立性質。我手下有一書記、一工友,平時承辦業務,舉凡軍校同學個人或單位負責人、力行社及所屬有關同志向委員長報告請示事項,凡由我轉呈者即由我請示後答覆,如抗戰開始後成立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人王芃生,向委座提出的所有情報或分析,都由其自己提綱挈領,親筆擇要寫好,隨時由我轉呈,不少為有價值之數據或意見,極受委員長重視。

此外,委員長若有遠行,我們都隨侍左右,每到一地,輒有軍校同學或地方黨政官員呈遞報告,或要求請見,即由我向委座呈報轉達,有些地方,委座尚未到達以前,派我們先行前往聯絡,如民國二十五年廣東余漢謀取代陳濟棠,歸順中央,委座派錢大鈞主任及我先飛廣州,先與余漢謀等聯絡。

我在侍從室服務時間前後共約九年,民國二十三年開始至三十四年侍從室結束離開(其間有一年半赴樂山休假研究,一年半調成都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九年時間,工作並不怎麼忙,但不能輕離職守。民國二十三年委座曾頒發侍從人員守則,人手一冊,守則中有很多規定,要求大家遵守,我本來是很自愛自重的人,守則中的各種要求,我不覺得有何困難或辦不到的事,不過更小心注意一些罷了。同時深信我縱不能分憂分勞,亦不致為領袖添麻煩。但有時在事情的處理有欠週到,仍不免引起過領袖的大發脾氣。

大概就是民國二十三年暑期快要完的時候,我們由廬山回南京,委員長在九江乘飛機先行,我們乘船,在船上見到大公報一篇社論,對新生活運動中女學生蓄髮問題頗有批評,乃將社論剪下,認為值得考慮。社論大意謂:今日國家應興革之事正多,女學生蓄髮問題,宜交教育主管單位,研究辦理,不必由最高當局硬性規定一種髮式,通令全國遵行。我到南京後將此文附以己意簽報呈上後,少頃,即在內收發汪日章秘書處,見到委座手令,要送交中央通訊社發表,說是「學生蓄髮問題,正在研究,一俟決定,即予實施。」我乃要求汪秘書將委座此一手令暫緩發出。我以為委座如看到我的簽呈和大公報,此手令下必再發表。如以大公報意見為是,便從緩實施可也,如仍應實施,更無須於此時再作此宣告。不意第二天早晨委座閱報,未見聲明手令登載,即喚汪秘書查問,知是我的主張,乃即要我上樓,一見我即問:「你何以扣留我的手令?」我說,當我看到領袖手令時,以為領袖尚未見到我的報告,如已見到,則此手令似可不必發表。並稍說明理由。委座不待我畢其辭,突從座椅上躍起站立,非常生氣高聲的說:「你有腦筋,我就沒有腦筋,我要做的事,應該交你來做才好。」我趕快說,我事前沒有先向領袖請示清楚,我有錯,今天馬上要汪秘書將手令發出去,明天可以見報。乃鞠躬而退。

不到一個星期,委座派人來取我們的日記,因為曾有規定侍從人員都要寫日記。第二天叫我去見,此時領袖態度,非常慈祥客氣,首先交還我的日記,叫我坐,然後問我家庭情況、工作情況,當我起立鞠躬告退時,連連點頭道好。回到辦公室,發現我接受怒責那一天的日記書眉,領袖用楷書寫上一個閱字,表示他看到了,知道了。他平日批閱公文,好用一條龍,即是橫行彎曲的一劃。今見到此正楷書寫的一個閱字,覺得親切而舒暢,既感謝又慚愧,在我複雜的情緒中,正顯示出領袖慈祥偉大的一面。以我處理此次事件而言,在手續上是不夠周密的,但用心是可以寬恕的。領袖發了大脾氣之後,又能用心化解,對我當時處理的用意,表示已知道了、諒解了。足見領袖用心之細也。

另外一件事,使我極為難過的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改變我中華民國命運的一個大變亂,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七七抗戰的時間為之提前,也使奄奄一息的共產黨垂死復生,使整個歷史起了大變化。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公在洛陽度過五十歲生日,發表「報國與思親」文。十一月十三日,蔣公登嵩山,我們偕行,當時同去的侍從人員尚有錢大鈞、毛慶祥、劉進及蕭乃華,此外軍長萬耀煌、洛陽行政督察專員王澤民隨行。大家曾在古樹漢柏前攝影留念。游嵩山後,我們便於十二月四日抵達西安,下榻華清池。

