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七)

作者:呂維 發表:2010-06-08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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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第七章 荒村沉思錄

第七章 荒村沉思錄

三十七

過年後,正是一年裡最消閒的日子,照舊五點左右起床。母親問我,為啥起的這樣早,天還未亮哩,我說習慣了,在學校和工廠都是這樣。獨自走到村邊,在通往縣 城的土路上來回漫步。這時已經完全冷靜下來,開始思考一些最近以來困擾我的問題。

首先想到的是和王世禎老師的關係。王世禎,先前當過兵,那時凡從部隊下來 的人,都被認為是最可靠的骨幹,因此做了我們的班主任,專管政治思想工作。他同時兼管著兩個班,我和崔培畢所在的班級都屬他領導。和我們初中時的紅旗班主 任大體相彷彿。這種人,文化水平不高,說話粗野,行政命令的作風很濃厚,往往不為學生們歡迎。王世禎,雖不像我初中時的班主任元子忠那樣粗野,平日裡總是 給人一種笑裡藏刀的感覺,許多同學盡量躲著他。

每天下午的課外活動和自由活動時間,代課老師,如果有哪一位來到教室,同學們總是緊緊圍在四周,問這問那, 每個人的面部表情都帶著尊敬。這些教師,大都畢業於名牌院校,知識豐富。相比之下,王世禎來到教室,除了極少數爭取入團的積極份子和他打招呼,多數人該干 什麼還幹什麼,不大理睬他。這種時候,他的政治優越感一定會受到挫傷。特別是我們這個班,班長和團支書都是在職職工,他們來校培訓前已經是廠裡的骨幹,有 的早已是黨員幹部,這些或許會造成他某種自卑感。要樹立自己的威信,只能靠少數幾個積極份子。加之那時打小報告,暗裡匯報他人,早已成為人們靠近領導的十 分流行的作法,無形中給一些慣於拉一夥,打一夥的政治思想工作者提供了便利的機會。像我這類家庭出身不好,又整天埋頭於書本之人,自然成了他們匯報的對 像。

而我,從未主動到王老師的辦公室找過他。一則,因為沒有那些富余的時間;二則,也實在沒有什麼可談的。他是那麼喜歡別人圍著,向他匯報班裡的情況。我 呢,從不喜歡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加上埋頭於讀書,對他人的言行一貫不去留意,無疑使我們的關係越來越疏遠。曾聽一位同學說過,王世禎認為我是一個極其高 傲的人,而且懷有很大的野心,把誰都不放在眼裡。所以積極給班裡辦牆報只是為了顯示自己,突出自己。聽了他給我的評價,起先也曾惱火過,想把辦牆報的工作 推了不干,怎奈班裡對我很信任,又不好意思,只能由他說去。在我心裏,覺得和他的關係,說到底只是疏遠而已,談不上瞧起瞧不起。及至後來,他屢次向我發起 攻擊,我也只是心平氣和地作了說明,口氣中絲毫沒有鄙視他的意味。對於他的不學無術,我能夠理解,人家是專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又不是給我們代課。

只是後來覺得,當時不應該當著眾多同學的面給他做解釋,任他批評,過後再做說明更為合適。我畢竟年輕氣盛,涉世未深,遇事不夠冷靜。當時也的確為他的偏聽偏信,未 作任何調查瞭解就信口開河地批評而不平,因此當即作了說明。過後想來,這或許會使他感到難堪,愈發遷怒於我,對我造成更大的不利。其後的事實也證明了我的 不慎,給自己帶來了多麼嚴重的後果!但僅僅因為這些,就可以使用惡毒的手段,將一個人的一生毀滅掉嗎?我感到大惑不解。

臨近畢業前的那個學期,當王世禎主動找我,承認對我的誤解,表示要消除我們之間的隔閡時,我何嘗未懷疑過他的動機,只是他以組織上的名義,要求我寫一份思 想匯報,我無法推托,寫了歷年來通過學習如何提高思想認識的材料交了上去。

再以後,他又以組織上的名義要我徹底交心,交出日記時,我也產生過更大的疑慮, 他是不是想陷害我?當崔培畢被開除後,他在我面前曾幾次顯出得意的樣子,那種皮笑肉不笑的嘲諷表情,早就感覺到此人心術不正。

日記是個人生活和心路的記 載,按理說,作為組織不能要求誰交出自己的私物,但他再三催促,加上當時一位姓劉的同學曾悄悄告訴過我,王世禎已經偷看了我部分日記。

我在學校時既沒有一 個箱子,也無提包,書籍、衣物都在床上推著,日記本就放在枕頭旁。自從劉同學告訴這個消息後,便把所有日記本藏在褥子下面。如今,他接二連三要我向組織交 心,再要推托,顯得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反而不好。總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光明正大的,縱然有過一段未成熟的戀情,也沒有任何越軌行為,讓他看看又何 妨,同時也可解除他對我的懷疑,於是交了上去。自認為沒有什麼錯誤的東西,你能把我怎樣!誰想他竟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無限引申,秘密做成材料,在我工作 後告到公安局,給我造成如此惡劣的後果。

每個早晨,獨自徘徊在村外的道路上,不斷向自己發出提問:「王世禎和我有仇嗎」?答案肯定是沒有。

如果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本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怎麼會用如此 毒辣的手段去陷害對方,難道他連做人的起碼良心都沒有!他不怕損陰德嗎?僅僅因為彼此間有些睚眥,或者連睚眥也夠不上,只是疏遠,便陷人於不義,犯得著 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即使最壞的人,當你絲毫未損害他的利益,也不會平白無故地加害於你。思考著這一切,慢慢終於理出一條新的思路。當元子忠、王世禎之 流如此行事之時,他們或許早已喪失了做人的起碼道德準則,他們只不過是一條警犬而已。只要嗅到一股不喜歡的氣味,便要無限放大,認為這是敵情,不必向主人 請示就可咬你,哪怕咬的皮開肉綻,血肉模糊也在所不辭。

自上初中以來,看到不少的所謂「小集團」,充其量也就是幾個人在一起議論過某個老師或領導,便斷送 了青春。聯想到「反右」時的情景,漸漸看清了政治思想工作者的本質,他們的職責便是想方設法整人,尤其對於歷史上有問題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曾經犯過 錯誤的人以及讀書人。凡他們看著不順眼的人,怎麼做怎麼像。因為他是一個政黨的代表,有黨做後盾,任何肆無忌憚的迫害,都可以名正言順地說成是為了鞏固政 權,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因而永遠是正確的。

