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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七）

作者：吕维发表：2010-06-08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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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第七章荒村沉思录

第七章荒村沉思录

三十七

过年后，正是一年里最消闲的日子，照旧五点左右起床。母亲问我，为啥起的这样早，天还未亮哩，我说习惯了，在学校和工厂都是这样。独自走到村边，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来回漫步。这时已经完全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一些最近以来困扰我的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和王世祯老师的关系。王世祯，先前当过兵，那时凡从部队下来的人，都被认为是最可靠的骨干，因此做了我们的班主任，专管政治思想工作。他同时兼管着两个班，我和崔培毕所在的班级都属他领导。和我们初中时的红旗班主任大体相仿佛。这种人，文化水平不高，说话粗野，行政命令的作风很浓厚，往往不为学生们欢迎。王世祯，虽不像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元子忠那样粗野，平日里总是给人一种笑里藏刀的感觉，许多同学尽量躲着他。

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和自由活动时间，代课老师，如果有哪一位来到教室，同学们总是紧紧围在四周，问这问那，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带着尊敬。这些教师，大都毕业于名牌院校，知识丰富。相比之下，王世祯来到教室，除了极少数争取入团的积极分子和他打招呼，多数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大理睬他。这种时候，他的政治优越感一定会受到挫伤。特别是我们这个班，班长和团支书都是在职职工，他们来校培训前已经是厂里的骨干，有的早已是党员干部，这些或许会造成他某种自卑感。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只能靠少数几个积极分子。加之那时打小报告，暗里汇报他人，早已成为人们靠近领导的十分流行的作法，无形中给一些惯于拉一伙，打一伙的政治思想工作者提供了便利的机会。像我这类家庭出身不好，又整天埋头于书本之人，自然成了他们汇报的对象。

而我，从未主动到王老师的办公室找过他。一则，因为没有那些富余的时间；二则，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他是那么喜欢别人围着，向他汇报班里的情况。我呢，从不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加上埋头于读书，对他人的言行一贯不去留意，无疑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曾听一位同学说过，王世祯认为我是一个极其高傲的人，而且怀有很大的野心，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所以积极给班里办墙报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突出自己。听了他给我的评价，起先也曾恼火过，想把办墙报的工作推了不干，怎奈班里对我很信任，又不好意思，只能由他说去。在我心里，觉得和他的关系，说到底只是疏远而已，谈不上瞧起瞧不起。及至后来，他屡次向我发起攻击，我也只是心平气和地作了说明，口气中丝毫没有鄙视他的意味。对于他的不学无术，我能够理解，人家是专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又不是给我们代课。

只是后来觉得，当时不应该当着众多同学的面给他做解释，任他批评，过后再做说明更为合适。我毕竟年轻气盛，涉世未深，遇事不够冷静。当时也的确为他的偏听偏信，未作任何调查了解就信口开河地批评而不平，因此当即作了说明。过后想来，这或许会使他感到难堪，愈发迁怒于我，对我造成更大的不利。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不慎，给自己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仅仅因为这些，就可以使用恶毒的手段，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掉吗？我感到大惑不解。

临近毕业前的那个学期，当王世祯主动找我，承认对我的误解，表示要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时，我何尝未怀疑过他的动机，只是他以组织上的名义，要求我写一份思想汇报，我无法推托，写了历年来通过学习如何提高思想认识的材料交了上去。

再以后，他又以组织上的名义要我彻底交心，交出日记时，我也产生过更大的疑虑，他是不是想陷害我？当崔培毕被开除后，他在我面前曾几次显出得意的样子，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嘲讽表情，早就感觉到此人心术不正。

日记是个人生活和心路的记载，按理说，作为组织不能要求谁交出自己的私物，但他再三催促，加上当时一位姓刘的同学曾悄悄告诉过我，王世祯已经偷看了我部分日记。

我在学校时既没有一个箱子，也无提包，书籍、衣物都在床上推着，日记本就放在枕头旁。自从刘同学告诉这个消息后，便把所有日记本藏在褥子下面。如今，他接二连三要我向组织交心，再要推托，显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不好。总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光明正大的，纵然有过一段未成熟的恋情，也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让他看看又何妨，同时也可解除他对我的怀疑，于是交了上去。自认为没有什么错误的东西，你能把我怎样！谁想他竟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限引申，秘密做成材料，在我工作后告到公安局，给我造成如此恶劣的后果。

每个早晨，独自徘徊在村外的道路上，不断向自己发出提问：“王世祯和我有仇吗”？答案肯定是没有。

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怎么会用如此毒辣的手段去陷害对方，难道他连做人的起码良心都没有！他不怕损阴德吗？仅仅因为彼此间有些睚眦，或者连睚眦也够不上，只是疏远，便陷人于不义，犯得着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即使最坏的人，当你丝毫未损害他的利益，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你。思考着这一切，慢慢终于理出一条新的思路。当元子忠、王世祯之流如此行事之时，他们或许早已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他们只不过是一条警犬而已。只要嗅到一股不喜欢的气味，便要无限放大，认为这是敌情，不必向主人请示就可咬你，哪怕咬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也在所不辞。

自上初中以来，看到不少的所谓“小集团”，充其量也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议论过某个老师或领导，便断送了青春。联想到“反右”时的情景，渐渐看清了政治思想工作者的本质，他们的职责便是想方设法整人，尤其对于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以及读书人。凡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怎么做怎么象。因为他是一个政党的代表，有党做后盾，任何肆无忌惮的迫害，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成是为了巩固政权，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因而永远是正确的。

