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八)

作者:呂維 發表:2010-06-09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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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四十四

農曆三月的一天,隊長派我到城東一個苗圃去拉樹秧,陽曆好像進入四月了吧。自從回村以後,對於日期早已不大在意,每天忙忙碌碌地出去幹活,懵懵懂懂地苟活 在世上,除了關心自留地和小塊地的經營,人世間的其他事情早已不聞不問。同行的一輛馬車,由賈誠的父親趕著,平日裡雖不是一個小隊,但他是富農分子,每逢 開「四類分子」會時在一起。另一個人則是大隊的副支書兼保管員,專門負責購買樹秧。穿過縣城,向東北方向走了大約七八里路,到了苗圃。

原來,樹秧已經挖 好,保管員前去辦理購買手續後,我和賈聚財開始裝車。原以為要一棵一棵地挖,還帶了兩張鐵鍬,這一來可省事不少。不多工夫,車已裝好,然後用大繩綁緊。賈 聚財坐在車旁抽煙,我則走到收款處,看保管員正和苗圃的收款員聊得起勁,不好意思催促,順手從桌上拿過一張報紙,獨自坐在房間外面的石頭上看起來。不知過 了多久,賈聚財過來叫我們,準備起程回去,收款員見我正看得入神,順口說道:「想看就拿去吧」。我向他點點頭表示感謝,便把報紙折好裝進衣袋,和保管員一 起爬上車。

回到家裡,把這張報紙翻來覆去地看,上面整版刊登著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文元其人,以前也曾讀過他的一些文章,只覺得他是個文 人,怎麼會寫出如此殺氣騰騰的評論文章,到底背後隱藏著什麼用意,不得而知。想了很久,始終揣摸不透其中原委,只是下意識地感到有點不對勁。幾年前,批判 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和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論時,報紙上常用這樣上綱上線的口氣。於是,當即決定,今後利用收工回來後的時間或晚飯後的工夫,常去學校 看看報紙,觀察事態的發展。冬天消閒時,也曾到學校看過幾次,那裡的兩位老師並未表現出討厭或嫌棄,每次看罷,放回原處,簡單打個招呼就走。

不久,又讀到一篇題為「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的長篇批判文章,真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自從回到農村,許多時候早已萬念俱焚,不斷告誡 自己,當好會說話的工具,是今後為人處世的準則。怎奈讀書人的本性,或者乾脆叫作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劣根性吧,遇有大事,總喜歡關注一下,甚至還想刨根 究底,弄個水落石出。也想順便看看,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我有何相同與不同之處。怎麼,我們這個國家,動輒就會冒出這樣的人?於是,三天兩日或一 個星期到學校瀏覽一下報紙,自然又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也有分寸地把握著去學校的節奏,以免去的頻繁讓人家討厭。

又過了一段時間,從報上得知,前面兩篇文章,針對的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都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員,下意識地感到,可能是對著彭真和整個北京市 委,那時,彭真是北京市委的主要負責人。果然不出所料,「彭陸羅楊反黨集團「被正式揪了出來。這時候,社會上到處傳言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炮打司 令部」的文章,在縣城的大街小巷貼滿,連我們這個村莊也開始張貼大字報。對上面提到的這些人物進行批判,所寫的內容當然是照抄報紙。這才恍然大悟,又一場 運動開始了!飢荒剛剛過去四年,「四清運動」也才結束,「文化大革命」又將啟動,不難斷定,這次所指的不僅僅是文化界,還包括政界。總之,心裏有一種隱 憂,不管運動的主要矛頭,指向那部分人,最後在底層受罪的將是「四類分子」。所謂城門失火,殃及魚池,臨到末尾,總要拿這些永久牌階級敵人出氣,狠狠發作 一番。正如那年處理我時,非要掛在彭德懷的名下,說我和「反黨分子」上呼下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四十五

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文元大伯特意來到我家,告知爺爺奶奶回來了,還有三叔一家,帶著行李。文元大伯進城時,在街上看見爺爺的,爺爺托他捎話,要我借一輛 小平車去接,並說準備暫時住在一位姓盧的親戚家裡,因為奶奶有病走不動。「你能找到姓盧的人家嗎」?文元大伯不放心地問道。我說:「知道,在南門裡頭不遠 處」。然後他就走了。這件事發生的太突然了,也來的太快了,不是東門才剛剛失火麼,怎麼這麼快就殃及到了魚池,我家又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晚上和母親商 定了初步安置方案,由她去和元海大叔商量住處。第二天一早,我去隊長家說明情況,請求趕一兩小平車進城接爺爺他們一行,隊長痛快答應,同時又到治保主任家 裡請了假。

進到城裡,把毛驢緊緊拴在盧家門前一棵樹上,急忙走了進去。盧家的主人是一個跟奶奶年齡差不多的老婦人,我稱她姨奶。還是父親在陽方口鎮上做買賣的那些 年,有時辦上貨,臨時在她家裡放一下,幫父親取貨時認識了這位姨奶,其後十幾年從未來過。進到屋裡,看見奶奶正坐在炕頭上,首先走到她面前,她拉過我的 手,探前身子抱住頭就是哭,我也不由得落下淚來。奶奶邊哭邊說,都是一些可憐我的話。後來,在姨奶和三媽的不斷勸說下,老人家總算止住哭聲。這才發現奶奶 面色憔悴,一臉病容,看上去十分虛弱。爺爺和三叔還是先前那樣,並無多大變化。三媽和我第一次見面,炕上兩個孩子,大的不到兩歲,小的才幾個月,是她的女 兒。通過短暫的對話,方才知道近來城市裡亂得很,凡是成分不好,住在城裡的人,一律攆回原籍農村。爺爺和奶奶不用說是被攆的對象,三叔一家四口,由於和爺 爺屬一個戶口也被牽連,一起遣送回來。瞭解到這些基本情況,不再說啥,忙把行李搬到外面,將奶奶和三媽安置在車上,每人懷裡抱一個孩子,行李放在四周,用 繩綁牢,然後趕著車向城外走去,爺爺和三叔跟在後面。