事變發生的前兩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許多遊行請願的學生,在馬路上呼口號,街頭牆上到處張貼標語,要求停止內戰,反對內戰,一致抗日,這完全是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在公開活動,大感驚訝,往見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問此時此地,何以有此類標語遊行?邵不認為太嚴重,但承認有隱憂;在我看來,這一種現象,應是嚴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變的前一天,我即約集中央派在西安擔任工作的一些人員,大家坐在一起交換意見,商量辦法,大家也感覺到情況之可慮,並知道張學良、楊虎城的左右和部隊中,均有左派份子在活動,並舉出較為活躍的問題人物若干人,如張部衛隊營長孫鳴九、秘書某某等,以及楊部的秘書長,認為均有特別加以注意處理的必要。

於是根據大家提供資料,及目見情形寫成一書面報告,準備第二天早上轉呈蔣委員長,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事變就發生了。
十二日凌晨五點左右,忽然槍聲四起,勤務兵梁介然和書記林培深都跑進來,報告情況,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開靠外牆的小門一探究竟,不意門一開,馬上一顆槍彈射了過來,接著是一位傷兵爬進了門口,趕緊招呼受傷的侍衛人員,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語。「到底怎麼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於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閣樓,往外張望,此時天已微明,只見密密麻麻的都是張部東北軍,正在慢慢的平靜下來了,但是後面驪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黃軍服與灰軍服的少數人,還在彼此射擊,被擊中者一個個滾下山來。

慢慢地,天已大亮,槍聲漸止,也無喧嘩吵雜的人聲,我再度開門,走向牆外廣場,想多瞭解一些情況,張部士兵問明我的身份時,他們說:「委員長不抗日,我們是要抗日的。」這時我才明白,這些東北軍,原來都是有問題的了。我被送到衛兵門房,那時門房裡已聚集了侍從人員二、三十人,組長、秘書、參謀、副官,很多人都來了,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從床上拉下來的,只披上大衣便出來了,衣服穿著極不整齊。

門房中,張學良的軍官,一再進來詢問:「委員長究竟往那裡去了?什麼時候離開的?」誰也說不出來。我這時還在為委員長慶幸:心想委員長可能早已聞警,避過此劫了。

約八、九點鐘忽聞後山鼓雜訊大起,並有人高叫:「委員長找到了!委員長找到了!」隨即發出集合號音,沒幾分鐘,委員長下山了,並在我們門房的大門口停下來,只聽到委員長高聲道:「我要在這裡休息!」又聽有人說:「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請上車到城裡去。」

委員長走後,我們侍從人員也坐上大卡車,被送往西安楊虎城綏靖公署的衛士隊,草蓆地鋪,每人一條軍毯,裹著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時,土兵送來一桶飯,一桶菜,有碗筷,無桌椅,飯菜既惡劣,余心情更壞,不食亦不飢。這時交際科長周文章帶來了八大主張之印刷文件。這完全證明了張學良、楊虎城竟與共黨在朋比為姦,天下大亂了!

所謂兵諫通電,標榜人民陣線之八大主張如左:

㈠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
㈡ 停止一切內戰;
㈢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㈣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㈤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㈥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㈦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㈧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天黑後,我和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書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兩人住一間房,房內只有一單人床,汪日章讓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十時,張學良前來,到每一個房間,對我們的受驚表示慰問,這時我要求和他談話,張同意,自己將房門關上,我們兩人便站著談。張學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動主要是為了抗日,此次兵諫,系由於委員長不接受意見,出於下得已,並告訴我,委員長脾氣還是很大,不肯吃東西。我便要求在我們四位秘書中,有一人去見委員長,聽候招呼;他說,不需要,委員長在那邊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問張,今後如何打算。張說,委員長今天是中國的領袖,今後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多聽大家的意見,和過去專制皇帝不同,委員長如能改變態度,採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張又說,委員長對他並不信任,反聽特務人員肆意誣蠛挑撥,說張學良如何聯俄聯共,對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離心,無以自明。張並說,實則特務工作人員有什麼用?我這次幹出的事,特務人員那裡去了?我馬上表示,這是誤會,我說,委員長實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們這些人,也沒有誰不是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變發生,我們在沒有讀到兵諫通電以前,怎麼也想不到會是副司令自己主持發動起來的,足見中央派在剿總的工作人員,並不是以副司令為目標的。張冷笑曰:得了罷!得了罷!張接著又說,我們此次所幹的事,一切均由委員會討論,但我自當負其責任,事情做得對不對,當靜候國人公評,暫時不另行組織政府,如國人都說我做的不對,我當向國人引咎認錯。談話中也明白表示說:當今之世,尚有誰敢向委員長直言相爭者,我這次總算向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臨行張又說:昨天第一次見他,他只肯講兩句話:「你要當我是領袖,應趕快送我去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做俘虜槍斃好了,不必多言。」張說,事情那有這麼簡單,現在是我們自由說話的時候了。過去他不許我多說,便不敢多說,現在他不要我說,我還是要找他說,今天早晨又向他說了兩個鐘頭。