终于理清，这是一个时代的特点，是所有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共性。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政策性的导向。如果不是这样，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局，为什么不经调查，完全按照控告方的观点加罪于被害者，又丝毫不听当事人的辩解？可见他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对于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即使你没有任何犯法的事实，也可以按有罪论处，因为你不是这个社会依赖的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对于地富子弟，只能给你碗饭吃，让你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过日子，如果谁要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偏要有什么理想，不满足做一个螺丝钉，那么只有让你连螺丝钉也做不成，社会主义国家自始至终把你当做不可靠分子，所以该到打击时，宁可错判，决不手软。

正因为如此，思想上的困惑越来越多，我有原罪吗？莫非生下来就是不为社会容纳的一分子？当初分爷爷的财产给穷人，是为了均贫富，我也从内心里赞成这种做法，坚决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可为什么对我还要如此不放心？究竟是我犯了什么忌讳，还是你们自己心虚？小时候看小说，有的人无端杀了人，甚至像曹操杀吕伯奢，本来是多疑误会，却还要一不做二不休，连人家的子弟也斩尽杀绝，怕的是日后遭到报复，至于人家是否报复，或者能否报复，还是未知数呢。何况，我的爷爷还健在地活在世上，怎么可以毫无根据地认定我要和这个社会为敌？这样的做法，实在无异于为渊驱鱼，故意树敌，好给阶级斗争的理论找个依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总算认清了自己的身份，这些都是生来注定的。一切只能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有服务社会的理想呢?如果及早撒泡尿照照自己，也不会那么废寝忘食地去读书。这时候，又想起了牛老师对我讲过的话，也想起了刘绍棠、刘冰雁、王蒙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后来无端成了“右派”……
我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的无名之辈，还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一个古老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这一切都是上苍的意志，请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三十八

正月十五刚过，队长安排我出粪，也就是掏茅厕。从此，每年开春后，便和粪打起交道，并且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是臭气相投的缘故吧。我们这里的人家，家家户户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用石头或砖砌成的圆形大茅厕，也叫茅圊。夏天放满雨水，等水沤好后，陆续把脏土、炭灰和畜类粪便倒入里面。
茅厕的上面，有的人家用木头做成方形档子，有的人家干脆只用一根较粗的树干靠边横着，留出尺把宽的空隙作为人们大小便的地方。平日里，扫完院子的脏土、烂草、做完饭的泔水等废物，全部倒入其中，真可谓藏垢纳污的总汇。

农历正月，阳历已进入二月，但雁门关外还没有丝毫春意。茅厕的上面依旧冻得硬邦邦，镐头下去，只有一个浅浅的印痕。这时，须得从大队场面上抱些柴禾点燃，大火过后，再覆盖一层厚厚的糜谷之类的滓子慢慢煨着，第二天消开了口子便可掏挖。这种活儿，一般由两人合干，一个在下面往上撩，一个在茅厕边通过墙上留有的孔洞往街外仍。和我搭档的是一个五十岁开外的老汉，名叫黄裕明，富农分子，一天没有几句话，只管干活。

无论做什么，老是那么不紧不慢的样子，显然是个慢性子的人。由于很少休息，人们都说他是“动牛常不闲”。掏第一个茅厕时，首先安排我在上面，他在下面。下面比上面费力，而且脏。我当即表态：“大爷，您五十多岁了，我才二十几岁，咋能让您在下面”？他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片刻后说：“那娃，你在下面能行”？“能”！回答的语气中充满了自信，他不再坚持。就这样，一个月里，掏了一个又一个，直到全小队的茅厕被掏光为止。

其后几年，凡脏活、累活、难活都由我俩领衔，一老一少，竟成了忘年交似的搭档。二月中旬，掏到一个非常难操作的罈状茅厕，上口直径一米半左右，中间和下面的直径两米还多，里面粪便又带有过多的水分，呈浆状，下面撩时，臭糊糊顺着锹把往下流，溅了一身不说，弄得满头大汗，衣服全部湿透，汗往下淌时，连同头上的粪点，有时竟流到嘴角。黄裕明几次要和我对调，都被我婉拒，这是我回村以来干的最脏的一次活儿，然而没有退缩。我知道，今后在队里，凡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都将归我，我已成了印度的贱民，如果不能拿得起放得下，必将受到喝斥、嘲笑，甚至羞辱。

这当儿，表姑夫张瑞从矮墙外走过，看在眼里。随即进到里面，对我说：“那娃，看你热成这样，还不如把头发都剃了呢，以后是社员了，要那么多长头发干啥呀”！我停了下来，笑了笑说：“是啊，过两天就剃，干农活儿还是光头好”。表姑夫又说：“出了那么多汗，保准不用热水洗，”接着又用商量的口吻说，“要不，这会儿就剃了吧，我给你剃”。我马上应允。肯定是看我不像农民的样子，用这种方式委婉地来提醒。不一会儿就拿来了剃刀，我也上到茅厕上面。趁着大汗，三下五除二剃了个净光，顿时感到十分惬意，从此成了光头。黄裕明却很不以为然，不住摇着头说：“唉，不该剃光呀，你咋能和我们一样，往后还要找对象哩”！ “大爷，您说我还能娶媳妇吗”？我打趣地问道。“咋不能，莫非你要当和尚”！黄裕明随口答道。“大爷，您不想想，有哪个姑娘会找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做丈夫，除非眼睛瞎了一胳膊深”。我一边说，一边摸着刚剃过的头，滑溜溜的，接着又对他说：“人家是削发出家当和尚，我是回家削发受管制”。见我说得这样轻巧，表姑夫和黄大爷都笑了。最后，表姑夫收起剃刀，说了一句“庄户人就得有庄户人的样子嘛”，然后走了。我和黄裕明老汉接着再干。正由于我的肯干，黄裕明对我很信任，以后无论两人搭档干什么，他都十分放心。