回到村裡,母親和大妹早把元海叔的西窯打掃乾淨,馬上把行李搬了進去。這是兩間年代相當久遠的土窯,裡屋頂部裂開一道縫,順著裂縫緊貼窯頂橫一塊木板,下 面用一根柱子頂著,柱子就在地的中央,走動時很不方便。頭年正窯剛券起,因為尚未乾透,我曾暫時借住過。如今元海叔一家搬入正窯,奶奶和三叔一家先安置於 此。爺爺和我本家三爺一起睡,吃飯暫時在一起,由母親安排料理。

第二天又去找隊長,借了兩輛小平車,和三叔上車站,取回他們託運的兩個舊木箱和鍋碗盆瓢等日常用具。其時,正是農村裡掛起鋤未開鐮的時節,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因此,小平車也極易借到。

爺爺奶奶回來,倒也無所謂,他們畢竟老了,無非晚年受些罪。而三叔的返鄉,引起我很大的憂慮,丟掉工作,今後沒有前途不說,僅從適應農村環境這一點講,他 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從七八歲到集寧後,一直住在城裡,城裡的環境和農村大不一樣,農村有著比城市更不講理的地方,而他又偏偏喜歡和人講道理,性格中有一種 桀驁不馴的成分,日後磕磕碰碰的事情不會少。對於我們這種出身的人來說,顯然很不適宜。一般來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想在農村平安生存,必須具備的首要 本領,就是逆來順受,忍氣吞聲。村幹部比起機關、廠礦的頭頭,更多一些獨斷專行,唯我獨尊的作風,容不得有人對其頂撞。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通常會遭到不擇 手段的報復。在農村裡,不是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麼,「得罪了支書不能住,得罪了隊長缺糧戶,得罪了會計黑筆杵,得罪了保管不開庫」。個個都像廟裡的神神, 法力無邊,隨時隨地有著捉拿人的本領和手段。三叔的脾氣,我最知曉,屬於那種容不得一點蠻橫行為的人,今後怕會吃虧。已經初步向他表述了這種擔憂,他也表 示要盡量約束自己。其次,對他的家庭也存在某種隱憂。聽說三媽是獨生女兒,從小在集寧城里長大,往後的日子還很長,能吃得下這裡的苦嗎?這一點並未向他透 露,只是和母親說起過。總之,「文化大革命」這把火,剛剛燒起,便把我們家首先燒著,實在讓人沮喪,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命運總是如此不濟?

四十六

秋天,「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蔓延到各個角落。省裡、地區、縣裡,分別揪出一批先前的官員,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村裡也成立了「文革小組」,頭 年才搬回來的朱五,擔任了組長,我的鄰居趙國梁為副組長。原來的支書和大隊長暫時靠邊站。村「文革小組」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沒收所有的小塊地,並迅速 派出民兵,將各家小塊地的莊稼收割回大隊。據說,當初允許種小塊地是劉少奇的主張,沒收小塊地自然成為批判劉少奇的實際行動。這年的莊稼長得不錯,眼看到 手的糧食被沒收,社員們疼在心裏,誰也不敢說什麼,因為這是「文革小組」的決定。

「文革小組」組長朱五,本名朱天元,許多年不在村裡居住。從小到大,我未見過此人,只聽說他是朱天喜的弟弟,「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領著全家搬回村裡。 有人說,此人先前曾在山裡一個公社做過事,退休後回我們村定居。平日裡游來轉去,不參加任何勞動,大概有退休金養著。此人身高一米八,滿臉大鬍子,鮮有笑 容,簡直像一個地煞星,說話聲音粗壯,社員們都很怕他。在他就任「文革小組」組長後,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好像當了多大的官兒。就是這麼一個鄉村王,三叔 竟和他吵了一次。

事情是這樣的,秋收快結束時,一天下午分山藥蛋,三叔有事去的遲,只剩一些帶泥土的底子,山藥蛋大都被人們挑過,餘下極小的,裡面有不少被鐵鍬鏟壞的,他 和另外兩個社員正準備離去時,打算次日從地裡收回來後再分。這時,朱五恰好在場,馬上把三叔叫住:「你咋不分」?「明天再說吧,剩下的有不少是鏟壞的」。 三叔說著就要走,這時,朱五一把將他拽住:「倒由你呀,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回來才幾天,還想分好的,給你分賴的就不錯了」!「咋啦,我不是社員」?三叔 馬上反問。「你他媽的算什麼社員,地主羔子,還想和別人比,就這不好的,不想要也得要,種山藥時你還不知在那裡呢」。三叔的性格,哪能受得了這種氣,馬上 也火了,如此欺負人的話,在他看來,委實太過分了。於是不客氣地把朱五頂了回去:「你嘴巴乾淨點好不好,不要開口就罵人,就這點水平,還當組長哩,靠邊去 吧,看你有本事,明天就不要給我分」!說罷,揚長而去。據當時在場的人說,朱五氣的臉色鐵青,等我三叔走後,不住嘀咕著:「還反了哩,我就不信整治不了你 們這些人」!

