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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八）

作者：吕维发表：2010-06-09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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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四十四

农历三月的一天，队长派我到城东一个苗圃去拉树秧，阳历好像进入四月了吧。自从回村以后，对于日期早已不大在意，每天忙忙碌碌地出去干活，懵懵懂懂地苟活在世上，除了关心自留地和小块地的经营，人世间的其他事情早已不闻不问。同行的一辆马车，由贾诚的父亲赶着，平日里虽不是一个小队，但他是富农分子，每逢开“四类分子”会时在一起。另一个人则是大队的副支书兼保管员，专门负责购买树秧。穿过县城，向东北方向走了大约七八里路，到了苗圃。

原来，树秧已经挖好，保管员前去办理购买手续后，我和贾聚财开始装车。原以为要一棵一棵地挖，还带了两张铁锹，这一来可省事不少。不多工夫，车已装好，然后用大绳绑紧。贾聚财坐在车旁抽烟，我则走到收款处，看保管员正和苗圃的收款员聊得起劲，不好意思催促，顺手从桌上拿过一张报纸，独自坐在房间外面的石头上看起来。不知过了多久，贾聚财过来叫我们，准备起程回去，收款员见我正看得入神，顺口说道：“想看就拿去吧”。我向他点点头表示感谢，便把报纸折好装进衣袋，和保管员一起爬上车。

回到家里，把这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上面整版刊登着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其人，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只觉得他是个文人，怎么会写出如此杀气腾腾的评论文章，到底背后隐藏着什么用意，不得而知。想了很久，始终揣摸不透其中原委，只是下意识地感到有点不对劲。几年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和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时，报纸上常用这样上纲上线的口气。于是，当即决定，今后利用收工回来后的时间或晚饭后的工夫，常去学校看看报纸，观察事态的发展。冬天消闲时，也曾到学校看过几次，那里的两位老师并未表现出讨厌或嫌弃，每次看罢，放回原处，简单打个招呼就走。

不久，又读到一篇题为“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的长篇批判文章，真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自从回到农村，许多时候早已万念俱焚，不断告诫自己，当好会说话的工具，是今后为人处世的准则。怎奈读书人的本性，或者干脆叫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吧，遇有大事，总喜欢关注一下，甚至还想刨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也想顺便看看，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我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怎么，我们这个国家，动辄就会冒出这样的人？于是，三天两日或一个星期到学校浏览一下报纸，自然又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分寸地把握着去学校的节奏，以免去的频繁让人家讨厌。

又过了一段时间，从报上得知，前面两篇文章，针对的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都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员，下意识地感到，可能是对着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那时，彭真是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果然不出所料，“彭陆罗杨反党集团“被正式揪了出来。这时候，社会上到处传言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文章，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连我们这个村庄也开始张贴大字报。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进行批判，所写的内容当然是照抄报纸。这才恍然大悟，又一场运动开始了！饥荒刚刚过去四年，“四清运动”也才结束，“文化大革命”又将启动，不难断定，这次所指的不仅仅是文化界，还包括政界。总之，心里有一种隐忧，不管运动的主要矛头，指向那部分人，最后在底层受罪的将是“四类分子”。所谓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临到末尾，总要拿这些永久牌阶级敌人出气，狠狠发作一番。正如那年处理我时，非要挂在彭德怀的名下，说我和“反党分子”上呼下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四十五

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文元大伯特意来到我家，告知爷爷奶奶回来了，还有三叔一家，带着行李。文元大伯进城时，在街上看见爷爷的，爷爷托他捎话，要我借一辆小平车去接，并说准备暂时住在一位姓卢的亲戚家里，因为奶奶有病走不动。“你能找到姓卢的人家吗”？文元大伯不放心地问道。我说：“知道，在南门里头不远处”。然后他就走了。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了，也来的太快了，不是东门才刚刚失火么，怎么这么快就殃及到了鱼池，我家又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晚上和母亲商定了初步安置方案，由她去和元海大叔商量住处。第二天一早，我去队长家说明情况，请求赶一两小平车进城接爷爷他们一行，队长痛快答应，同时又到治保主任家里请了假。