終於理清,這是一個時代的特點,是所有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共性。也可以認為,是一種政策性的導向。如果不是這樣,作為執法機關的公安局,為什麼不經調查,完 全按照控告方的觀點加罪於被害者,又絲毫不聽當事人的辯解?可見他們的出發點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對於他們認為不可靠的人,即使你沒有任何犯法的事實,也 可以按有罪論處,因為你不是這個社會依賴的對象。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對於地富子弟,只能給你碗飯吃,讓你夾著尾巴做人,戰戰兢兢過日子,如果誰要認不清 自己的身份,偏要有什麼理想,不滿足做一個螺絲釘,那麼只有讓你連螺絲釘也做不成,社會主義國家自始至終把你當做不可靠分子,所以該到打擊時,寧可錯判, 決不手軟。

正因為如此,思想上的困惑越來越多,我有原罪嗎?莫非生下來就是不為社會容納的一分子?當初分爺爺的財產給窮人,是為了均貧富,我也從內心裏贊成這種做 法,堅決認為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可為什麼對我還要如此不放心?究竟是我犯了什麼忌諱,還是你們自己心虛?小時候看小說,有的人無端殺了人,甚至像曹操殺呂 伯奢,本來是多疑誤會,卻還要一不做二不休,連人家的子弟也斬盡殺絕,怕的是日後遭到報復,至於人家是否報復,或者能否報復,還是未知數呢。何況,我的爺 爺還健在地活在世上,怎麼可以毫無根據地認定我要和這個社會為敵?這樣的做法,實在無異於為淵驅魚,故意樹敵,好給階級鬥爭的理論找個依據。

經過一段時間的苦苦思索,總算認清了自己的身份,這些都是生來注定的。一切只能怨自己,當初為什麼要有服務社會的理想呢?如果及早撒泡尿照照自己,也不會 那麼廢寢忘食地去讀書。這時候,又想起了牛老師對我講過的話,也想起了劉紹棠、劉冰雁、王蒙等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作家,後來無端成了「右派」……
我算什麼呢?什麼都不是的無名之輩,還有什麼好怨天尤人的!一個古老的聲音在耳畔響起,這一切都是上蒼的意志,請接受命運的安排吧。

三十八

正月十五剛過,隊長安排我出糞,也就是掏茅廁。從此,每年開春後,便和糞打起交道,並且結下了不解之緣。或許,是臭氣相投的緣故吧。我們這裡的人家,家家 戶戶院子的角落裡,有一個用石頭或磚砌成的圓形大茅廁,也叫茅圊。夏天放滿雨水,等水漚好後,陸續把髒土、炭灰和畜類糞便倒入裡面。
茅廁的上面,有的人家 用木頭做成方形檔子,有的人家乾脆只用一根較粗的樹幹靠邊橫著,留出尺把寬的空隙作為人們大小便的地方。平日裡,掃完院子的髒土、爛草、做完飯的泔水等廢 物,全部倒入其中,真可謂藏垢納污的總匯。

農曆正月,陽曆已進入二月,但雁門關外還沒有絲毫春意。茅廁的上面依舊凍得硬邦邦,鎬頭下去,只有一個淺淺的印 痕。這時,須得從大隊場面上抱些柴禾點燃,大火過後,再覆蓋一層厚厚的糜谷之類的滓子慢慢煨著,第二天消開了口子便可掏挖。這種活兒,一般由兩人合干,一 個在下面往上撩,一個在茅廁邊通過牆上留有的孔洞往街外仍。和我搭檔的是一個五十歲開外的老漢,名叫黃裕明,富農分子,一天沒有幾句話,只管幹活。

無論做 什麼,老是那麼不緊不慢的樣子,顯然是個慢性子的人。由於很少休息,人們都說他是「動牛常不閑」。掏第一個茅廁時,首先安排我在上面,他在下面。下面比上 面費力,而且髒。我當即表態:「大爺,您五十多歲了,我才二十幾歲,咋能讓您在下面」?他用懷疑的眼光看了我片刻後說:「那娃,你在下面能行」?「能」! 回答的語氣中充滿了自信,他不再堅持。就這樣,一個月裡,掏了一個又一個,直到全小隊的茅廁被掏光為止。

其後幾年,凡髒活、累活、難活都由我倆領銜,一老 一少,竟成了忘年交似的搭檔。二月中旬,掏到一個非常難操作的罈狀茅廁,上口直徑一米半左右,中間和下面的直徑兩米還多,裡面糞便又帶有過多的水分,呈漿 狀,下面撩時,臭糊糊順著鍬把往下流,濺了一身不說,弄得滿頭大汗,衣服全部濕透,汗往下淌時,連同頭上的糞點,有時竟流到嘴角。黃裕明幾次要和我對調, 都被我婉拒,這是我回村以來干的最髒的一次活兒,然而沒有退縮。我知道,今後在隊裡,凡是沒人願意幹的活兒都將歸我,我已成了印度的賤民,如果不能拿得起 放得下,必將受到喝斥、嘲笑,甚至羞辱。

這當兒,表姑夫張瑞從矮牆外走過,看在眼裡。隨即進到裡面,對我說:「那娃,看你熱成這樣,還不如把頭髮都剃了呢,以後是社員了,要那麼多長頭髮幹啥 呀」!我停了下來,笑了笑說:「是啊,過兩天就剃,干農活兒還是光頭好」。表姑夫又說:「出了那麼多汗,保準不用熱水洗,」接著又用商量的口吻說,「要 不,這會兒就剃了吧,我給你剃」。我馬上應允。肯定是看我不像農民的樣子,用這種方式委婉地來提醒。不一會兒就拿來了剃刀,我也上到茅廁上面。趁著大汗, 三下五除二剃了個淨光,頓時感到十分愜意,從此成了光頭。黃裕明卻很不以為然,不住搖著頭說:「唉,不該剃光呀,你咋能和我們一樣,往後還要找對象哩」! 「大爺,您說我還能娶媳婦嗎」?我打趣地問道。「咋不能,莫非你要當和尚」!黃裕明隨口答道。「大爺,您不想想,有哪個姑娘會找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做 丈夫,除非眼睛瞎了一胳膊深」。我一邊說,一邊摸著剛剃過的頭,滑溜溜的,接著又對他說:「人家是削髮出家當和尚,我是回家削髮受管制」。見我說得這樣輕 巧,表姑夫和黃大爺都笑了。最後,表姑夫收起剃刀,說了一句「莊戶人就得有莊戶人的樣子嘛」,然後走了。我和黃裕明老漢接著再干。正由於我的肯干,黃裕明 對我很信任,以後無論兩人搭檔幹什麼,他都十分放心。