此事過後,全家人都批評了三叔,可他說什麼也接受不了,幾次對我說,他一定得想辦法離開村裡,原來農村有些事情根本不講理。

深秋的一天,晚飯後約我出去走走。我想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兩人併肩來到村外,在一個土坎上坐下,他開門見山對我說:「準備和你三媽離婚,讓她先帶上兩 個孩子回集寧,以後我再瞅機會回去,有他們母子三人的口糧,將來回去哪怕是做臨時工,再買點高價糧也能湊合,總比在老家受氣強」。沉思片刻後問他:「我三 媽的意思呢」?「她也同意」。「萬一將來不和你復婚怎麼辦」?我憂心忡忡地問道,「你有把握嗎」?「這,我也很難說」,三叔說,「一般情況,她會等我,如 果真要變心也只好由她,與其讓人家跟咱受罪,還不如讓她去,現在所處的境況,只能如此。她要真走,咱們應該成全人家」。「準備什麼時候去辦」?我想,沒有 必要再討論離不離的問題,便這樣問他。「你看呢」?三叔反問我。「我看這辦法行,要不馬上著手辦理吧,咱們的宗旨是,能走一個算一個,一定不成功,兩個孩 子也能離開這裡」。他同意我的看法,兩人商定,第二天就去開介紹信,同時相約,誰也不能向我爺爺、奶奶、母親提起,一定要假戲真做,免得走漏風聲,帶來麻 煩。第二天,三媽在前,三叔在後去找朱五,按商定的辦法,由三媽提出離婚,理由是要和地主階級家庭劃清界限,三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朱五一聽,二話 沒說,便讓會計開了介紹信,當天就到公社辦了離婚手續。

第三天下午,和三叔各自背了點行李,每人抱一個孩子,三媽提著衣服包,一起進城上站。臨走時,奶奶不住地哭泣,爺爺和幾個老漢們正在街外晒太陽,看見我們出來,他站起身,雙手插在褲腰帶裡,不住哆嗦,臉色十分難看,只低聲說了句:「你們走呀」!我們點點頭,便匆匆離去。

一個月後,村裡忙著鬥爭原來的幹部,所有農活都停了下來。並特別規定,凡是成分不好的人,不准去隊裡看批鬥會,我們都在家裡閑著。三叔趁這無人管的時候,去了集寧。

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擔水,他突然回來,一進門掏出幾張紙遞過來,急忙打開一看,第一張上赫然蓋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的橢圓 形大章,認定三叔被遷回農村是錯誤的,要求當地給予落實糾正。再看第二張,是集寧市委同意遷回的簡短文件,最後一張是集寧市公安局開出的返遷證。我興奮地 抓住他的手,問道「你上訪啦」?「嗯」!他點了點頭,接著說:「回去問了許多人,都說只攆四類分子本人,不攆子女,運動一開始,因為居委會過去和我有點意 見,趁機一起攆回,不是你二叔也沒事麼!這回到北京上訪,還算比較順利」。

這一晚全家沉浸在喜悅中,爺爺、奶奶至此才知道原來是我倆謀劃好的,雖然怪怨不早告訴他們,然而,始終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之情。

開遷移證的事,原估計不會有多大麻煩。上次三媽走後,從集寧開回返遷證,非常順利地辦理了手續。這回可不同了,「文革小組」死死卡著,就是不給出具介紹。 朱五十分惱火,大罵三叔搞陰謀詭計,欺騙了他,三叔也不理會。又到縣裡跑了一趟,那時縣裡掌實權的是核心小組,也出具了公函,指示馬上給予辦理。交回村 裡,看也不看一眼,只好再到公社去找,公社隨即發來便函,要村裡盡快出具介紹信。「文革小組」也有人勸朱五不要硬頂,但他執意不肯,並揚言「別的地方我管 不了,咱村的事就得由我」!三叔連續跑了幾天毫無結果,十分氣惱,感慨地對我說:「怎麼村裡的事這樣難辦」?「你才發現麼,農村的事可不比城裡,每個村裡 都有這樣的土皇帝,尤其對地富出身的人,想咋干就咋干,把你欺負得不成人樣,在這些人看來也不違反政策。他們盼望別人倒霉比盼望自己超升還要急迫哩。我看 啊,為今之計,只有再到公社去找,最後能勸說來個頭頭,用上級壓他。否則的話,這個豬頭是不會鬆口的,他還真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三叔也沒有其他辦 法,我勸他不要著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再跑,無非多走些路罷了。

次日中午從公社回來,告訴我,書記王成寶答應很快就會下來。傍晚時分,二弟從外面回 來,親眼看見公社王書記騎著車子來到大隊。後來聽別人說,當天晚上,王書記親自主持召開會議,會上反覆念了一條語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介 紹信總算開出。其後幾天,三叔又分別到公社和縣裡,辦好戶口遷移與糧食轉移手續。臨走的時候,本該高興,卻懷著沈重的心情對我說:「我走後,他們肯定會找 你的碴兒,往後的日子可要多多注意」!「這你不用擔心,我早已是躺在泥裡不怕水的人啦,隨他們的便,你放心好了。以後那裡的環境如果稍有寬鬆,最好能把兩 位老人接走。這次運動來勢凶猛,留在村裡,怕有更大的苦吃。老人年紀大了,能避的話,最好避一避」。三叔不住點頭,對我的顧慮表示贊同,最後他說:「那就 只有苦你了,你二叔也很擔心,要我轉告你,凡事千萬要小心謹慎些」。說到這裡,他的眼淚刷刷地掉了下來。怕他們為我過多地操心,強忍著離別的痛苦,以堅定 的口氣說:「你放心好了,相信我會堅強地活下去,就目前情形,村裡忙著斗幹部,還輪不著我們。到時候看情況再說吧,我不是還有兩條腿麼」!一直把三叔送出 村外,兩人揮淚告別。誰想這一別,以後十五年間,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