进到城里，把毛驴紧紧拴在卢家门前一棵树上，急忙走了进去。卢家的主人是一个跟奶奶年龄差不多的老妇人，我称她姨奶。还是父亲在阳方口镇上做买卖的那些年，有时办上货，临时在她家里放一下，帮父亲取货时认识了这位姨奶，其后十几年从未来过。进到屋里，看见奶奶正坐在炕头上，首先走到她面前，她拉过我的手，探前身子抱住头就是哭，我也不由得落下泪来。奶奶边哭边说，都是一些可怜我的话。后来，在姨奶和三妈的不断劝说下，老人家总算止住哭声。这才发现奶奶面色憔悴，一脸病容，看上去十分虚弱。爷爷和三叔还是先前那样，并无多大变化。三妈和我第一次见面，炕上两个孩子，大的不到两岁，小的才几个月，是她的女儿。通过短暂的对话，方才知道近来城市里乱得很，凡是成分不好，住在城里的人，一律撵回原籍农村。爷爷和奶奶不用说是被撵的对象，三叔一家四口，由于和爷爷属一个户口也被牵连，一起遣送回来。了解到这些基本情况，不再说啥，忙把行李搬到外面，将奶奶和三妈安置在车上，每人怀里抱一个孩子，行李放在四周，用绳绑牢，然后赶着车向城外走去，爷爷和三叔跟在后面。

回到村里，母亲和大妹早把元海叔的西窑打扫干净，马上把行李搬了进去。这是两间年代相当久远的土窑，里屋顶部裂开一道缝，顺着裂缝紧贴窑顶横一块木板，下面用一根柱子顶着，柱子就在地的中央，走动时很不方便。头年正窑刚券起，因为尚未干透，我曾暂时借住过。如今元海叔一家搬入正窑，奶奶和三叔一家先安置于此。爷爷和我本家三爷一起睡，吃饭暂时在一起，由母亲安排料理。

第二天又去找队长，借了两辆小平车，和三叔上车站，取回他们托运的两个旧木箱和锅碗盆瓢等日常用具。其时，正是农村里挂起锄未开镰的时节，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因此，小平车也极易借到。

爷爷奶奶回来，倒也无所谓，他们毕竟老了，无非晚年受些罪。而三叔的返乡，引起我很大的忧虑，丢掉工作，今后没有前途不说，仅从适应农村环境这一点讲，他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从七八岁到集宁后，一直住在城里，城里的环境和农村大不一样，农村有着比城市更不讲理的地方，而他又偏偏喜欢和人讲道理，性格中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成分，日后磕磕碰碰的事情不会少。对于我们这种出身的人来说，显然很不适宜。一般来讲，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想在农村平安生存，必须具备的首要本领，就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村干部比起机关、厂矿的头头，更多一些独断专行，唯我独尊的作风，容不得有人对其顶撞。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通常会遭到不择手段的报复。在农村里，不是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么，“得罪了支书不能住，得罪了队长缺粮户，得罪了会计黑笔杵，得罪了保管不开库”。个个都像庙里的神神，法力无边，随时随地有着捉拿人的本领和手段。三叔的脾气，我最知晓，属于那种容不得一点蛮横行为的人，今后怕会吃亏。已经初步向他表述了这种担忧，他也表示要尽量约束自己。其次，对他的家庭也存在某种隐忧。听说三妈是独生女儿，从小在集宁城里长大，往后的日子还很长，能吃得下这里的苦吗？这一点并未向他透露，只是和母亲说起过。总之，“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刚刚烧起，便把我们家首先烧着，实在让人沮丧，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总是如此不济？

四十六

秋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蔓延到各个角落。省里、地区、县里，分别揪出一批先前的官员，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村里也成立了“文革小组”，头年才搬回来的朱五，担任了组长，我的邻居赵国梁为副组长。原来的支书和大队长暂时靠边站。村“文革小组”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收所有的小块地，并迅速派出民兵，将各家小块地的庄稼收割回大队。据说，当初允许种小块地是刘少奇的主张，没收小块地自然成为批判刘少奇的实际行动。这年的庄稼长得不错，眼看到手的粮食被没收，社员们疼在心里，谁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这是“文革小组”的决定。