春分過後,播種陸續開始。我們這裡最早種的是春麥,每個小隊,按大隊規定種不多一點,每人每年只能分得幾斤,我和黃裕明開始抓糞。耕地的人前面耕一犁,抓 糞的人緊跟後面,挎著糞笸籮往墒溝裡揚糞,要揚的均勻,後面的人跟著溜籽種。不用說,抓糞的人最苦重,每過一個糞堆,需要往糞笸籮裡添糞。糞笸籮呈長圓 形,橫在胸前,用繩子套在雙肩上,兩手不斷從裡面將糞土順壟溝揚出。種小麥僅僅是揚,只要均勻就行。種山藥和玉米,則要把握好株距,一把一把地抓出去,下 籽種的人須得將籽種放在糞上。只是種山藥和玉米由於行距大,抓糞的人更累些,每次,糞笸籮要撮得滿滿的。

抓糞的工作一直進行到小滿前後、芒種來臨之際,播種基本結束了。

三十九

鄉村裡的生活漸漸習慣了,畢竟從小在這里長大。除了每天按時出工外,早晚時間大部分用來經營自留地和小塊地。五點左右起床後,臉也顧不得洗,扛起鐵鍬到村 東南的溝裡去翻地,傍晚回來再匆匆擔一兩次糞。
自我回來,母親再也不用幹這些活兒了,她較前輕鬆了許多,這正是我最大的安慰。小塊地是大飢荒那兩年,為緩 解餓死人的現象,上級允許自由開墾的荒坡和溝溝窪窪等小片土地,大的有二三分,小的只有炕那麼大,都是牛犑無法達到的地方。那時父親正在生病,又不能經常 請假,母親和大妹竟也一鍬一鍬地開出五片,總計七分左右,雨水勤趁的年月,最多可收二百多斤糧食。我必須珍惜他們的勞動成果,多運點糞,盡量種好。整個春 天在忙碌的勞動中過去了,很快成了一個地道的農夫,連父親生前留下的幾件破衣服也披掛在身,甚至把他的煙袋也由我繼承過來。

隨著天氣的漸漸轉暖,家裡一鋪炕實在擠得難受,搬到一位本家叔叔新券起的窯裡去住,人家準備乾透了第二年搬進去,頭年嫌潮濕暫不住。好在炕已乾透,一個人 住著,也不用燒火。每天儘管很累很累,煤油燈下仍然堅持看書兩小時左右。

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看書已經沒有什麼用處,此生此世眼看著徹底完蛋了,但還是想 看,說不清是一種習慣使然,還是借書籍來消愁解悶。總之,每天能讀一兩小時的書,心裏覺得踏實,也不寂寞。期間還寫過一組小詩,描寫婦女們在下雨天,圍著 針線笸籮,邊納鞋底邊閒聊的場景,生活情趣多一些,沒有什麼重大意義,寫好後寄給崔培畢。不久接到他的一封信,極力稱讚這一組詩,並鼓勵我寄給《火花》雜 志社。我覺得只是一組陶淵明式的田園詩,政治意義不強,哪能發表呢?緊接著他又來一信,催我寄去,並說這或許是我的一條出路。我的心被他鼓動得活泛起來, 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寄了出去,也沒有當回事。

半個月後,一次正和民兵連長曹建忠一起幹活,他突然問我:「你是不是給《火花》雜誌社寄過稿子」?我用驚奇的目 光看了他一陣,隨口問道:「你咋知道」?他接著說:「前天我去大隊部,親眼看見《火花》雜誌社給黨支部的一封信,說你寄去幾首詩,準備發表,人家寄來一張 八開大的表,調查你的政治面貌,怎麼樣,還不承認」?我說是有這麼回事,只是想試試。隨即岔開話題,和他談起別的閑事,他也不再問下去。
回家的路上,懊悔 極了,本打算韜光養晦,在村裡度日,讓人看我是一個死心塌地的莊戶人,這樣一來,保不准以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與此同時,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就連 發表幾首小詩,還要如此鄭重其事地進行調查,我還能做什麼呢?崔培畢在信中還建議,要我找一些初中時的老同學幫忙,哪怕能謀到一個代課老師的位子,雖然也 是掙工分,畢竟有時間可以繼續學習,看來也只能是妄想。育人,從來就是一件大事,關係到後代的成長,誰會交給「反革命」分子去幹!

此生此世,唯一的出路怕是只有靠苦力了。
 

四十

夏天的日子,大部分營生是鋤地。小時候,父親在外做買賣,農忙時,山藥、糜黍、豆子等好鋤的作物由我完成。都是順壟背鋤,只要把地皮鋤得鬆軟,將雜草鋤死 就行。但從未鋤過穀子,這一帶人,把鋤頭遍穀子稱為鋤小苗,不僅僅是鋤地和鋤草,更主要的是用鋤尖去間苗。據說,沒有從小練就的苦功,幹這活兒往往費力不 討好。自留地裡的穀子,是母親跪到地裡,一株一株用手間好,三四寸一株,然後由我順壟背鋤一下即成。大地裡都是邊鋤邊間苗。而且鋤小苗要求用短鋤把,腰彎 到不能再彎的程度,方能清清楚楚看到那細線一般的簇簇谷苗,然後用鋤尖輕輕撥開,留下其中一棵,將其餘鋤掉。為此,腰疼得難忍。