四十七

「文革小組」成立後,村裡又設置了一個叫做紅衛兵聯絡部的機構,由剛剛從外面回來的白儀擔任部長。白儀比我大三歲,是大社員白漢成的兒子。所謂大社員,是 當地農民對那些誰也惹不起,甚至連村幹部也管不了的特殊社員之稱謂。這種人一般不參加地裡的勞動,整天游手好閑,該到分糧的時候,什麼也拉不下。因為出身 貧農,平日裡「東蔭涼倒在西蔭涼,隔兩天吃些救濟糧」,是社員中極少的一種人。發放救濟糧要是不給他,他會天天找幹部,罵街,鬧得不可開交,甚至當眾揭發 幹部晚上偷分糧食的醜事,因為這些人往往特別留意幹部們的行蹤,對於他們偷分糧食的事,容易觀察得到,並時有所見。因而,也拿他沒有辦法,只得任由他,遇 到有利的事情,預先估上一份,免得給自身帶來麻煩。白漢成正是這樣一個大社員。

土改那年,作為積極份子,極力攛掇工作組將呂成功砸死後,村里許多忠厚人 家,再也不願和他打交道,背地裏說他「賴肺子」。「賴肺子」是這一帶人的土話,意思是心術不正,喜歡害人。土改後,也曾勤勤懇懇幹了幾年,那時孩子們尚 小,他必須養家餬口。等到合作化,便開始吊兒郎當,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公社成立後,大兒、二兒相繼長大,於是叼起一根二尺長的煙袋,整日在村裡東遊西 逛,好像舊日的大掌櫃。白儀是他的大兒,那些年,隊裡不允許社員外出打工掙錢,誰要出去,回來後重重罰上一筆,使你得不償失。白儀卻例外,每年春天去寧武 饅頭山一帶脫磚坯,秋後回來,隊裡從未罰過一分錢,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父多年來佔下的「坡道」。

白儀上任紅衛兵聯絡部部長後,不久提出一項建議,「四類分子」種的自留地,凡是好地,必須對調成差的,好地由貧下中農去種。「文革小組」馬上通過,結果將我家的自留地換給白儀耕種,另外在村西邊重分了一塊。其他「四類分子」的地,因為無人報名去換,只好作罷。

當初分自留地時,只考慮經營的方便。為了不耽誤隊裡的耕作,大都在離住屋近便處,人們可以利用早晚的業餘時間去經營。我家的自留地和周圍別人相比,其實相 差無幾。回村的第一年種了近一畝小豆,種子用去二升,秋天只收了三升,正當豆子開花時,遇到了天旱,幾乎顆粒無收。次年,積攢了大量的上等糞,莊稼長得格 外引人注目,特別是村子東邊那九分穀子,苗子比鞭桿還粗,穗子一尺多長,谷苗的密度又高,博得許多老農的讚許。還有幾分,種了山藥蛋,卻由於播種後久旱, 出苗不及三分之二。有一天下午,空中佈滿烏雲,早早收工回來,母親說:「恐怕要下雨,要不,你到山藥地裡補種些紅豆」。我和大妹馬上出到地裡,我剜一垵, 她點五六顆豆子,直到晚飯時,雨下得大了,方才補種完畢,當天晚上,整整下了一夜雨。

不久,豆苗齊刷刷地長出地面。正好後半年雨水頻繁,又收了豆子。豆蔓 被山藥蔓自動架起,一排一排的豆角像耙齒一般,佈滿地裡。也許是上天的格外恩賜吧,爺爺、奶奶和三叔一家回來,每天由二弟和三弟為他們送去滿滿一籮頭山 藥、豆角,另加幾個玉米棒子,方才度過最困難的日子。秋後收割,粗略估計,除去兩家秋天食用,將近一千斤糧食,還有四五百斤山藥蛋,創下了種自留地以來的 最高記錄,母親高興得合不攏嘴,她說:「明年咱們總算夠吃啦」。我也謀劃著下一年該怎樣經營,以期取得更大的收穫。加上隊裡分的口糧,基本可以保證全家不 餓肚子。正在這時,接到隊長的口頭通知,我家自留地被白儀換去。全家人的頭上無異澆下一瓢冷水,又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隊裡有規定,自留地每人只許送一小 平車糞,其餘都得交給隊裡。

新分的地,遠在村西,我家住在村東,送糞必須使用平車,將會受到嚴密的監視,況且那塊地十分貧瘠。失望歸失望,但有什麼辦法 呢?我們這等人家,除了任人宰割,誰還敢說什麼!怪只怪這一年的莊稼長得太好了。常言道,槍打出頭鳥,一個「四類分子」的莊稼,咋能比貧下中農的長得好 呢!

最為可氣的是,嚷嚷了半天,其他「四類分子」的地都未變動,只我們一家的被白儀換去,簡直等於強行奪取,和騎在脖子上拉屎沒有什麼分別!