“文革小组”组长朱五，本名朱天元，许多年不在村里居住。从小到大，我未见过此人，只听说他是朱天喜的弟弟，“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领着全家搬回村里。有人说，此人先前曾在山里一个公社做过事，退休后回我们村定居。平日里游来转去，不参加任何劳动，大概有退休金养着。此人身高一米八，满脸大胡子，鲜有笑容，简直像一个地煞星，说话声音粗壮，社员们都很怕他。在他就任“文革小组”组长后，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好像当了多大的官儿。就是这么一个乡村王，三叔竟和他吵了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秋收快结束时，一天下午分山药蛋，三叔有事去的迟，只剩一些带泥土的底子，山药蛋大都被人们挑过，余下极小的，里面有不少被铁锹铲坏的，他和另外两个社员正准备离去时，打算次日从地里收回来后再分。这时，朱五恰好在场，马上把三叔叫住：“你咋不分”？“明天再说吧，剩下的有不少是铲坏的”。三叔说着就要走，这时，朱五一把将他拽住：“倒由你呀，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回来才几天，还想分好的，给你分赖的就不错了”！“咋啦，我不是社员”？三叔马上反问。“你他妈的算什么社员，地主羔子，还想和别人比，就这不好的，不想要也得要，种山药时你还不知在那里呢”。三叔的性格，哪能受得了这种气，马上也火了，如此欺负人的话，在他看来，委实太过分了。于是不客气地把朱五顶了回去：“你嘴巴干净点好不好，不要开口就骂人，就这点水平，还当组长哩，靠边去吧，看你有本事，明天就不要给我分”！说罢，扬长而去。据当时在场的人说，朱五气的脸色铁青，等我三叔走后，不住嘀咕着：“还反了哩，我就不信整治不了你们这些人”！

此事过后，全家人都批评了三叔，可他说什么也接受不了，几次对我说，他一定得想办法离开村里，原来农村有些事情根本不讲理。

深秋的一天，晚饭后约我出去走走。我想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两人并肩来到村外，在一个土坎上坐下，他开门见山对我说：“准备和你三妈离婚，让她先带上两个孩子回集宁，以后我再瞅机会回去，有他们母子三人的口粮，将来回去哪怕是做临时工，再买点高价粮也能凑合，总比在老家受气强”。沉思片刻后问他：“我三妈的意思呢”？“她也同意”。“万一将来不和你复婚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地问道，“你有把握吗”？“这，我也很难说”，三叔说，“一般情况，她会等我，如果真要变心也只好由她，与其让人家跟咱受罪，还不如让她去，现在所处的境况，只能如此。她要真走，咱们应该成全人家”。“准备什么时候去办”？我想，没有必要再讨论离不离的问题，便这样问他。“你看呢”？三叔反问我。“我看这办法行，要不马上着手办理吧，咱们的宗旨是，能走一个算一个，一定不成功，两个孩子也能离开这里”。他同意我的看法，两人商定，第二天就去开介绍信，同时相约，谁也不能向我爷爷、奶奶、母亲提起，一定要假戏真做，免得走漏风声，带来麻烦。第二天，三妈在前，三叔在后去找朱五，按商定的办法，由三妈提出离婚，理由是要和地主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三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朱五一听，二话没说，便让会计开了介绍信，当天就到公社办了离婚手续。

第三天下午，和三叔各自背了点行李，每人抱一个孩子，三妈提着衣服包，一起进城上站。临走时，奶奶不住地哭泣，爷爷和几个老汉们正在街外晒太阳，看见我们出来，他站起身，双手插在裤腰带里，不住哆嗦，脸色十分难看，只低声说了句：“你们走呀”！我们点点头，便匆匆离去。

一个月后，村里忙着斗争原来的干部，所有农活都停了下来。并特别规定，凡是成分不好的人，不准去队里看批斗会，我们都在家里闲着。三叔趁这无人管的时候，去了集宁。

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担水，他突然回来，一进门掏出几张纸递过来，急忙打开一看，第一张上赫然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的椭圆形大章，认定三叔被迁回农村是错误的，要求当地给予落实纠正。再看第二张，是集宁市委同意迁回的简短文件，最后一张是集宁市公安局开出的返迁证。我兴奋地抓住他的手，问道“你上访啦”？“嗯”！他点了点头，接着说：“回去问了许多人，都说只撵四类分子本人，不撵子女，运动一开始，因为居委会过去和我有点意见，趁机一起撵回，不是你二叔也没事么！这回到北京上访，还算比较顺利”。

这一晚全家沉浸在喜悦中，爷爷、奶奶至此才知道原来是我俩谋划好的，虽然怪怨不早告诉他们，然而，始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