每次,當別人鋤到地頭都在 休息時,我還在半地裡。等我到了地頭,人家又開始動身,只好做短暫停留,跟在大家後面繼續去鋤,簡直沒有一刻喘息的機會。有一天收工後,同小隊的丁三叫住 我,要我和他相跟著走。丁三和我同齡,小時候常在一起玩耍。看看人們前邊走了,他說:「咋那樣死相,有你那種鋤田的嗎?又不是自留地,這是公家的地,鋤小 苗要看哪個好留留哪個,不好留的一鋤砍死拉倒,管它離多遠哩」!「那苗子不少得多啦」?我反問道。「管他多少哩,」丁三滿不在乎地說,「對得起那兩碗糊糊 就行了,多收了又不給多分,還不是都讓公家拿走!你也不看看,誰不是我說的這個鋤法」!第二天對別人的鋤法進行了仔細觀察,果如丁三所言,我的速度也跟了 上去。只是覺得株距那麼大,許多不好鋤的苗子一齊砍去,委實有些可惜,心裏總有一種過意不去的感覺,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不僅鋤穀子,鋤其它莊稼時,人們的鋤板輕輕往土裡一劃,只鋤薄薄的表層和雜草,地並沒有因鋤過變得鬆軟多少,一切都是應付。尤其隊長不在的場合,不僅質量 差,數量頓時減少,到了地頭,坐下後很久不起來。老人們談論著過去當長工時,每天吃莜面餄餎,如今卻只能喝糊糊,大有一種今不勝昔的感慨;年輕人則總愛談 及娶媳婦之類的話題,有人甚至板著指頭數說,村裡已有五十二個光棍漢,我也成了其中之一,在附近的村莊中,可能已經夠得著冠軍。這一切,毫無疑問地影響著 人們的情緒。原來,集體的觀念,在人們的心目中如此淡薄,與我從前在書本上看到的相差甚大。

最讓我難忘的是一次追肥。那一天,趕小平車的張二病了,讓我臨時代替,車上放著大隊分配下來的一大鐵桶氨水。按照隊長吩咐,先趕著車到達指定地點等著,他 說隨後就會有婦女們來追肥。早早到了地裡,把毛驢拴在附近的一棵小樹上,獨自坐在地邊抽煙。大約一小時後,隊長方才來到,滿臉怒氣,可能遇到什麼不順心的 事了,我也不便去問。他坐下來,要過我的煙袋,一古腦兒地抽起來。大概過了半小時,也不見婦女們出來,我問道:「咱這化肥咋追呀」?「追個屁」!隊長還在 生氣,原來他向婦女們派工時,比往日晚了一些,大多數人已出到地裡去割草,沒有人拿盆或小桶來,氨水實在無法灑到地裡。再加上這塊地種的是糜黍,又不像玉 米那樣,可以一株一株地去追,只好耐心等著隊長的吩咐。又過了半小時左右,他霍地站起身來,順手把大鐵桶下面出口處的皮管拔開,裡面的氨水「唿嚕」「唿 嚕」往外流,一直流完,又把皮管掖住,吩咐我:「趕著車回去吧,今天後晌啥也不幹了」!我從樹幹上解開韁繩,一屁股坐在車轅上,趕著毛驢往回走,只聽隊長 一人在那裡罵道;「真他媽的操蛋」!

這件事過去了很久,我常常在想,隊長尚且如此,難怪社員抱著湊合的態度,如此經營,能有何種效果?當然囉,此事只我一人知道,從未對任何人講過,包括母親。知道自己的身份,凡事把自個兒管好就夠啦,其他人,哪怕是再明顯的錯誤,也輪不到我去說三道四。

初中時放假回來,只給隊裡割草,不和別人接觸。如今不論播種、鋤地,還是其他事情,大夥兒在一起幹活的時候居多,仔細觀察他們的行動,很少有人為集體操 心,大家都像工具一樣,隊長讓幹啥就幹啥,讓咋干就咋干,消極應付,敷衍了事。「對得起那兩碗糊糊就行了」,成了許多人的口頭禪。與此相反,每天的一早一 晚,人們在自留地裡,在小塊地裡,簡直像女人們繡花那樣精心照料自家的莊稼,發現哪兒有一棵草,趕忙走過去用手拔掉,路邊偶爾有一株苗子被人或牲畜踩倒, 慢慢扶起,再給根部培上土。

實在沒有活兒干的時候,也愛圍著自家的田地四面轉悠,真像父母對待孩子那樣,處處關照,百般呵護。怪不得靠近村子四面的田地, 片片都是墨綠色,苗子稠而粗壯。遠處的大田裡,則是一片淡淡的黃綠色,苗稀而瘦小,與耕種它們,長期缺乏營養的農人們倒很匹配。相比之下,自留地裡的莊 稼,宛若大腹便便的富翁,正在嘲笑遠處那些不爭氣的禾苗,簡直就是一群流民或乞丐。許多農民,包括村幹部對此種現象早已見怪不怪。而我,卻常常為此陷入沉 思。這一切,雖然與我關係不大,只是想探索一個問題,一個有關社會方面的非常沈重的大問題。農業合作化究竟給國家、給社會、給人民帶來了什麼好處?它的存 在是否真正地合理?

四十一

回到村裡,漸漸學會了串門。大家在一起幹活,有時路過同伴們的門口,他們招呼進去,怎能拒絕?況且,自己也充分意識到,再不能像做學生時那樣孤僻,應該和大家打成一片,丟掉學生時代的種種毛病,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夫。

有一次,天陰的黑沉沉,西面的雲雨已遮住山頭,地裡的人們馬上往回跑,我和曹建忠相跟著,正好跑到他家附近,大滴大滴的雨落了下來,只好到他家避雨。曹建 忠比我小一歲,上小學時兩人很要好,常到他家玩耍。自從我到外面上學後,就很少來過。他家住著三間土窯,中間堂屋裡安有一盤石磨,後面牆根處有兩個大瓮, 其它傢俱什麼都沒有。裡屋裡也只有幾個瓮,分別放水、咸菜和一些糧食。炕上角落裡堆放著三張破被,蓆子隔不遠有著大小不等的破爛處,竟露出炕皮,一切給人 家徒四壁的感覺。我坐在後炕的炕沿邊,有話沒話地說:「大娘,還沒燒火」?「不忙,黑夜飯吃得遲些倒睡得安穩」。曹建忠的母親有氣無力地答道。這是一個四 十三四歲的寡婦,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但看外表,簡直像是六十開外的老嫗。她的丈夫在七八年前給隊里拉炭,下坡時驚了牛,憑一身力氣企圖把快速下行的車抵 住,使速度有所減緩,以免翻車,結果搓倒在車軲轆下面,當場被碾死,留下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回村後,聽說女兒已經嫁到山裡,如今母子四人一起過日子。