春分过后，播种陆续开始。我们这里最早种的是春麦，每个小队，按大队规定种不多一点，每人每年只能分得几斤，我和黄裕明开始抓粪。耕地的人前面耕一犁，抓粪的人紧跟后面，挎着粪笸箩往墒沟里扬粪，要扬的均匀，后面的人跟着溜籽种。不用说，抓粪的人最苦重，每过一个粪堆，需要往粪笸箩里添粪。粪笸箩呈长圆形，横在胸前，用绳子套在双肩上，两手不断从里面将粪土顺垄沟扬出。种小麦仅仅是扬，只要均匀就行。种山药和玉米，则要把握好株距，一把一把地抓出去，下籽种的人须得将籽种放在粪上。只是种山药和玉米由于行距大，抓粪的人更累些，每次，粪笸箩要撮得满满的。

抓粪的工作一直进行到小满前后、芒种来临之际，播种基本结束了。

三十九

乡村里的生活渐渐习惯了，毕竟从小在这里长大。除了每天按时出工外，早晚时间大部分用来经营自留地和小块地。五点左右起床后，脸也顾不得洗，扛起铁锹到村东南的沟里去翻地，傍晚回来再匆匆担一两次粪。
自我回来，母亲再也不用干这些活儿了，她较前轻松了许多，这正是我最大的安慰。小块地是大饥荒那两年，为缓解饿死人的现象，上级允许自由开垦的荒坡和沟沟洼洼等小片土地，大的有二三分，小的只有炕那么大，都是牛犑无法达到的地方。那时父亲正在生病，又不能经常请假，母亲和大妹竟也一锹一锹地开出五片，总计七分左右，雨水勤趁的年月，最多可收二百多斤粮食。我必须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多运点粪，尽量种好。整个春天在忙碌的劳动中过去了，很快成了一个地道的农夫，连父亲生前留下的几件破衣服也披挂在身，甚至把他的烟袋也由我继承过来。

随着天气的渐渐转暖，家里一铺炕实在挤得难受，搬到一位本家叔叔新券起的窑里去住，人家准备干透了第二年搬进去，头年嫌潮湿暂不住。好在炕已干透，一个人住着，也不用烧火。每天尽管很累很累，煤油灯下仍然坚持看书两小时左右。

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看书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此生此世眼看着彻底完蛋了，但还是想看，说不清是一种习惯使然，还是借书籍来消愁解闷。总之，每天能读一两小时的书，心里觉得踏实，也不寂寞。期间还写过一组小诗，描写妇女们在下雨天，围着针线笸箩，边纳鞋底边闲聊的场景，生活情趣多一些，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写好后寄给崔培毕。不久接到他的一封信，极力称赞这一组诗，并鼓励我寄给《火花》杂志社。我觉得只是一组陶渊明式的田园诗，政治意义不强，哪能发表呢？紧接着他又来一信，催我寄去，并说这或许是我的一条出路。我的心被他鼓动得活泛起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出去，也没有当回事。

半个月后，一次正和民兵连长曹建忠一起干活，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给《火花》杂志社寄过稿子”？我用惊奇的目光看了他一阵，随口问道：“你咋知道”？他接着说：“前天我去大队部，亲眼看见《火花》杂志社给党支部的一封信，说你寄去几首诗，准备发表，人家寄来一张八开大的表，调查你的政治面貌，怎么样，还不承认”？我说是有这么回事，只是想试试。随即岔开话题，和他谈起别的闲事，他也不再问下去。
回家的路上，懊悔极了，本打算韬光养晦，在村里度日，让人看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庄户人，这样一来，保不准以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与此同时，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就连发表几首小诗，还要如此郑重其事地进行调查，我还能做什么呢？崔培毕在信中还建议，要我找一些初中时的老同学帮忙，哪怕能谋到一个代课老师的位子，虽然也是挣工分，毕竟有时间可以继续学习，看来也只能是妄想。育人，从来就是一件大事，关系到后代的成长，谁会交给“反革命”分子去干！

此生此世，唯一的出路怕是只有靠苦力了。

四十

夏天的日子，大部分营生是锄地。小时候，父亲在外做买卖，农忙时，山药、糜黍、豆子等好锄的作物由我完成。都是顺垄背锄，只要把地皮锄得松软，将杂草锄死就行。但从未锄过谷子，这一带人，把锄头遍谷子称为锄小苗，不仅仅是锄地和锄草，更主要的是用锄尖去间苗。据说，没有从小练就的苦功，干这活儿往往费力不讨好。自留地里的谷子，是母亲跪到地里，一株一株用手间好，三四寸一株，然后由我顺垄背锄一下即成。大地里都是边锄边间苗。而且锄小苗要求用短锄把，腰弯到不能再弯的程度，方能清清楚楚看到那细线一般的簇簇谷苗，然后用锄尖轻轻拨开，留下其中一棵，将其余锄掉。为此，腰疼得难忍。