开迁移证的事，原估计不会有多大麻烦。上次三妈走后，从集宁开回返迁证，非常顺利地办理了手续。这回可不同了，“文革小组”死死卡着，就是不给出具介绍。朱五十分恼火，大骂三叔搞阴谋诡计，欺骗了他，三叔也不理会。又到县里跑了一趟，那时县里掌实权的是核心小组，也出具了公函，指示马上给予办理。交回村里，看也不看一眼，只好再到公社去找，公社随即发来便函，要村里尽快出具介绍信。“文革小组”也有人劝朱五不要硬顶，但他执意不肯，并扬言“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咱村的事就得由我”！三叔连续跑了几天毫无结果，十分气恼，感慨地对我说：“怎么村里的事这样难办”？“你才发现么，农村的事可不比城里，每个村里都有这样的土皇帝，尤其对地富出身的人，想咋干就咋干，把你欺负得不成人样，在这些人看来也不违反政策。他们盼望别人倒霉比盼望自己超升还要急迫哩。我看啊，为今之计，只有再到公社去找，最后能劝说来个头头，用上级压他。否则的话，这个猪头是不会松口的，他还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三叔也没有其他办法，我劝他不要着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跑，无非多走些路罢了。

次日中午从公社回来，告诉我，书记王成宝答应很快就会下来。傍晚时分，二弟从外面回来，亲眼看见公社王书记骑着车子来到大队。后来听别人说，当天晚上，王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会上反复念了一条语录：“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介绍信总算开出。其后几天，三叔又分别到公社和县里，办好户口迁移与粮食转移手续。临走的时候，本该高兴，却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我走后，他们肯定会找你的碴儿，往后的日子可要多多注意”!“这你不用担心，我早已是躺在泥里不怕水的人啦，随他们的便，你放心好了。以后那里的环境如果稍有宽松，最好能把两位老人接走。这次运动来势凶猛，留在村里，怕有更大的苦吃。老人年纪大了，能避的话，最好避一避”。三叔不住点头，对我的顾虑表示赞同，最后他说：“那就只有苦你了，你二叔也很担心，要我转告你，凡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些”。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刷刷地掉了下来。怕他们为我过多地操心，强忍着离别的痛苦，以坚定的口气说：“你放心好了，相信我会坚强地活下去，就目前情形，村里忙着斗干部，还轮不着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我不是还有两条腿么”！一直把三叔送出村外，两人挥泪告别。谁想这一别，以后十五年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四十七

“文革小组”成立后，村里又设置了一个叫做红卫兵联络部的机构，由刚刚从外面回来的白仪担任部长。白仪比我大三岁，是大社员白汉成的儿子。所谓大社员，是当地农民对那些谁也惹不起，甚至连村干部也管不了的特殊社员之称谓。这种人一般不参加地里的劳动，整天游手好闲，该到分粮的时候，什么也拉不下。因为出身贫农，平日里“东荫凉倒在西荫凉，隔两天吃些救济粮”，是社员中极少的一种人。发放救济粮要是不给他，他会天天找干部，骂街，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当众揭发干部晚上偷分粮食的丑事，因为这些人往往特别留意干部们的行踪，对于他们偷分粮食的事，容易观察得到，并时有所见。因而，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得任由他，遇到有利的事情，预先估上一份，免得给自身带来麻烦。白汉成正是这样一个大社员。

土改那年，作为积极分子，极力撺掇工作组将吕成功砸死后，村里许多忠厚人家，再也不愿和他打交道，背地里说他“赖肺子”。“赖肺子”是这一带人的土话，意思是心术不正，喜欢害人。土改后，也曾勤勤恳恳干了几年，那时孩子们尚小，他必须养家糊口。等到合作化，便开始吊儿郎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公社成立后，大儿、二儿相继长大，于是叼起一根二尺长的烟袋，整日在村里东游西逛，好像旧日的大掌柜。白仪是他的大儿，那些年，队里不允许社员外出打工挣钱，谁要出去，回来后重重罚上一笔，使你得不偿失。白仪却例外，每年春天去宁武馒头山一带脱砖坯，秋后回来，队里从未罚过一分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父多年来占下的“坡道”。

白仪上任红卫兵联络部部长后，不久提出一项建议，“四类分子”种的自留地，凡是好地，必须对调成差的，好地由贫下中农去种。“文革小组”马上通过，结果将我家的自留地换给白仪耕种，另外在村西边重分了一块。其他“四类分子”的地，因为无人报名去换，只好作罢。