等我點起一鍋煙,又問道:「大娘,日子還可以對付吧」?「對付啥呀,我的娃,」她深深嘆了口氣,接著說:「老二老三也都半大娃子了,人常說,半大小子,吃 窮老子,分的口糧年年不夠吃,錢一個也沒有,你看曹建忠也不小了,連個說媒的人都沒有!現如今和過去相比差遠啦,那時候他爹給你爺爺做營生,每年掙些現錢 不說,自家地裡產的糧食夠吃,日子比如今寬裕多了」。因為他提起丈夫過去給我爺爺當過長工,不便再說什麼,等外面的雨下得稍為小些時,便匆匆離去。

這樣的串門和閒聊有過多次。我們小隊的人家,每家有一個茅廁,整個春天,和黃裕明老漢挨戶進行掏糞,大多數人的家裡都去過,情況大致相彷彿。從聽到的和看 到的,深深感到,大家對今後的日子都沒有什麼期盼,灰心與無奈的情緒隨處瀰漫著,特別是中老年人,個個酷似魯迅先生筆下的閏土。報刊上常說他們是社會主義 的新農民,為建設人民公社如何如何地積極勞動著,我曾努力尋找這樣的人,卻始終未能找到一個!

為什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如此低落?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們的待遇太差。人們常說,窮則思變,越窮越革命。這話,並不完全對。有時候,窮困使人失掉了信心,乾脆 破罐子破摔,也是常有的事情。面對這樣的情景,我的心裏,逐漸產生了懷疑:人民公社是不是真的優越?中國農民到底喜不喜歡這個制度?革命的口號喊得響徹雲 天,難道就是為了貧窮?瞧瞧周圍的人家,大都住著祖上留下的破土窯,過去整齊的院牆,坍塌的這裡一個口子,那裡一個豁子,年復一年無人修葺。大門大都破 損,形同虛設,的確到了夜不閉戶的時代。

每戶人家,月月分來的那一點糧食,全放在住人的家裡頭,還用得著防賊嗎!誰也沒有一點積蓄,大家一樣的吃不飽。就 連每人每年發的七尺布票,竟然無法全部花掉,衣服補了又補。這一切,在前幾年的困難時期尚可理解,那是蘇聯修正主義者們向我們逼債。現在呢,債也還了,為 什麼依然這樣窮?在學校時,曾經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期望,如今卻像海市蜃樓一樣從眼前漸次消失,真不知道寫在紙上的和實際情景為何有如此大的差別?報刊上 常說,如今是工農當家作主,大家的日子過得很好,可我看到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情景,遠不如合作化前。宣傳和現實嚴重脫節,不說真話,互相欺瞞,長此下去,問 題將如何解決?社會將怎樣走向進步?人民生活何時能得以提高?……

在困惑中思考著,巨大的反差,使我茫然不知所從。

四十二

回村後的第一個冬天非常平靜。這裡所說的平靜,主要指未遇到任何麻煩,除了出門請假,回來銷假外,其他方面與別的社員並無多大差別,只是少掙點工分而已。

秋收過後,搞了一個多月農田基本建設,大家在地裡不停地疊圪塄,也叫打地框,為未來的灌溉作準備。等到冰凍三尺,一切農活都停下來時,只好呆在家裡看書, 也間或到頊懷老漢家裡坐坐。頊懷老漢是一個七十多歲的孤老頭子,一輩子沒有結過婚,住在我二爺的院子裡。

農閑時,附近的老漢們幾乎都在他家裡,炕上地下坐 滿了人,我的幾位尚在人世的爺爺們和幾位伯父們,是他家的常客。頊懷老漢當過多年的兵,人們都說他是一個標準的「兵痞」,走過很多地方,見過各式各樣的 人,因此,吹起牛來分外吸引人。有一次講到他曾經侍候過一位軍長,這軍長得了瘩背,不久化了膿,他給往外擠膿,一晚上竟倒了十二帽子,據說用的是那種青緞 瓜殼帽。為什麼不用器皿,非用帽子倒膿,他沒有解釋,人們也不去多問。我聽後忍不住笑了起來,隨口說道:「十二帽子,怕連五臟也給倒得差不多了」。他很生 氣,當即把我訓斥一頓:「你這娃,見過個啥呀,我親自倒的不比你清楚」!我沒有再說什麼。一則,他是有名的犟嘴老人,人們背後稱他為太原的老干醬;二則, 他是長輩,我叫他四表爺。偶爾來這裡一次,多是想瞭解他們在談些什麼。

有一次,我把話題故意引到糧食產量方面,問他們單乾時,全村大體上能產多少糧食。這 些老者們倒挺認真,大家板著指頭數著,呂家打多少,黃家、李家、白家、張家、劉家各收多少,加上一些獨門小戶人家,大約在八九十萬斤左右。也有人乾脆,說 全村近七千畝土地,好地三成,每畝收二百多斤;中等地四成,每畝收一百三四十斤;賴地三成,每畝也能打六七十斤;平均畝產一百三十斤上下,估計好年景能打 九十萬斤。年景差一些也收六七十萬斤,特別嚴重的荒年除外。聽了他們的估算,略一尋思,相信大體上八九不離十。正打算問他們現在為什麼總在三十萬斤左右, 轉念一想,話傳出去,要是有人找碴兒,說我在搞煽動,將何以辯解?因此,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誰想他們竟肆無忌憚地議論起來,一古腦兒怪怨合作化,我便悄 悄退了出來。

