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中國住房政策之比較

2010-06-09 07:28 作者: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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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有一處私人基金會的住房,其出租條件是:「該住房僅僅租給帶孩子的單身母親。」那處市中心地段的住房,其租金之便宜,幾乎可以視為一半饋贈。其實,瑞典的單身母親沒有住房問題,不管她們是否有職業,政府住房補貼和其他福利,都足以讓她們及其孩子住得寬敞舒服,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一位中國朋友的兒子結婚了,小兩口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找到了不錯的工作,但尚未攢足銀子買房,只能暫時租房居住。當兒媳婦懷孕時,他們遇到了大麻煩,北京市有關部門以他們沒有買房為由,拒絕發給准生證。被逼無奈,年輕的准母親只好去做流產。

當今中國的高房價像大山一樣壓在普通老百姓頭上,正在毀滅年輕一代的生活夢想。在經濟繁榮的背後,「蟻族」「房奴」和蝸居者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住房問題逼迫他們終生為之做苦役。如果拿中國和瑞典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政權的政治體制,是如何體現在住房問題上的。

◎ 中國政府和房地產商合夥搶劫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政府是代表全社會的利益的,它不能像代表公司利益的房地產商一樣在房地產上謀利。但是,當今中國政府卻很特別,他們在房地產利益鏈中,依仗其社會統治地位巧取豪奪,獲取最多的利益。

前不久北京的兩會,正直敢言的地理學家梁季陽在會上代表億萬平民,指出房價高升,是因為各級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光是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就超過1.5萬億元,不少城市地方財政進賬的一半靠此「出讓」。「出讓」的意思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全民」、農民與城市私房主)就這麼給 「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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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無本萬利的土地生意,使得各級政府富得流油。畸形的高地價滋生了巨大的腐敗,導致中國官員鋌而走險。而普通老百姓作為高價房地產的最終買單者,被迫承受各級政府和開發商的層層盤剝。

正如梁季陽先生所指責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是靠出賣土地來支撐政府支出的!」在西方民主國家,房地產不能視為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資源,而只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產品。政府把房地產納入國家的社會政策,主要考慮的是人民的居住權,考慮到千家萬戶的基本生存問題。

◎ 瑞典政府的住房融資和補貼

瑞典可以說是世界上住房最寬敞的國家,其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都屬世界一流。這個國家基本上沒有無家可歸的人,人均住房面積是47平方米。即使是老弱病殘和失業者,也能住上設備齊全的房子。瑞典法律有規定,住房若沒有窗戶、供暖系統和單獨衛生間,就一律不許住人。因此,最底層的窮人也可以住上比較舒服的房子。

這是因為,住房在瑞典被列入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規定:「享有良好的居住環境和寬敞的住房條件是國民的社會權利。」為了保障這一基本權利,瑞典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是使每個國民都能獲得一套足夠寬敞且環境優美的住房。

怎樣才能使每個國民都能獲得優質的住房?首先,政府大力資助住房開發。其主要手段是,政府介入住房建設的融資活動,為住房建設資本提供長期、低息或貼息的貸款。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瑞典開啟了一個「百萬住宅」項目,由政府提供長期的低息貸款支持,很快就改變了住房短缺的狀況。

其次,政府對地價進行調控。在瑞典,影響房價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質量和娛樂設施,土地成本只佔住房價格構成的20%。地價比較低廉,一是因為這個國家地廣人稀,二是由於政府有意識地控制地價。不但調控城市公有土地的出售、出租價,而且限制購買昂貴的私有土地。此外,瑞典還有嚴密有效的住房管理體制,不允許投機商哄抬地價和房價。

再次,住房補貼政策使弱勢群體也能住上優質住房。瑞典的平等富裕的國策體現在住房問題上,即為全體國民提供價格合理的良好住房。住房補貼一方面是給買房、建房者提供貼息貸款,另一方面是對租房的弱勢群體進行補助,低收人家庭、多子女家庭、殘疾人和退休老人,都可以獲得中央政府支付的補貼。

◎ 維護住房權必涉及政治權利

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政府慷慨補貼住房的各項政策,建立在高稅收的經濟基礎上。在瑞典,涉及住房的有不動產稅等稅種,對富人炒房牟利的行為具有遏製作用。此外,瑞典還有一個特殊的陽光政策,即「不動產登記制」,購房者必須公開有關信息。之所以要如此透明,是為了避免房屋交易中的種種黑箱操作。

而中國的住房,從征地到房產交易,官商勾結處處黑幕重重,甚至涉及暴力。2009年11月,昆明市官矣六街道辦事處徵用漁村土地來修建「將軍」小區,由於征地費太低,導致村官被村民群毆致死。其中的黑幕交易是:房地產公司以送街道官員和村官每人一套「平價」商品房為誘餌,誘使村官出賣村民利益。

最令網民震驚的是,有人在網上爆出「公務員買房內部價」,揭露了中共中央部委及下屬單位、大型央企和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內部集資房、團購房、經濟適用房的便宜價格。這使人們看到,官方機構是如何利用權力,自分國有資產,自行圈地建房,再分給自己人的。特權階層的所作所為令國民痛恨不已。

由於住房問題觸及了眾人之痛,因此,維護住房權利就成了中國目前呼聲最高的權利要求。照道理說,住房只是民生問題,不是中共當局最忌諱的民主訴求,應該不難解決。但是,當前的住房問題卻成了官民衝突最尖銳的領域。這是因為,中共的官場已經和腐敗聯成一體,反對高房價必然損害腐敗官員的巨大利益,所以,不管民怨如何沸騰,執政的官僚也不會理睬底層的呼聲。

一個政權依靠腐敗來運作,當人們反對腐敗時,也就不自覺地反抗了這個政權。當無數針對高房價的呼聲都歸於無效時,人們就清醒地認識到:這個政府之所以不願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因為它不是我們選出來的。同時,由於中國的政治現狀,人民沒有權利組織起來,沒法以集體的力量和政府對抗,因此缺乏博弈能力。顯然,沒有公民的政治權利,其他的權利就得不到保障。

而瑞典人之所以都能住上好房子,主要是因為他們手中的選票。社會民主黨曾在上個世紀長期執政,創造了「居者有其屋」的瑞典模式。目前執政的是右翼黨派聯盟,根據右派的理念和現實利益,他們並不喜歡這個高福利制度。但為了選票,他們不得不甜言蜜語地承諾底層人民,採取種種措施,維護瑞典傳統的公平原則和人道精神。

諷刺的是,「居者有其屋」曾是兩百多年來各國革命黨人誘惑人的口號,但這個理想卻在不曾發生革命的北歐國家實現。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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