当初分自留地时，只考虑经营的方便。为了不耽误队里的耕作，大都在离住屋近便处，人们可以利用早晚的业余时间去经营。我家的自留地和周围别人相比，其实相差无几。回村的第一年种了近一亩小豆，种子用去二升，秋天只收了三升，正当豆子开花时，遇到了天旱，几乎颗粒无收。次年，积攒了大量的上等粪，庄稼长得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村子东边那九分谷子，苗子比鞭杆还粗，穗子一尺多长，谷苗的密度又高，博得许多老农的赞许。还有几分，种了山药蛋，却由于播种后久旱，出苗不及三分之二。有一天下午，空中布满乌云，早早收工回来，母亲说：“恐怕要下雨，要不，你到山药地里补种些红豆”。我和大妹马上出到地里，我剜一垵，她点五六颗豆子，直到晚饭时，雨下得大了，方才补种完毕，当天晚上，整整下了一夜雨。

不久，豆苗齐刷刷地长出地面。正好后半年雨水频繁，又收了豆子。豆蔓被山药蔓自动架起，一排一排的豆角像耙齿一般，布满地里。也许是上天的格外恩赐吧，爷爷、奶奶和三叔一家回来，每天由二弟和三弟为他们送去满满一箩头山药、豆角，另加几个玉米棒子，方才度过最困难的日子。秋后收割，粗略估计，除去两家秋天食用，将近一千斤粮食，还有四五百斤山药蛋，创下了种自留地以来的最高纪录，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明年咱们总算够吃啦”。我也谋划着下一年该怎样经营，以期取得更大的收获。加上队里分的口粮，基本可以保证全家不饿肚子。正在这时，接到队长的口头通知，我家自留地被白仪换去。全家人的头上无异浇下一瓢冷水，又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队里有规定，自留地每人只许送一小平车粪，其余都得交给队里。

新分的地，远在村西，我家住在村东，送粪必须使用平车，将会受到严密的监视，况且那块地十分贫瘠。失望归失望，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等人家，除了任人宰割，谁还敢说什么！怪只怪这一年的庄稼长得太好了。常言道，枪打出头鸟，一个“四类分子”的庄稼，咋能比贫下中农的长得好呢！

最为可气的是，嚷嚷了半天，其他“四类分子”的地都未变动，只我们一家的被白仪换去，简直等于强行夺取，和骑在脖子上拉屎没有什么分别！

四十八

一九六七年到来的时候，心喜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年。尽管城里，乃至省里，听说很乱，到处武斗不断，乡村里基本还算平静。我等“四类分子”尚未被人顾及。由于三叔的离去，曾被朱五叫去臭骂过一顿，我却一点也不介意，他在暴跳，我在暗笑，彷佛演了一场戏。他也拿我没有办法，只是从此成了重点批斗对象。不久，全公社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批斗会，包括原县委书记袁吉平等官员，也被押解到场。我村被指定参加陪斗的是我和吕元喜。吕元喜是我的本家伯父，土改时，他家已经衰败，其父被定为破落地主，那时他还在外当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老父年纪过了八十，走动不便，参加“四类分子”的会议由他一人承担。据说，还是在他祖父年轻时，因为一只羊，和朱家发生过纠葛，朱家记了仇，因此在朱五得势后，吕元喜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早在上年秋天，一个刮大风的日子，插队青年到邻村加工玉米归来时，弄丢一条口袋，因从村东吕元喜门前经过，“文革小组”便断定是被吕元喜捡了回去，责令交出。吕元喜不承认，结果被五花大绑打了一顿，红卫兵还将他家中刨得一塌糊涂，连同窗台、锅头全部翻掉，始终没有找出那条口袋，虽然不再继续追究，却给他记了一笔罪过，从此，和我成了“四类分子”中的重点人物。