摸清這個數字後,進一步陷入沉思中。過去單干,連化肥都未聽說過,怎麼打得糧食比現在多出一倍,甚至兩倍,到底是什麼問題呢?對照前面說過的自留地與大地 的截然不同景象,說到底還是人們的積極性不高,湊合思想在作怪。人和其他動物一樣,生來是自私的,每個人的所作所為,總是朝著為自己謀利益的方向努力。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自私行為,固然為大多數人所不齒,但合情合理的為衣食住行而奮鬥,連我們的古聖賢哲怕也未必反對。「民以食為天」的古訓,早 已深入人心。為了維持溫飽,甚至為了享福的自私,只要不損害別人的利益,歷來都為人們所接受,也許這就是私有制幾千年來得以存在的理由,它符合人性。
而公 社化後的農村,公有制驟然間代替了私有制,人們一下子失去了奮鬥的目標,傳統的固有的私有觀念,還牢牢留在每個人的頭腦裡,要他不顧個人得失,甚至飢腸轆 轆時也要為國家去努力,能做得到嗎?違背基本的人性原則,企圖一夜進到共產主義的急於求成的做法,注定不會有理想的結果。糧食產量銳減了一半還多。同樣的 土地,同樣的人,怎麼會出現判若雲泥的差別呢?這情況老百姓自然懂得,只是說了不頂事;各級幹部也都知曉,誰也不敢說,說了怕丟烏紗帽,怕戴「反黨分子」 的帽子,以至於造成如今的局面。

在學校時,愛讀俄羅斯大師們的名著,沙俄時代的農奴,曾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懶散、自私、缺乏上進心,都是些渾渾噩噩的芸芸眾生,頓不頓就跑到鎮上的酒店 裡,喝得酩酊大醉,嘴裡不斷說著胡話。公社化後的中國農民,不也一樣是懶洋洋地出工,無精打采地幹活,長吁短嘆地度日麼!所不同的是,他們很少有人像俄國 農奴那樣跑到鎮上去酗酒,因為他們根本掏不出酒錢,也拿不出糧票,他們已經窮到了骨髓!在學校時,同時讀過一些描寫合作化的作品,像《創業史》,曾被人稱 為當代的史詩,說的是農民如何積極走合作化道路云云,那時也真相信。及至回到家鄉,所看到的現實竟是如此大相逕庭。合作化、公社化分明是上級強加在農民頭 上的枷鎖,並非廣大農民的自願選擇。所以,他們對於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只能消極抵制,勉強應付,毫無主人翁的態度。這正是產量上不去的 真正原因。

還是在上學時,熱衷於讀書,一有空閑就埋頭於各種各樣的書籍中,卻疏于思考。回到家裡,讀書的時間越來越少,無端卻又增添了勤于思考的嗜好,這或許與年齡 有關,也與所處的環境有關。在生活的海洋裡,已經沉到了最底層,在各色各樣的人群中,身份比印度的賤民還低,還有什麼顧慮呢。反而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 清醒,都要無所顧忌,早已摒棄了種種關於個人前途的幻想,有餘暇也有興趣來沉思默想一些民生問題,以便更深地瞭解眼前這個社會的本質,進而解析自己受迫害 的更深層次的社會緣由。

寒冬的一天晚上,弟弟妹妹們早已熟睡,母親獨自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為他們做鞋,縫補衣服,我一個人在小院里長久地徘徊著。鄉村的冬夜異常寂靜,簡直是萬籟俱 寂,而我的腦子裡卻翻騰著驚濤駭浪,在苦苦思索著,根本沒有一絲睡意。突然,有三個大字清晰地浮現在腦際,先是一陣興奮,接著又是恐懼,怎麼會有如此可怕 的想法呢?難道一年的農村生活,使我真的變成了「反革命」?略一定神,它更加清晰地再次出現在腦海裡,這便是「農奴制」三個大字。是的,「農奴制」成了許 久以來深思熟慮的結晶,成了爾後歲月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幢幢鬼影!

農民,自古以來和土地緊緊相連,他們的自由、幸福,一切的命運,無不體現在土地上。當他們擁有自己的耕地時,便擁有了相應的一切,而當失去土地時,自由隨 之而去,其他一切最終必將消失殆盡。過去擁有自己的土地,哪怕給人家當長工,打短工,他們有充分的選擇自由。吃的不好,不去幹;給得工錢低,可以不做;東 家過於摳門兒,還可另擇良主,根本不存在誰強迫誰的問題。公社化後的社員,土地全部歸公,加上戶口制度和糧食供應政策的限制,每個農民,被劃地為牢地固定 在一個極小的活動範圍內,連外出打工和流落他鄉的機會也極少,只能給公家永遠當長工。而大東家又偏偏吝嗇的要命,連肚子也不給填飽。每年,只能眼巴巴地看 著人家,將一車一車的糧食拉走,自己卻無可奈何,這難道不是一種奴隸般的境遇嗎?曾聽鄉親們這樣描述自己的現狀:「如今的社員,咋吃也不飽,咋忙也不跑, 咋罵也不惱」,又說,「如今的社員,穿得沒鞋,吃得沒鹽,花得沒錢」。

真想不到,搞了許多年社會主義,人們的處境竟是這樣!上初中時,歷史課老師給我們講 述古代的奴隸社會,奴隸沒有土地,沒有生產資料,沒有人身自由,每年的收穫,絕大多數被奴隸主掠奪而去,只留給他們少量的勉強可以維繫生命的物資。公社化 後的廣大社員,不又重新淪為這種奴隸嗎?要不,他們咋會常常懷念昔日當長工時的美好情景呢。所不同的是,那時有許許多多的東家,如今卻只有一個,叫做國 家。在國家的冠冕堂皇的神聖名義下,將歷史上的奴隸制,經過一番精心包裝,於是成了社會主義的人民公社制,最高統治者正是坐在金字塔尖上的獨一無二的奴隸 主!更準確地說,這種體制應該稱作國家農奴制,人民公社只不過是它的華麗的外套而已。

四十三

臨近年關的時候,崔海瑞(回村後,他又恢復了原來的名字)再次催我到他家相會,向治保主任請了假,前往山陰縣。他住的村莊叫高山疃,在縣城東北方向,離城 大約十五六里。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村莊,進得村來,首先看見一所院落,門上有「進士第」三個大字,黃色,外面鑲有黑色的框子,早聽海瑞說過,早年間,他們村 出過一位姓崔的進士,看來這就是進士當年的故居了。問清他家所在的方位,便急匆匆地奔了過去。最後在一位中年婦女的指點下,走進崔家院裡。院子倒也不小, 除了兩間正房,看不到其他建築。進了屋子,裡外除了幾口瓮,別無任何擺設。看來,雁北地區的農村,多數人家相差不了多少。