張去後,我會見了陳總指揮辭修,告以與張談話經過,陳表示事已至此,恐將一不做二不休,勢必蠻幹到底。並說,此時中央應有嚴正表示,何部長敬公更責無旁貸,應急起主持,統一指揮,以實力謀應付。陳又說,今後如能恢復秩序,誠應切實檢討,特務人員、政工人員,每予人以口實,激起無謂反感者,自應加以注意改進。

談到西安事變,實令我感觸良深,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共黨殘餘勢力很快是可以消滅的了,中國抗戰勝利團結統一之後,中國的命運,決不致形成今日的局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們的歷史,現在正在被改變中!國家民族所受的傷害,實在太重大了,大陸人民所遭受的空前浩劫,所親歷的地獄生活,不知將延長到何年何月,言之豈不痛心!

此外,我在侍從室還有幾件小事順便在此一提:

第一件事是在民國二十三、四年的時候,當時的特務處長戴笠,將副處長邱開基關了起來(邱現在臺,國大代表),表示要嚴懲,邱太太來找我說是寃枉的,要求我救他一命。戴、邱兩人為此都有報告呈委員長,委員長下條子,要我詳查具報。乃召集有關幹部會談,共同研究,戴笠、鄭介民亦到場。戴於此案所持態度,氣勢頗盛,在座賀衷寒、桂永清、康澤、周復諸人但求不為己甚而已,似均不便多談。我則力言領袖交查,必求是非明白。卒將會談經過,寫成書面報告,對戴笠剛強氣盛,直言無隱。後來領袖將邱開基調回雲南工作去了。戴後來曾對人言,蕭某膽子不小。但戴我之間,始終仍舊保持正常友好關係。我不覺得有何私人芥蒂存於其間。

第二件是某日,青年黨領袖李璜和左舜生,兩人連袂至舍間吃飯聊天,他們提到上海晨報(潘公展任社長)之言論,經常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批評孔、宋的財經措施不當,李、左認為安內攘外是今日政府的政策,晨報既為國民黨高級幹部所辦的新聞紙,不應對政府政策作過分之批評。我根據李、左談話,將晨報批評社論剪附簽呈委座,不意,第二天晨報即奉令停刊。

四十餘年後,在臺灣偶與程滄波兄談及此事,程說,他當時接急電趕到上海,參加緊急會議,決定晨報停刊,今始知「原來是由於你的一紙簽呈」。我說,李、左之言,原亦出於善意,我更沒想到後果竟是如此嚴重。

第三件是民國二十七年,我們由漢口到了四川,委員長認為侍從室應有黨的組織,並應重視檢討批評,我們侍從室第二處,便成立兩個小組,由我和周佛海分任小組長,小組會議規定最後一項為檢討與批評。佈雷先生怕批評有傷同仁間的和氣,主張暫緩實施,但亦未報告委員長。後來第三處成立,亦復如此。所以有人說,總裁命令,不行於侍從室。實則此項有意義的檢討批評制度,在其它政府機關,亦只是徒有形式,未曾切實推行。這對於我中央以至地方的革新進步,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實是一個值得檢討研究的問題。

第四件是,遷都重慶後,各省區、各戰區在重慶都設有辦事處,並派高級人員負責與中央聯絡,他們工作不忙,於是委員長派我將他們組織起來,成立小組,定時開小組會議,由我擔任指導員,要他們分別報告一些各地的情況與時事分析、研究心得,以增加彼此間的感情與瞭解,這件事情大家很認真,比起侍從室的小組,我覺得比較成功。

第五件是,在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本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時任侍三處副主任,當選中央委員,還有侍衛長俞濟時、憲兵副司令張鎮、軍統局長戴笠也新當選委員,總裁個別召見我們這幾人說:東北將領萬福麟、馬佔山等對抗戰有功,為鼓勵他們,希望你能退讓,而由某某代替你遞補為中央委員,徵求同意,我們當然都遵命辦理。

第六件是,我自動提出退讓的工作,二十七年到重慶後,委員長曾下手令,要我準備到桂林行營去接任黨部書記長,當時行營主任為李濟琛,政治部主任為梁寒操,黨部書記長,原可以由梁主任兼任的,我內心固然不願去做這個書記長,同時亦恐引起梁主任及桂林行營的誤會不樂意,乃與陳佈雷先生商量表示我不願意去,去亦有所不便,後來終於收回成命了。

以上《服務蔣委員長侍從室與親歷西安事變》,原題《任蔣委員長侍從秘書》,是以《尹呈輔先生訪問記錄》(臺北: 近代中國)同名一章全文為底本完成數字化處理。數字化初稿首發【彰往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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