每次，当别人锄到地头都在休息时，我还在半地里。等我到了地头，人家又开始动身，只好做短暂停留，跟在大家后面继续去锄，简直没有一刻喘息的机会。有一天收工后，同小队的丁三叫住我，要我和他相跟着走。丁三和我同龄，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看看人们前边走了，他说：“咋那样死相，有你那种锄田的吗？又不是自留地，这是公家的地，锄小苗要看哪个好留留哪个，不好留的一锄砍死拉倒，管它离多远哩”！“那苗子不少得多啦”？我反问道。“管他多少哩，”丁三满不在乎地说，“对得起那两碗糊糊就行了，多收了又不给多分，还不是都让公家拿走！你也不看看，谁不是我说的这个锄法”！第二天对别人的锄法进行了仔细观察，果如丁三所言，我的速度也跟了上去。只是觉得株距那么大，许多不好锄的苗子一齐砍去，委实有些可惜，心里总有一种过意不去的感觉，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仅锄谷子，锄其它庄稼时，人们的锄板轻轻往土里一划，只锄薄薄的表层和杂草，地并没有因锄过变得松软多少，一切都是应付。尤其队长不在的场合，不仅质量差，数量顿时减少，到了地头，坐下后很久不起来。老人们谈论着过去当长工时，每天吃莜面餄饹，如今却只能喝糊糊，大有一种今不胜昔的感慨；年轻人则总爱谈及娶媳妇之类的话题，有人甚至板着指头数说，村里已有五十二个光棍汉，我也成了其中之一，在附近的村庄中，可能已经够得着冠军。这一切，毫无疑问地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原来，集体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如此淡薄，与我从前在书本上看到的相差甚大。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追肥。那一天，赶小平车的张二病了，让我临时代替，车上放着大队分配下来的一大铁桶氨水。按照队长吩咐，先赶着车到达指定地点等着，他说随后就会有妇女们来追肥。早早到了地里，把毛驴拴在附近的一棵小树上，独自坐在地边抽烟。大约一小时后，队长方才来到，满脸怒气，可能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我也不便去问。他坐下来，要过我的烟袋，一古脑儿地抽起来。大概过了半小时，也不见妇女们出来，我问道：“咱这化肥咋追呀”？“追个屁”！队长还在生气，原来他向妇女们派工时，比往日晚了一些，大多数人已出到地里去割草，没有人拿盆或小桶来，氨水实在无法洒到地里。再加上这块地种的是糜黍，又不像玉米那样，可以一株一株地去追，只好耐心等着队长的吩咐。又过了半小时左右，他霍地站起身来，顺手把大铁桶下面出口处的皮管拔开，里面的氨水“唿噜”“唿噜”往外流，一直流完，又把皮管掖住，吩咐我：“赶着车回去吧，今天后晌啥也不干了”！我从树干上解开缰绳，一屁股坐在车辕上，赶着毛驴往回走，只听队长一人在那里骂道;“真他妈的操蛋”！

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我常常在想，队长尚且如此，难怪社员抱着凑合的态度，如此经营，能有何种效果？当然啰，此事只我一人知道，从未对任何人讲过，包括母亲。知道自己的身份，凡事把自个儿管好就够啦，其他人，哪怕是再明显的错误，也轮不到我去说三道四。

初中时放假回来，只给队里割草，不和别人接触。如今不论播种、锄地，还是其他事情，大伙儿在一起干活的时候居多，仔细观察他们的行动，很少有人为集体操心，大家都像工具一样，队长让干啥就干啥，让咋干就咋干，消极应付，敷衍了事。“对得起那两碗糊糊就行了”，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与此相反，每天的一早一晚，人们在自留地里，在小块地里，简直像女人们绣花那样精心照料自家的庄稼，发现哪儿有一棵草，赶忙走过去用手拔掉，路边偶尔有一株苗子被人或牲畜踩倒，慢慢扶起，再给根部培上土。

实在没有活儿干的时候，也爱围着自家的田地四面转悠，真像父母对待孩子那样，处处关照，百般呵护。怪不得靠近村子四面的田地，片片都是墨绿色，苗子稠而粗壮。远处的大田里，则是一片淡淡的黄绿色，苗稀而瘦小，与耕种它们，长期缺乏营养的农人们倒很匹配。相比之下，自留地里的庄稼，宛若大腹便便的富翁，正在嘲笑远处那些不争气的禾苗，简直就是一群流民或乞丐。许多农民，包括村干部对此种现象早已见怪不怪。而我，却常常为此陷入沉思。这一切，虽然与我关系不大，只是想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有关社会方面的非常沉重的大问题。农业合作化究竟给国家、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它的存在是否真正地合理？

四十一

回到村里，渐渐学会了串门。大家在一起干活，有时路过同伴们的门口，他们招呼进去，怎能拒绝？况且，自己也充分意识到，再不能像做学生时那样孤僻，应该和大家打成一片，丢掉学生时代的种种毛病，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

有一次，天阴的黑沉沉，西面的云雨已遮住山头，地里的人们马上往回跑，我和曹建忠相跟着，正好跑到他家附近，大滴大滴的雨落了下来，只好到他家避雨。曹建忠比我小一岁，上小学时两人很要好，常到他家玩耍。自从我到外面上学后，就很少来过。他家住着三间土窑，中间堂屋里安有一盘石磨，后面墙根处有两个大瓮，其它家具什么都没有。里屋里也只有几个瓮，分别放水、咸菜和一些粮食。炕上角落里堆放着三张破被，蓆子隔不远有着大小不等的破烂处，竟露出炕皮，一切给人家徒四壁的感觉。我坐在后炕的炕沿边，有话没话地说：“大娘，还没烧火”？“不忙，黑夜饭吃得迟些倒睡得安稳”。曹建忠的母亲有气无力地答道。这是一个四十三四岁的寡妇，和我母亲年龄差不多，但看外表，简直像是六十开外的老妪。她的丈夫在七八年前给队里拉炭，下坡时惊了牛，凭一身力气企图把快速下行的车抵住，使速度有所减缓，以免翻车，结果搓倒在车轱辘下面，当场被碾死，留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回村后，听说女儿已经嫁到山里，如今母子四人一起过日子。