其時傍晚尚未到來,海瑞不在家, 崔大爺一聽說兒子的老同學來了,急忙跳下地出外找人,我和伯母閒聊著。崔大娘是一位面色蒼白的老人,長期患病在身,精神有些不振。就在她向我講述家裡的境 況時,崔海瑞回來了,見我來到,十分高興,我們一起脫了鞋坐在炕上,大娘忙去收拾柴炭,準備燒火。崔海瑞先是打量著,然後說我比先前黑了許多,我隨即答 道:「那是自然的嘛,整天風吹日晒,原本就不白,這會兒更黑啦」!「還是每天在地裡受苦,也沒想辦法找個教書的地方」?他還在關心這件事,我笑著說:「除 非世上識字的人死光,要不誰會找一個‘反革命’去教書」?說過這話,又問他:「你教書的情況怎麼樣」?他說:「一般唄,只是代課老師,按本村社員掙得平均 工分給我,另加六塊錢補助,也是臨時的,先幹著,以後慢慢再說」。接著我們各自把回村後的情況詳細介紹給對方,末了,他問我:「這一年還不受制吧」?我 說:「還好,雖說是管制,基本和其他社員一樣,只是每月例行開一次會,由治保主任主持,被管制人員各自匯報一下自己的情況,也沒啥說的,走走過場罷了」。 「這還行,這還行,只要不受制就好」!他不住重複著,對我的處境表示放心。

晚飯後,他提議出去走走。他家住在村子的東北邊,出得村來,在一條小路上漫無目的地走著。前不久下過的一場雪,還沒有完全融化,兩人併肩走在雪路上,不斷 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很容易使人想起幾年前在學校時,沿著那條污水河的河堤踏雪漫步的情景。那時,對未來有著多少憧憬啊!年輕的心,把以後的歲月 想像得十分美好,準備著將來如何如何。而今天,僅僅相隔兩三年,彼此困滯在窮鄉僻壤,經受貧窮的煎熬。許多同學都已走上工作崗位,只有我倆,當時被大多數 同學認為最有才氣的兩個人,卻是窮愁潦倒,一副狼狽相!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誰也不想多說什麼。

彼此的心情,無法用言語表達。這裡雖然不是學校,但這並 肩同行,引起的種種回憶卻是不言而喻的。返回來的時候,他終於開口問我:「你今後到底打算怎麼辦,難道甘心當一輩子農民」?我長長嘆了口氣,對他說:「你 想我還能幹什麼,地主出身,本人又是‘現行反革命’,此生此世注定是這樣了。有時,只覺得自己的生命彷彿走到了盡頭,所以能苟活下來,也完全是為了我的母 親。她是個非常不幸的女人,自從我父親去世後,含辛茹苦地拉扯著四個年幼的孩子,窮困自不必說,受人欺凌更是家常便飯。我們村大隊長的哥哥妻死後,幾次托 人說媒表示要娶她,大隊長甚至還用威脅的口吻逼她就範,如果不嫁他哥哥,將來受制可不要後悔。母親就是不答應。她覺得,兒子已經二十多歲,不能給我丟這個 人,再則也怕弟弟妹妹們跟上受制。
等我回來後,雖然頭上戴了一頂沈重的帽子,她似乎並不在意,一方面根本曉不得這帽子的厲害,反正成分不好,一萬和二萬一 樣啦,另一方面,她的確有了依靠,把我視為家裡的頂樑柱。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必須堅強地活下去。初步打算,和母親共同把弟弟、妹妹們拉扯成人。妹妹好說, 找個人家比較容易,至於弟弟,將來的條件如果有所改善,力爭給他們娶過媳婦,各自過日子,我則準備一人承擔對母親的贍養,一直把她養老送終。這樣,既對得 起死去的父親,又可以保證母親晚年不受制。

至於其他,關於個人前途什麼的,早就把它置於九霄雲外,一切聽天由命吧」。聽了我的述說,沉默一陣後,他又問 道:「難道以後不準備成家」?「想也不想」,我接著說:「像我這樣的人,還有成家的必要嗎?本人已經是地主加‘反革命’的雙料貨了,結婚必然生子,將來有 了孩子,保不定還會成為三料貨或四料貨。為了不給社會再添麻煩,寧可斷子絕孫。如果說,將來真有那麼一天,進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我給國家減少了專政的麻 煩,說不定還算個有貢獻的人哩」。聽到最後這句話,他不禁笑了。

我們的談話暫時終止,因為已經走回村邊。他遲疑一下,徵求意見似地對我說:「要不,咱們再 走走,如何」?我說:「好的」。於是返身又向適才經過的路段慢慢走去。這回,他主動談起自己的情況,他說:「自回村以來,的確未像你一樣受苦,擔任代課教 師,倒也比較輕鬆,只是我的心情好像比你還要沈重,無日不在思念著小肴。兩年了,不知她在幹什麼。還是剛回來那陣,她來過兩封信,表示要跟我一起過日子。 我堅決拒絕了,人家大城市長大,母親又是幹部,從小到大,過著怎樣的日子,哪能受得了咱這窮困!過去已經非常對不起她,再讓人家跟咱一起受窮,良心無論如 何過不去,所以拒絕她來。但拒絕歸拒絕,卻永遠不能將她忘記。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思念也在與日俱增,每天晚上很久不能入睡,想著她對我的種種情意。的 確是太喜歡她了。

假使將來有一天,我和另外一個女人結了婚,恐怕也不會有多少幸福,因為我不可能把小肴忘掉,她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兩年來,有著滿肚子 的話想說,可又對誰說呢,除了你,誰還能理解我,又有誰知道我的苦楚!唉,全是我害了她,怪只怪自己當初不慎,她一個女孩子從此背上惡名,今後的路真不知 咋走?有時,也想瞭解一下她的情況,幾次拿起筆要給她寫信,結果還是下決心不寫,必須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能再去打擾她。但願她能重新振作,今後有份工作, 再找一個愛她的人,日子過得幸福」。他突然停下來,看了我一眼,隨即問道:「你看這樣做對嗎」?「對是對,但你可要在感情上受煎熬了」我邊點頭邊答道,接 著又補充說:「無論如何不能讓人家來咱這裡,咱們這地方確實太苦,這樣做很對。」「是啊,我正是這樣考慮的」,崔海瑞接著又說了下去,「回來兩年多,父母 開始催我結婚成家,我呢,心裏更加不安,你說我該咋辦?說句心裏話,這輩子不大可能再對另一個女人產生過去那種刻骨銘心的愛,即使有一天結了婚,我敢斷 定,也只是徒有其名。

今年以來,已經有人提親,都被我推辭,但這不是長久辦法,看著年老的父親和多病的母親,能推辭到何時呢」?說到此,他不再繼續往下 講,我也默默無言。安慰他吧,我們之間似乎用不著說那些虛話。夜已深了,兩人轉過身,又一次向著村子的方向返回。深暗的夜空裡,有一顆流星從東北向西南飛 逝而去,不久又一顆沿著同樣的方向劃過長空,慢慢消失在夜幕下。我不由得打了個寒噤,此時此刻,我倆不就是那兩顆流星嗎?