四十八

一九六七年到來的時候,心喜又平安地度過了一年。儘管城裡,乃至省裡,聽說很亂,到處武鬥不斷,鄉村裡基本還算平靜。我等「四類分子」尚未被人顧及。由於 三叔的離去,曾被朱五叫去臭罵過一頓,我卻一點也不介意,他在暴跳,我在暗笑,彷彿演了一場戲。他也拿我沒有辦法,只是從此成了重點批鬥對象。不久,全公 社開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批鬥會,包括原縣委書記袁吉平等官員,也被押解到場。我村被指定參加陪斗的是我和呂元喜。呂元喜是我的本家伯父,土改時,他家已經衰 敗,其父被定為破落地主,那時他還在外當兵。「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老父年紀過了八十,走動不便,參加「四類分子」的會議由他一人承擔。據說,還是在 他祖父年輕時,因為一隻羊,和朱家發生過糾葛,朱家記了仇,因此在朱五得勢後,呂元喜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早在上年秋天,一個颳大風的日子,插隊青年到鄰村 加工玉米歸來時,弄丟一條口袋,因從村東呂元喜門前經過,「文革小組」便斷定是被呂元喜撿了回去,責令交出。呂元喜不承認,結果被五花大綁打了一頓,紅衛 兵還將他家中刨得一塌糊塗,連同窗臺、鍋頭全部翻掉,始終沒有找出那條口袋,雖然不再繼續追究,卻給他記了一筆罪過,從此,和我成了「四類分子」中的重點 人物。

那天,我們到了公社所在地寇莊村,負責登記名字的竟是老同學閆玉興。上高小時曾在此處同學兩個月,初中時,他在四班,我在七班。每逢星期六下午回家,總是 結伴同行,因為他所在的村莊位於我村西南方向,回家需經過我家門前。登記到我時,他問道:「你咋也來啦」?「服從命令唄,你難道沒聽說過,我如今是‘現行 反革命’分子嗎」?他苦笑一下,然後安慰道:「也別擔心,只是陪鬥,站幾個小時罷了,不會動武」。總算還有一點老同學的意思,聽說他屬於借調幹部。這時, 我忽然想起呂布臨死前對劉備說的話:「君為座上客,布為階下囚」,人世界的許多事情的確難以逆料。批鬥會開始,先讓我們各自報了姓名身份,然後長時間地彎 腰請罪,大會進行發言。從中央的劉、鄧、陶,到省委的衛、王、王,再到縣裡的袁、喬、趙,發言者一個接著一個,話語相差無幾,個個義憤填膺,並且不斷地喊 著口號。我等無名小卒,僅僅陪著彎腰而已,誰也沒有指名道姓地罵我們,只將這些昔日的領導者,一個個說成是我們的黑主子。批鬥會一直進行到下午一點以後。

有了這次經驗,以後的批鬥大會,心裏自然有了底兒。暮春的一天,天剛濛濛亮,還沒有起床,副隊長敲著我家的窗戶叫道:「快起來,大隊要你和呂元喜馬上到張 蔡莊去」。我隨口問道:「又是開批鬥會嗎」?他遲疑一下,然後說:「可能吧,全公社的三級幹部會議在那裡召開,今天是最後一天」。穿好衣服,到了大隊部, 不多工夫,呂元喜二大伯也來了,兩人一起到了張蔡莊。這個村在我村正西,相距五里,到達的時候,太陽剛從東邊升起。找到村幹部的駐地,他們也是才起來。見 我進來,李錄首先開玩笑地說:「今天算你們好運氣,趕了個好門子,早上我們燉了一隻羊,燜了一大鍋小米,等會兒吃了飯再說」。接著他又安慰道:「公社三級 幹部會議今天就要結束,舉行批判大會,讓你們來陪斗一下,也就是彎腰站站,估計不會打的,別擔心」。

誠如李錄所言,我們報了姓名身份後,彎著腰整整站了一個上午,方才散會。這才仔細打量了一下台上,一邊用乾草紮成一個男人,頭朝下寫著「劉少奇」三個大 字,字上打著紅叉叉,大約就是人們常說的「上挂黑主子,下對活靶子」。另一邊,不用說是掛著王光美,同樣打著紅叉叉。我等賤奴,一分錢不值的傢伙,竟和黨 和國家的領導人連在一起,這抬舉也未免有些過分了吧。

走出會場,在門外首先看見二弟、三弟和二大伯的兩個女兒,我問:「你們來幹啥」?「媽不放心,讓我們來看看」。「沒事的,以後遇到這種情況,放心好了」。我對他們說著,六個人相跟著往回走。
這期間的批鬥大會大抵如此,還未到動武的時候。後來,在回憶這段陪斗的日子時,曾寫過一首小詩,正好道出了那時的情景和心態。詩曰:

頻作臺前請罪客,
家門自報久彎腰。
輪番陣罵耳生繭,
早把羞慚長註銷。

四十九

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不斷傳來消息,中央的某某人被打倒。原先國務院的副總理多達十幾人,這時已所剩無幾,各部的部長紛紛被揪了出來。如果說,以往的運 動,主要針對的是國民黨的殘餘人員和一些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這一次,屠刀砍向的竟是自己人。