等我点起一锅烟，又问道：“大娘，日子还可以对付吧”?“对付啥呀，我的娃，”她深深叹了口气，接着说：“老二老三也都半大娃子了，人常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分的口粮年年不够吃，钱一个也没有，你看曹建忠也不小了，连个说媒的人都没有！现如今和过去相比差远啦，那时候他爹给你爷爷做营生，每年挣些现钱不说，自家地里产的粮食够吃，日子比如今宽裕多了”。因为他提起丈夫过去给我爷爷当过长工，不便再说什么，等外面的雨下得稍为小些时，便匆匆离去。

这样的串门和闲聊有过多次。我们小队的人家，每家有一个茅厕，整个春天，和黄裕明老汉挨户进行掏粪，大多数人的家里都去过，情况大致相彷佛。从听到的和看到的，深深感到，大家对今后的日子都没有什么期盼，灰心与无奈的情绪随处弥漫着，特别是中老年人，个个酷似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报刊上常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民，为建设人民公社如何如何地积极劳动着，我曾努力寻找这样的人，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

为什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此低落？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差。人们常说，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这话，并不完全对。有时候，穷困使人失掉了信心，干脆破罐子破摔，也是常有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的心里，逐渐产生了怀疑：人民公社是不是真的优越？中国农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制度？革命的口号喊得响彻云天，难道就是为了贫穷？瞧瞧周围的人家，大都住着祖上留下的破土窑，过去整齐的院墙，坍塌的这里一个口子，那里一个豁子，年复一年无人修葺。大门大都破损，形同虚设，的确到了夜不闭户的时代。

每户人家，月月分来的那一点粮食，全放在住人的家里头，还用得着防贼吗!谁也没有一点积蓄，大家一样的吃不饱。就连每人每年发的七尺布票，竟然无法全部花掉，衣服补了又补。这一切，在前几年的困难时期尚可理解，那是苏联修正主义者们向我们逼债。现在呢，债也还了，为什么依然这样穷？在学校时，曾经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如今却像海市蜃楼一样从眼前渐次消失，真不知道写在纸上的和实际情景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报刊上常说，如今是工农当家作主，大家的日子过得很好，可我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情景，远不如合作化前。宣传和现实严重脱节，不说真话，互相欺瞒，长此下去，问题将如何解决？社会将怎样走向进步？人民生活何时能得以提高？……

在困惑中思考着，巨大的反差，使我茫然不知所从。

四十二

回村后的第一个冬天非常平静。这里所说的平静，主要指未遇到任何麻烦，除了出门请假，回来销假外，其他方面与别的社员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少挣点工分而已。

秋收过后，搞了一个多月农田基本建设，大家在地里不停地叠圪塄，也叫打地框，为未来的灌溉作准备。等到冰冻三尺，一切农活都停下来时，只好呆在家里看书，也间或到顼怀老汉家里坐坐。顼怀老汉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孤老头子，一辈子没有结过婚，住在我二爷的院子里。

农闲时，附近的老汉们几乎都在他家里，炕上地下坐满了人，我的几位尚在人世的爷爷们和几位伯父们，是他家的常客。顼怀老汉当过多年的兵，人们都说他是一个标准的“兵痞”，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人，因此，吹起牛来分外吸引人。有一次讲到他曾经侍候过一位军长，这军长得了瘩背，不久化了脓，他给往外挤脓，一晚上竟倒了十二帽子，据说用的是那种青缎瓜壳帽。为什么不用器皿，非用帽子倒脓，他没有解释，人们也不去多问。我听后忍不住笑了起来，随口说道：“十二帽子，怕连五脏也给倒得差不多了”。他很生气，当即把我训斥一顿：“你这娃，见过个啥呀，我亲自倒的不比你清楚”！我没有再说什么。一则，他是有名的犟嘴老人，人们背后称他为太原的老干酱；二则，他是长辈，我叫他四表爷。偶尔来这里一次，多是想了解他们在谈些什么。

有一次，我把话题故意引到粮食产量方面，问他们单干时，全村大体上能产多少粮食。这些老者们倒挺认真，大家板着指头数着，吕家打多少，黄家、李家、白家、张家、刘家各收多少，加上一些独门小户人家，大约在八九十万斤左右。也有人干脆，说全村近七千亩土地，好地三成，每亩收二百多斤；中等地四成，每亩收一百三四十斤；赖地三成，每亩也能打六七十斤；平均亩产一百三十斤上下，估计好年景能打九十万斤。年景差一些也收六七十万斤，特别严重的荒年除外。听了他们的估算，略一寻思，相信大体上八九不离十。正打算问他们现在为什么总在三十万斤左右，转念一想，话传出去，要是有人找碴儿，说我在搞煽动，将何以辩解？因此，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谁想他们竟肆无忌惮地议论起来，一古脑儿怪怨合作化，我便悄悄退了出来。