第二天上午,兩人一起前去探望幾位老友,他們都是在包頭時的同學。下午到他所任教的小學校裡轉了一圈,也只是走走,更多的是我們之間那說不完的話語。兩年 的離別,雖然一直頻繁通信,互相的情況比較瞭解,但還是說個不停。順便把他們班和他要好的幾個同學的分配地址告訴了他,他也不大在意。與我一樣,自回村以 後,和所有同學斷絕了通信。忽然間,他竟提到我的案子,有些不解地說:「在校時,你經常積極閱讀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又非常注重自我改造,從未流露過對 社會的不滿,怎麼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想不通」。我說:「這世上,想不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別的咱先不提,就說咱倆合寫的那首長詩,你一定還 記得吧,是由你提議寫的,以越王勾踐復國的故事為題,旨在進行練習寫作,檢驗我們寫詩的水平。
處理我時,硬說那是寫給蔣介石的,把復辟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 身上。你是當事人,你說咱們當時有過哪怕是萬分之一的這種想法嗎?真不知道,咋就和蔣介石扯上關係」?「簡直是胡扯」!崔海瑞當即表示十分氣憤,「怎麼能 這樣胡亂引申」?我又接著指出:「其他所謂的罪狀大抵如此。

等我回村後,聽一些人傳言,村裡早想把我弄回,曾以黨支部的名義三次給學校寫信,說家裡沒有勞 動力,地主階級家庭的人,還要貧下中農養活等等。你還不瞭解我們村,我是頭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到外地上學的人,隊裡支部書記乃至大隊長們的子弟,連小學畢 業的都沒有,我一個出身不好的人能念到中專,他們不嫉妒麼!農村裡,常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期盼別人倒霉,比希望自己發跡的心情還要急迫,一旦有人落了 難,他們會幸災樂禍地說:‘我早就知道他不會有好結果的’,不知道你們這裡是不是也有這種情況「?崔海瑞馬上點點頭說:「一樣的,農民中此種心態極為普 遍」!我接著說下去:「有人說我是被裡應外合弄回村的,也許,裡應外合用在這裡不夠恰當,但村裡人們卻這樣說。真不明白,自己從小到大,沒有做過任何損害 他人的事情,別人為什麼要加害於我呢?固然,我出身不好,但那的確不由人選擇。政府也多次講過,唯成分論,又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說到這裡,長長 出了口氣,把話題打住。最後,崔海瑞用一種帶有總結性的語氣說:「總根子還在家庭出身上,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傍晚時回到他家的院子裡。晚飯後,和頭天一樣,依舊漫步在村外的滿是積雪的小路上。

為了緩解我們那濃重的懷舊氣氛,崔海瑞建議談些今後的打算或努力方向,首先對我講了近半年來的景況。他曾自編了一些應時的節目,帶頭在村裡搞起俱樂部,活 躍了農村的文化生活,受到縣裡表彰,還登了省報,準備以後進一步擴展俱樂部的活動內容。我很贊成他的做法,覺得他出身好,犯的錯誤又是生活小事。
可以預 見,不久就會被人發現,受到重用。他提議我也應向這方面努力,使自己重新爬起來。聽了他的話,只有苦笑,我們雖然同樣落難,各自的性質完全不同。他像一塊 木頭被丟在水裡,一時短暫沉沒下去,很快就會浮出水面。我卻是一塊石頭,只能沉到水底,深陷淤泥中。

接著向他講了如下一件事:「還是在夏天的時候,有一次 下雨,在家看書,村裡的團支書李錄來找我。李姓和我們呂姓,何時有過親緣關係,我已不曉,只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叫他六表兄。他比我大四歲,小時候一起上 學,兩人十分要好,那是個很聰明能幹的人,只可惜上完小學,再未繼續深造。他找我,是要我幫他寫一份民兵練武的總結材料和一’篇通訊報導,公社武裝部指名 要我村參加全縣的民兵比武總結表彰大會。說真的,實在不想幹這種差事,跟上這支筆,已經把一生的前途毀了,還寫什麼呢?萬一再被人斷章取義地去分析,麻煩 不就更大了麼!不過,因為兒時兩人關係甚好,實在不好意思推托,便答應他。寫好後交給他,他看了很滿意。幾天後,鋤地歸來,在大隊部門口正好相遇,他特意 叫住我說:‘真有你的,到底是秀才,好筆桿子呀,咱們的匯報材料受到縣委書記的指名表揚,那篇通訊報導在縣廣播電臺連播了三天,咱村被評為民兵工作的先進 隊,還得了一面錦旗哩’。說完後,一轉高興的神態,深深嘆口氣並搖搖頭:‘唉,只可惜你戴了頂帽子,要不然會幫咱村做好多事呢’。李錄和我關係較為不錯, 還這樣說,你想其他人會怎樣看待我呢」。聽了我的敘述,海瑞不再做聲,他能理解,情況既然如此,再說什麼鼓勵的話也是枉然。

這一晚,只來回走了一趟。由於頭天晚上兩人都未休息好,彼此都有睏倦的感覺,因此早早睡了。

第三天上午,告別了崔大爺和崔大娘,踏上歸途。崔海瑞把我送出村外仍不罷休,一直陪我走了三四里。在我再三勸阻下方才停住,互相握著手,淚眼相向。許久許久,還在相互叮嚀著。

一路上,腦子裡時不時地湧上白居易那著名的詩句:同是天涯淪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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