所謂自己人,自然是指那些資格較老的共產黨人,曾為這個黨 取得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人。歷史上曾有過誅殺功臣的先例,從一些小說、戲劇乃至官方史料中可以看到,漢代的劉邦,明朝的朱元璋,都是殺戮功臣的代表。這些 人為何要殺戮功臣呢?為什麼長時期的共患難,曾經使他們親如兄弟,一旦取得政權,很短的時間內就會反目成仇,大開殺戒?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根深蒂固的封 建皇權思想作怪。大凡懷有很深的帝王情結的人,總要把天下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所謂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可以擁有 至高無上的獨一無二的權力,容不得任何人挑戰。退一步言,即使別人不去挑戰,恭順而卑謙地唱著「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頌歌,這皇帝如何能安得下心來,臥 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說不定哪一天,突然間演出「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鬧劇,哪還了得!因此,一個新的政權建立後,經過數年穩定,想方設法除掉功臣, 成為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只不過有些帝王做得溫和一點,虛封功臣一個什麼什麼的侯爵,將實權褫奪而去,並不取其性命。

「文化大革命」發動伊始,上自國家主席,下到縣裡的頭頭,大都受到衝擊,很明顯,正是領導班子即將大換血的先兆,最高統治者怕是厭倦了這批老軍人,希望有 一批非軍人出身的年輕一代或是自己的親屬出來當政。新出來的人,將比老軍人更具有奴性,更聽話,更能成為馴服的工具,皇權統治才能更加鞏固。這或許就是發 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動因吧。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不正是指向國家主席劉少奇嗎?堂堂一國主席,說打倒就打倒,我等螻蟻般的草民,還談什麼法律 保障?雖然,憲法上明文規定了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罷工等權利,但實際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當一個人被強行定上「莫須有」的罪名時,連辯解的機 會都沒有,一切都體現了強迫的威力,還侈談什麼公民的權利!想一想吧,國家主席被打倒,既沒有有關機構的彈劾,也沒有司法部門的審判,更沒有本人的辯解和 說明,全憑了最高領導人的一句話,這與共和制社會的做法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恰恰是封建社會專制皇帝的一貫行為。從而也證實了以往的所謂選舉都是騙人的把 戲。高官尚且如此,動輒就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我等草民還有什麼好說的!在這以前,總覺得自己被冤枉,主要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現在看來, 不完全是這樣。一些高級領導人,只要最高首腦不喜歡,照樣可以隨便製造個罪名,將你打入「反動陣營」。從前,這些大小不等的官員在位時,用這種手法對待庶 民百姓,現在他們的頭頭又用同樣的手法對待他們,可見其政策是一貫的,完全繼承了幾千年來老祖宗的做法,與現代社會公認的準則毫無共同之處。「文化大革 命」的始作俑者,眼看通過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局會議啦,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啦,要罷免這麼多不喜歡的人,難度極大,於是故伎重演,祭起當年在湖南 搞「農民運動」的法寶,煽動千百萬不明真相的青年學生,組成紅衛兵,衝擊國家機關,任意揪鬥各級幹部,以便火中取栗,坐收漁利。當然,這一切都是以革命群 眾的名義進行的。在群眾的名義下,自然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行為。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紅衛兵全國大串聯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加上坐火車不掏錢,到了那裡 專門有人招待食宿,這麼大一個國家,所付出的財力將是怎樣驚人的數字啊!剛剛從極其困難的三年走過來,如此不惜財力物力去搞造反值得嗎?不是常說,人民的 政權,一切行動都是為人民服務麼,全國大串聯究竟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好處?大字報滿街貼,「紅海洋」運動,把普通的灰色磚牆,用紅油漆油過,全國又有多少 紙張和油漆用在這些無謂的事情上,哪不都是人民的血汗嗎?臨到頭,卻又僅僅是為了打倒一批舊官僚,換上一批新貴。

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看,也太不值得!但上面 卻一意孤行,毫不吝惜國家的財物,只求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還哪裡像一個共和國的領導者,分明是極端自私的活脫脫的封建帝王!

基於以上認識,再來看眼前發生的其他事情,自然就更好理解了。「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的稱謂,無一不是為了樹立這個封建帝王的「光輝 形象」;「萬歲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的聲嘶力竭的呼喊,與封建社會對皇上的虔誠膜拜有何區別?聖像家家挂,像章人人戴,語錄時時背,頌歌處處唱,人 們對於地上「紅太陽」的崇拜早已超過對天上神明的敬奉。儘管局外人看了,覺得肉麻到不能再肉麻的程度,吹捧者卻安之若素,奉為做人的金科玉律。個人迷信搞 得沸反盈天,簡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本人難道一點也不知道?連報紙上都那樣吹捧,他會看不見?答案是肯定的,他不會不知道。如果知道,作為一個共 和國的領導人,怎麼能不禁止?知而不禁,甚至有意允許、縱容,便是自我陶醉於做皇帝的美夢中了。愚民政策的本質,就是要億萬人民對領導人頂禮膜拜和絕對服 從,這樣,每一項指示,即使荒謬到絕倫的程度,也不會有人懷疑,大家都像奴才一樣,忠心耿耿地去奉行。