摸清这个数字后，进一步陷入沉思中。过去单干，连化肥都未听说过，怎么打得粮食比现在多出一倍，甚至两倍，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对照前面说过的自留地与大地的截然不同景象，说到底还是人们的积极性不高，凑合思想在作怪。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生来是自私的，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总是朝着为自己谋利益的方向努力。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私行为，固然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合情合理的为衣食住行而奋斗，连我们的古圣贤哲怕也未必反对。“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早已深入人心。为了维持温饱，甚至为了享福的自私，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历来都为人们所接受，也许这就是私有制几千年来得以存在的理由，它符合人性。
而公社化后的农村，公有制骤然间代替了私有制，人们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传统的固有的私有观念，还牢牢留在每个人的头脑里，要他不顾个人得失，甚至饥肠辘辘时也要为国家去努力，能做得到吗？违背基本的人性原则，企图一夜进到共产主义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注定不会有理想的结果。粮食产量锐减了一半还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怎么会出现判若云泥的差别呢？这情况老百姓自然懂得，只是说了不顶事；各级干部也都知晓，谁也不敢说，说了怕丢乌纱帽，怕戴“反党分子” 的帽子，以至于造成如今的局面。

在学校时，爱读俄罗斯大师们的名著，沙俄时代的农奴，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懒散、自私、缺乏上进心，都是些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顿不顿就跑到镇上的酒店里，喝得酩酊大醉，嘴里不断说着胡话。公社化后的中国农民，不也一样是懒洋洋地出工，无精打采地干活，长吁短叹地度日么！所不同的是，他们很少有人像俄国农奴那样跑到镇上去酗酒，因为他们根本掏不出酒钱，也拿不出粮票，他们已经穷到了骨髓！在学校时，同时读过一些描写合作化的作品，像《创业史》，曾被人称为当代的史诗，说的是农民如何积极走合作化道路云云，那时也真相信。及至回到家乡，所看到的现实竟是如此大相径庭。合作化、公社化分明是上级强加在农民头上的枷锁，并非广大农民的自愿选择。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消极抵制，勉强应付，毫无主人翁的态度。这正是产量上不去的真正原因。

还是在上学时，热衷于读书，一有空闲就埋头于各种各样的书籍中，却疏于思考。回到家里，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无端却又增添了勤于思考的嗜好，这或许与年龄有关，也与所处的环境有关。在生活的海洋里，已经沉到了最底层，在各色各样的人群中，身份比印度的贱民还低，还有什么顾虑呢。反而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醒，都要无所顾忌，早已摒弃了种种关于个人前途的幻想，有余暇也有兴趣来沉思默想一些民生问题，以便更深地了解眼前这个社会的本质，进而解析自己受迫害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缘由。

寒冬的一天晚上，弟弟妹妹们早已熟睡，母亲独自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他们做鞋，缝补衣服，我一个人在小院里长久地徘徊着。乡村的冬夜异常寂静，简直是万籁俱寂，而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惊涛骇浪，在苦苦思索着，根本没有一丝睡意。突然，有三个大字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先是一阵兴奋，接着又是恐惧，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想法呢？难道一年的农村生活，使我真的变成了“反革命”？略一定神，它更加清晰地再次出现在脑海里，这便是“农奴制”三个大字。是的，“农奴制”成了许久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晶，成了尔后岁月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幢幢鬼影！

农民，自古以来和土地紧紧相连，他们的自由、幸福，一切的命运，无不体现在土地上。当他们拥有自己的耕地时，便拥有了相应的一切，而当失去土地时，自由随之而去，其他一切最终必将消失殆尽。过去拥有自己的土地，哪怕给人家当长工，打短工，他们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吃的不好，不去干；给得工钱低，可以不做；东家过于抠门儿，还可另择良主，根本不存在谁强迫谁的问题。公社化后的社员，土地全部归公，加上户口制度和粮食供应政策的限制，每个农民，被划地为牢地固定在一个极小的活动范围内，连外出打工和流落他乡的机会也极少，只能给公家永远当长工。而大东家又偏偏吝啬的要命，连肚子也不给填饱。每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将一车一车的粮食拉走，自己却无可奈何，这难道不是一种奴隶般的境遇吗？曾听乡亲们这样描述自己的现状：“如今的社员，咋吃也不饱，咋忙也不跑，咋骂也不恼”，又说，“如今的社员，穿得没鞋，吃得没盐，花得没钱”。

真想不到，搞了许多年社会主义，人们的处境竟是这样！上初中时，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述古代的奴隶社会，奴隶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每年的收获，绝大多数被奴隶主掠夺而去，只留给他们少量的勉强可以维系生命的物资。公社化后的广大社员，不又重新沦为这种奴隶吗？要不，他们咋会常常怀念昔日当长工时的美好情景呢。所不同的是，那时有许许多多的东家，如今却只有一个，叫做国家。在国家的冠冕堂皇的神圣名义下，将历史上的奴隶制，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于是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制，最高统治者正是坐在金字塔尖上的独一无二的奴隶主！更准确地说，这种体制应该称作国家农奴制，人民公社只不过是它的华丽的外套而已。

四十三

临近年关的时候，崔海瑞（回村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再次催我到他家相会，向治保主任请了假，前往山阴县。他住的村庄叫高山疃，在县城东北方向，离城大约十五六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进得村来，首先看见一所院落，门上有“进士第”三个大字，黄色，外面镶有黑色的框子，早听海瑞说过，早年间，他们村出过一位姓崔的进士，看来这就是进士当年的故居了。问清他家所在的方位，便急匆匆地奔了过去。最后在一位中年妇女的指点下，走进崔家院里。院子倒也不小，除了两间正房，看不到其他建筑。进了屋子，里外除了几口瓮，别无任何摆设。看来，雁北地区的农村，多数人家相差不了多少。

其时傍晚尚未到来，海瑞不在家，崔大爷一听说儿子的老同学来了，急忙跳下地出外找人，我和伯母闲聊着。崔大娘是一位面色苍白的老人，长期患病在身，精神有些不振。就在她向我讲述家里的境况时，崔海瑞回来了，见我来到，十分高兴，我们一起脱了鞋坐在炕上，大娘忙去收拾柴炭，准备烧火。崔海瑞先是打量着，然后说我比先前黑了许多，我随即答道：“那是自然的嘛，整天风吹日晒，原本就不白，这会儿更黑啦”！“还是每天在地里受苦，也没想办法找个教书的地方”?他还在关心这件事，我笑着说：“除非世上识字的人死光，要不谁会找一个‘反革命’去教书”？说过这话，又问他：“你教书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一般呗，只是代课老师，按本村社员挣得平均工分给我，另加六块钱补助，也是临时的，先干着，以后慢慢再说”。接着我们各自把回村后的情况详细介绍给对方，末了，他问我：“这一年还不受制吧”？我说：“还好，虽说是管制，基本和其他社员一样，只是每月例行开一次会，由治保主任主持，被管制人员各自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也没啥说的，走走过场罢了”。 “这还行，这还行，只要不受制就好”！他不住重复着，对我的处境表示放心。

晚饭后，他提议出去走走。他家住在村子的东北边，出得村来，在一条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前不久下过的一场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两人并肩走在雪路上，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很容易使人想起几年前在学校时，沿着那条污水河的河堤踏雪漫步的情景。那时，对未来有着多少憧憬啊！年轻的心，把以后的岁月想象得十分美好，准备着将来如何如何。而今天，仅仅相隔两三年，彼此困滞在穷乡僻壤，经受贫穷的煎熬。许多同学都已走上工作岗位，只有我俩，当时被大多数同学认为最有才气的两个人，却是穷愁潦倒，一副狼狈相！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谁也不想多说什么。

彼此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这里虽然不是学校，但这并肩同行，引起的种种回忆却是不言而喻的。返回来的时候，他终于开口问我：“你今后到底打算怎么办，难道甘心当一辈子农民”？我长长叹了口气，对他说：“你想我还能干什么，地主出身，本人又是‘现行反革命’，此生此世注定是这样了。有时，只觉得自己的生命彷佛走到了尽头，所以能苟活下来，也完全是为了我的母亲。她是个非常不幸的女人，自从我父亲去世后，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穷困自不必说，受人欺凌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村大队长的哥哥妻死后，几次托人说媒表示要娶她，大队长甚至还用威胁的口吻逼她就范，如果不嫁他哥哥，将来受制可不要后悔。母亲就是不答应。她觉得，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不能给我丢这个人，再则也怕弟弟妹妹们跟上受制。
等我回来后，虽然头上戴了一顶沉重的帽子，她似乎并不在意，一方面根本晓不得这帽子的厉害，反正成分不好，一万和二万一样啦，另一方面，她的确有了依靠，把我视为家里的顶梁柱。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初步打算，和母亲共同把弟弟、妹妹们拉扯成人。妹妹好说，找个人家比较容易，至于弟弟，将来的条件如果有所改善，力争给他们娶过媳妇，各自过日子，我则准备一人承担对母亲的赡养，一直把她养老送终。这样，既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又可以保证母亲晚年不受制。

至于其他，关于个人前途什么的，早就把它置于九霄云外，一切听天由命吧”。听了我的述说，沉默一阵后，他又问道：“难道以后不准备成家”？“想也不想”，我接着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成家的必要吗？本人已经是地主加‘反革命’的双料货了，结婚必然生子，将来有了孩子，保不定还会成为三料货或四料货。为了不给社会再添麻烦，宁可断子绝孙。如果说，将来真有那么一天，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给国家减少了专政的麻烦，说不定还算个有贡献的人哩”。听到最后这句话，他不禁笑了。

我们的谈话暂时终止，因为已经走回村边。他迟疑一下，征求意见似地对我说：“要不，咱们再走走，如何”？我说：“好的”。于是返身又向适才经过的路段慢慢走去。这回，他主动谈起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回村以来，的确未像你一样受苦，担任代课教师，倒也比较轻松，只是我的心情好像比你还要沉重，无日不在思念着小肴。两年了，不知她在干什么。还是刚回来那阵，她来过两封信，表示要跟我一起过日子。我坚决拒绝了，人家大城市长大，母亲又是干部，从小到大，过着怎样的日子，哪能受得了咱这穷困！过去已经非常对不起她，再让人家跟咱一起受穷，良心无论如何过不去，所以拒绝她来。但拒绝归拒绝，却永远不能将她忘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也在与日俱增，每天晚上很久不能入睡，想着她对我的种种情意。的确是太喜欢她了。

假使将来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幸福，因为我不可能把小肴忘掉，她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两年来，有着满肚子的话想说，可又对谁说呢，除了你，谁还能理解我，又有谁知道我的苦楚！唉，全是我害了她，怪只怪自己当初不慎，她一个女孩子从此背上恶名，今后的路真不知咋走？有时，也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几次拿起笔要给她写信，结果还是下决心不写，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再去打扰她。但愿她能重新振作，今后有份工作，再找一个爱她的人，日子过得幸福”。他突然停下来，看了我一眼，随即问道：“你看这样做对吗”？“对是对，但你可要在感情上受煎熬了”我边点头边答道，接着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来咱这里，咱们这地方确实太苦，这样做很对。”“是啊，我正是这样考虑的”，崔海瑞接着又说了下去，“回来两年多，父母开始催我结婚成家，我呢，心里更加不安，你说我该咋办？说句心里话，这辈子不大可能再对另一个女人产生过去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即使有一天结了婚，我敢断定，也只是徒有其名。