在瀋陽上學的那幾年,也曾像許多當代年輕人一樣,十分崇拜毛澤東,讀他的著作,背他的詩詞,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及至回到農村,親眼看見鄉親們苦苦 掙紮在飢餓線上,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隸,自然會想到他們都是毛澤東治下的百姓,於是漸漸對這個政權產生了懷疑,它真是為了人民嗎?進而也懷疑,當初死了幾百 萬人進行的所謂革命有必要嗎?難道我們的人民,所需要的就是這麼一個更加貧窮的社會!等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切為了領袖,一切行動必須聽從一個人的指 示。有些說法,儘管荒謬到極點,人們偏要那麼講,諸如什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不吃飯不睡覺可以,不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行」,「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 理,一句頂一萬句」等等。總而言之,全國八億人口都得圍繞著一個皇帝佬兒轉,如果有人膽敢對其不敬,或稍有微詞,未待龍顏大怒,早有爪牙將你打入十八層地 獄,使你永世不得翻身。試想想,這是怎樣的一種世道啊!假使秦始皇再世,一定會自嘆弗如,活像小巫見大巫一樣。過去常罵國民黨一黨專制。輪到自己,一黨專 制尚不過癮,最後乾脆一人專制,只有毛澤東的話算數。其他人,想打倒誰,隨便製造個罪名,就可以打倒;想整那部分人,便給這部分人戴上「反黨」或「反革 命」的帽子,讓你服服帖帖,甚至還要言不由衷地感謝領袖的寬大。

掌權者,視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最高指示」滿天飛,比封建皇帝的 聖旨,普及的範圍更大。全國人民只能按皇爺的命令行事,將原先所有的機構統統架空。天下成了一個人的私產,專橫暴戾,頤指氣使,這樣的領導者不正是獨夫民 賊嗎?

上面寫到的正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基本思想,或者叫做對形勢的認識。其間,曾多次彎腰站在批鬥大會的臺前,作為「活靶子」,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也成為看熱鬧 人們特別注目的最年輕的「四類分子」。而我,從來不聽他們的發言,那些陳詞濫調,引不起任何興趣。彎腰請罪,腦子裡卻不斷思考著「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笑 話。也許是當局者昏,旁觀者清的緣故吧,看著這出鬧劇,總覺得可笑極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自。「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興許是神經過敏了吧,我從來不 認為劉少奇等人會有篡位的野心,他們一直是毛的忠實追隨者,只不過在一些政策方面小有分歧而已,又何必如此大張撻伐,興師動眾,搞得勞民傷財,天下大亂! 其所以這樣做,主要想把過去眾人共掌的大權統統收歸自己,然後選用自家的貼心人做未來的繼承者,建成「革命的」家天下——變相的毛家王朝。

五十

夏天,奶奶獨自去了集寧,住在二叔家裡,對外說是為了看病。村裡也沒有過問,反正她也不能勞動,只是停止分糧而已。奶奶走後,爺爺搬到李致忠表叔院裡去 住。李致忠的妻子是我一位本家姑姑的女兒,比我大五六歲。那時,李致忠剛剛當上小隊長,晚上經常開會,深夜方才回家,孩子們尚小,一個女人家,表姐有點害 怕。一次,她對我說:「要不,讓我四姥爺來我們西窯住吧」。我馬上應允,便讓爺爺搬了過去。一則,元海叔的西窯頂部裂縫,有危險,擔心出意外;二則,人家 只有兩間閑屋,柴草什麼的需要有個堆放處。而表姐的院子,除了三間正窯、三間西窯外,還有兩間南窯,寬綽得很。爺爺和我們一起吃飯,晚上只去睡覺。非農忙 時節,我同他一起去睡。

農曆八月,雁門關外的晚上涼意漸濃,爺爺睡得炕需要燒火,於是晚飯自己捎帶著做,中午依舊和我們一起吃。

中秋節到了,姥娘給了二斤羊肉,難得有一頓餃子吃,母親沒有出工,在家張羅。正好,這天下午所有婦女都未出工,晚秋莜麥等著收割。隊長一看,來的人這麼 少,頓時火氣大作,凶神惡煞地責問我,母親為何不出來,我沒啃聲,知道他要拿我儆眾,當下被罵了個狗血噴頭,明知這是殺雞給猴看,任他罵去,只是覺得過節 挨一頓臭罵,實在倒運。正在這時,我那火爆脾氣不省事的妹妹跳了出來,直指隊長的鼻尖:「你還講不講理,你老婆不是也沒出來嗎?光我媽沒出來?過節呀,吃 頓餃子總得有人做,我們成分不好,連吃一頓餃子都不允許嗎」?隊長本是我的一位遠房姑姑的丈夫,被妻侄女這一頂嗆,自覺沒趣,悻悻地走了,我把妹妹數說一 頓,她甚至連我也搶白:「誰像你,被人罵死也不開口」!只能不理她。

傍晚回來,妹妹得意地向母親講了地裡發生的事情,未曾想竟遭到母親的訓斥,賭氣走出外邊。快撈餃子時還未回來,爺爺催我去找,在窯後面的地邊把她叫回。吃 飯時,我說:「你一個人在外邊幹啥?媽批評你是對的,咱們誰也得罪不起呀」。誰知,她早把此事置於一旁,卻說:「我看見白儀在地邊轉悠,和他說了一會兒 話」。母親接著告訴我,白儀這幾天一直在地邊轉來轉去,因為糜黍熟了,擔心附近人家的雞作害,天天看著。自從換走我家的自留地,把一茅廁的糞全撒到地裡, 糜黍長得足有高粱那麼高,是我從未見過的。快成熟時,白儀天天看護著,有幾次我也看見過他,他好像故意避著,從來不和我說話。我們邊吃邊議論著。飯後,爺 爺早早走了,不久全家人都睡了。