今年以来，已经有人提亲，都被我推辞，但这不是长久办法，看着年老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能推辞到何时呢”？说到此，他不再继续往下讲，我也默默无言。安慰他吧，我们之间似乎用不着说那些虚话。夜已深了，两人转过身，又一次向着村子的方向返回。深暗的夜空里，有一颗流星从东北向西南飞逝而去，不久又一颗沿着同样的方向划过长空，慢慢消失在夜幕下。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此时此刻，我俩不就是那两颗流星吗？

第二天上午，两人一起前去探望几位老友，他们都是在包头时的同学。下午到他所任教的小学校里转了一圈，也只是走走，更多的是我们之间那说不完的话语。两年的离别，虽然一直频繁通信，互相的情况比较了解，但还是说个不停。顺便把他们班和他要好的几个同学的分配地址告诉了他，他也不大在意。与我一样，自回村以后，和所有同学断绝了通信。忽然间，他竟提到我的案子，有些不解地说：“在校时，你经常积极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又非常注重自我改造，从未流露过对社会的不满，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想不通”。我说：“这世上，想不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别的咱先不提，就说咱俩合写的那首长诗，你一定还记得吧，是由你提议写的，以越王勾践复国的故事为题，旨在进行练习写作，检验我们写诗的水平。
处理我时，硬说那是写给蒋介石的，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你是当事人，你说咱们当时有过哪怕是万分之一的这种想法吗？真不知道，咋就和蒋介石扯上关系”？“简直是胡扯”！崔海瑞当即表示十分气愤，“怎么能这样胡乱引申”？我又接着指出：“其他所谓的罪状大抵如此。

等我回村后，听一些人传言，村里早想把我弄回，曾以党支部的名义三次给学校写信，说家里没有劳动力，地主阶级家庭的人，还要贫下中农养活等等。你还不了解我们村，我是头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外地上学的人，队里支部书记乃至大队长们的子弟，连小学毕业的都没有，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能念到中专，他们不嫉妒么！农村里，常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期盼别人倒霉，比希望自己发迹的心情还要急迫，一旦有人落了难，他们会幸灾乐祸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的’，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崔海瑞马上点点头说：“一样的，农民中此种心态极为普遍”！我接着说下去：“有人说我是被里应外合弄回村的，也许，里应外合用在这里不够恰当，但村里人们却这样说。真不明白，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任何损害他人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加害于我呢？固然，我出身不好，但那的确不由人选择。政府也多次讲过，唯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到这里，长长出了口气，把话题打住。最后，崔海瑞用一种带有总结性的语气说：“总根子还在家庭出身上，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傍晚时回到他家的院子里。晚饭后，和头天一样，依旧漫步在村外的满是积雪的小路上。

为了缓解我们那浓重的怀旧气氛，崔海瑞建议谈些今后的打算或努力方向，首先对我讲了近半年来的景况。他曾自编了一些应时的节目，带头在村里搞起俱乐部，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受到县里表彰，还登了省报，准备以后进一步扩展俱乐部的活动内容。我很赞成他的做法，觉得他出身好，犯的错误又是生活小事。
可以预见，不久就会被人发现，受到重用。他提议我也应向这方面努力，使自己重新爬起来。听了他的话，只有苦笑，我们虽然同样落难，各自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像一块木头被丢在水里，一时短暂沉没下去，很快就会浮出水面。我却是一块石头，只能沉到水底，深陷淤泥中。

接着向他讲了如下一件事：“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次下雨，在家看书，村里的团支书李录来找我。李姓和我们吕姓，何时有过亲缘关系，我已不晓，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叫他六表兄。他比我大四岁，小时候一起上学，两人十分要好，那是个很聪明能干的人，只可惜上完小学，再未继续深造。他找我，是要我帮他写一份民兵练武的总结材料和一’篇通讯报道，公社武装部指名要我村参加全县的民兵比武总结表彰大会。说真的，实在不想干这种差事，跟上这支笔，已经把一生的前途毁了，还写什么呢？万一再被人断章取义地去分析，麻烦不就更大了么！不过，因为儿时两人关系甚好，实在不好意思推托，便答应他。写好后交给他，他看了很满意。几天后，锄地归来，在大队部门口正好相遇，他特意叫住我说：‘真有你的，到底是秀才，好笔杆子呀，咱们的汇报材料受到县委书记的指名表扬，那篇通讯报道在县广播电台连播了三天，咱村被评为民兵工作的先进队，还得了一面锦旗哩’。说完后，一转高兴的神态，深深叹口气并摇摇头：‘唉，只可惜你戴了顶帽子，要不然会帮咱村做好多事呢’。李录和我关系较为不错，还这样说，你想其他人会怎样看待我呢”。听了我的叙述，海瑞不再做声，他能理解，情况既然如此，再说什么鼓励的话也是枉然。

这一晚，只来回走了一趟。由于头天晚上两人都未休息好，彼此都有困倦的感觉，因此早早睡了。

第三天上午，告别了崔大爷和崔大娘，踏上归途。崔海瑞把我送出村外仍不罢休，一直陪我走了三四里。在我再三劝阻下方才停住，互相握着手，泪眼相向。许久许久，还在相互叮咛着。

一路上，脑子里时不时地涌上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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