第二天黎明前,估計也就四點左右吧,街外傳來一陣吵雜聲,妹妹對什麼事都好奇,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不一會兒就風風火火地跑了回來,使勁推著我:「哥哥,快 起來,白儀在咱家後面那棵樹上吊死啦」!「你胡說些啥呀」!我大聲喝叱著坐了起來。母親也已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妹妹繼續大聲嚷嚷著:「人已經埋了,外面 的人是埋了白儀,剛剛從地裡回來」。我還是不大相信,隨口道:「你說的也太玄乎了,就是吊死,也不可能連夜埋了,世上哪有這樣的事情」!「好好好,你不要 相信,一會兒媽回來就知道了」。說罷又走了出去。大約十幾分鐘後,母親回來,證實了妹妹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都感到大惑不解,好端端一個人,怎麼會上吊?人 家又當著紅衛兵聯絡部的部長,今年自留地莊稼長得那麼好,雖不敢說春風得意,比一般人也要強出許多。

原來,中秋夜裡,大約半夜時分,兩個看田的隊員從我家後面走過,那時正是皓月當空,一眼望見樹上吊著一個人,馬上意識到是我尋了短見,走近跟前,用手電筒一 照卻是白儀,兩人商議,趕快回大隊報告,誰也不敢先去放人。他們知道白漢成的為人,放下來如果活著咋也好說,如果死了,被白漢成訛詐,到時說不清責任,麻 煩可就大了。

大隊值班人員接到報告後,一起去找白漢成,白漢成聽了頓時大怒,厲聲吼道:「想死讓他死去,我不管」!來找的人無法說服白漢成,便到村西一帶 去找白儀的弟弟,那一晚,白玉也在看田,眾人找著後,一起趕到樹下,白玉伸手摸了摸他哥哥的腳,已經冰涼,便對眾人說「已經死了,天亮後再說吧」。白儀仍 舊吊在樹上。消息傳到白漢成一位本家叔叔白靜的耳裡,老人十分氣惱,馬上找著白玉,對他說:「快找幾個人把你哥放下,也不怕村裡人笑話」!人從樹上放下, 接下來如何處理,白漢成死活不讓往院里拉,以命令的口吻要白玉找幾個人連夜埋了,白玉拗不過父親,只得匆匆把他哥埋掉。我們聽到街外的吵雜聲,正是參加埋 葬白儀的幾個人,氣憤地對人們述說著夜裡發生的一切。

中秋節一過,白儀的死,成為村裡人們議論的頭號話題。原來,白儀自從當了紅衛兵聯絡部的部長,這一年並未外出打工,晚上常在為他們專門設置的辦公室裡,同 一些紅衛兵們閒聊,漸漸地和一個姑娘產生了感情,兩人相約結婚。白儀曾幾番打發人前去女方家裡說媒,無奈女方的父親堅決不答應,不想和白漢成結成親家。緊 接著又託人給女兒在城裡找了一個對象,八月十五前剛剛出嫁。白儀在絕望後選擇了自縊。臨死前,拿一塊半頭磚把附近的版牆刮出三塊平整處,趁著月光寫下了他 的絕望,人們正是從這些斷句殘篇中瞭解到他的死因。去現場看過的人說,樹下扔著許多煙頭,往來踩下數不清的腳印,可見死前也曾有過劇烈的思想鬥爭。

白儀死後的幾天裡,每逢出到地裡,人們都在談論這件事,罵白漢成的不像人。早聽白儀的母親說,兒子掙回的錢,越攢越少,丈夫逼著向她要,都被他拿去在代銷 處換了吃喝,要是不給,連兒子也被臭罵一頓。白儀在家裡的處境實在難挨,極想自個兒有個家。然而絕大多數人們對他的死並不同情,總是說他葬了良心,遭到報 應。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因為換去我家的自留地。一般的老百姓,階級鬥爭觀念極為淡薄,往往按照傳統的觀念,鄙視那種欺負孤兒寡婦的人,認為這種人缺德。 白儀剛死那兩天,人們議論時,故意對著我,表示對我的同情,我對此事從未開過口。雖然也曾怨恨過他,氣憤他的仗勢欺人,可是一旦人死了,所有的怨恨隨之煙 消雲散,反倒有些同情,可憐他的不幸,尤其體諒他沒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以至於最後走上絕路。平心而論,白儀的為人還算不錯,並不像其父親那麼無情無義,更 多地秉承了他母親的厚道善良。小時候,我們一起玩耍,他比我大幾歲,又很有力氣,卻從未欺負過我和其他比較小的孩子,遇有別的大孩子欺負小孩子時,他常常 主動站出來主持公道。剛回村那陣,每逢見面,總要一起閒聊一會,也沒有覺察出對我有歧視的態度。

及至後來,當了紅紅衛兵聯絡部的部長,提出要換我家的自留 地,或許受了別人的慫恿也未可知,也或許是由於窮困的原因,一時衝動做出的選擇,這些當然都無從知曉。只是從那以後,見了我遠遠避開,盡量不想面對面接 觸,可見他也有某種程度的愧疚之情。現在人死了,種種怨恨也都隨風而去,只覺得窮困給我們這一代人,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村裡那麼多年輕小夥子,個個眉 不禿,眼不瞎,只因一個窮字,無論怎樣蹦躂,就是娶不過媳婦。而姑娘們擇偶的標準是「一軍二干三工人,死也不嫁老農民」。眼看著村裡的姑娘們一個一個地走 了,小夥子們乾瞪眼沒辦法,都是窮造的孽啊!白儀的死,不也與貧窮有著直接的關係嗎?真不知道那些提倡窮光榮,陷廣大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執政者,究竟長 著一付怎樣的黑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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