那天，我们到了公社所在地寇庄村，负责登记名字的竟是老同学闫玉兴。上高小时曾在此处同学两个月，初中时，他在四班，我在七班。每逢星期六下午回家，总是结伴同行，因为他所在的村庄位于我村西南方向，回家需经过我家门前。登记到我时，他问道：“你咋也来啦”？“服从命令呗，你难道没听说过，我如今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吗”？他苦笑一下，然后安慰道：“也别担心，只是陪斗，站几个小时罢了，不会动武”。总算还有一点老同学的意思，听说他属于借调干部。这时，我忽然想起吕布临死前对刘备说的话：“君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人世界的许多事情的确难以逆料。批斗会开始，先让我们各自报了姓名身份，然后长时间地弯腰请罪，大会进行发言。从中央的刘、邓、陶，到省委的卫、王、王，再到县里的袁、乔、赵，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话语相差无几，个个义愤填膺，并且不断地喊着口号。我等无名小卒，仅仅陪着弯腰而已，谁也没有指名道姓地骂我们，只将这些昔日的领导者，一个个说成是我们的黑主子。批斗会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以后。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的批斗大会，心里自然有了底儿。暮春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还没有起床，副队长敲着我家的窗户叫道：“快起来，大队要你和吕元喜马上到张蔡庄去”。我随口问道：“又是开批斗会吗”？他迟疑一下，然后说：“可能吧，全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在那里召开，今天是最后一天”。穿好衣服，到了大队部，不多工夫，吕元喜二大伯也来了，两人一起到了张蔡庄。这个村在我村正西，相距五里，到达的时候，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找到村干部的驻地，他们也是才起来。见我进来，李录首先开玩笑地说：“今天算你们好运气，赶了个好门子，早上我们炖了一只羊，焖了一大锅小米，等会儿吃了饭再说”。接着他又安慰道：“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举行批判大会，让你们来陪斗一下，也就是弯腰站站，估计不会打的，别担心”。

诚如李录所言，我们报了姓名身份后，弯着腰整整站了一个上午，方才散会。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台上，一边用干草扎成一个男人，头朝下写着“刘少奇”三个大字，字上打着红叉叉，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挂黑主子，下对活靶子”。另一边，不用说是挂着王光美，同样打着红叉叉。我等贱奴，一分钱不值的家伙，竟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连在一起，这抬举也未免有些过分了吧。

走出会场，在门外首先看见二弟、三弟和二大伯的两个女儿，我问：“你们来干啥”？“妈不放心，让我们来看看”。“没事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放心好了”。我对他们说着，六个人相跟着往回走。
这期间的批斗大会大抵如此，还未到动武的时候。后来，在回忆这段陪斗的日子时，曾写过一首小诗，正好道出了那时的情景和心态。诗曰：

频作台前请罪客，
家门自报久弯腰。
轮番阵骂耳生茧，
早把羞惭长注销。

四十九

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不断传来消息，中央的某某人被打倒。原先国务院的副总理多达十几人，这时已所剩无几，各部的部长纷纷被揪了出来。如果说，以往的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国民党的残余人员和一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次，屠刀砍向的竟是自己人。

所谓自己人，自然是指那些资格较老的共产党人，曾为这个党取得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历史上曾有过诛杀功臣的先例，从一些小说、戏剧乃至官方史料中可以看到，汉代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都是杀戮功臣的代表。这些人为何要杀戮功臣呢？为什么长时期的共患难，曾经使他们亲如兄弟，一旦取得政权，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反目成仇，大开杀戒？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皇权思想作怪。大凡怀有很深的帝王情结的人，总要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所谓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权力，容不得任何人挑战。退一步言，即使别人不去挑战，恭顺而卑谦地唱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颂歌，这皇帝如何能安得下心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说不定哪一天，突然间演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哪还了得！因此，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经过数年稳定，想方设法除掉功臣，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只不过有些帝王做得温和一点，虚封功臣一个什么什么的侯爵，将实权褫夺而去，并不取其性命。

“文化大革命”发动伊始，上自国家主席，下到县里的头头，大都受到冲击，很明显，正是领导班子即将大换血的先兆，最高统治者怕是厌倦了这批老军人，希望有一批非军人出身的年轻一代或是自己的亲属出来当政。新出来的人，将比老军人更具有奴性，更听话，更能成为驯服的工具，皇权统治才能更加巩固。这或许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动因吧。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不正是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堂堂一国主席，说打倒就打倒，我等蝼蚁般的草民，还谈什么法律保障？虽然，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权利，但实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当一个人被强行定上“莫须有”的罪名时，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一切都体现了强迫的威力，还侈谈什么公民的权利！想一想吧，国家主席被打倒，既没有有关机构的弹劾，也没有司法部门的审判，更没有本人的辩解和说明，全凭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这与共和制社会的做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恰恰是封建社会专制皇帝的一贯行为。从而也证实了以往的所谓选举都是骗人的把戏。高官尚且如此，动辄就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我等草民还有什么好说的！在这以前，总觉得自己被冤枉，主要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一些高级领导人，只要最高首脑不喜欢，照样可以随便制造个罪名，将你打入“反动阵营”。从前，这些大小不等的官员在位时，用这种手法对待庶民百姓，现在他们的头头又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们，可见其政策是一贯的，完全继承了几千年来老祖宗的做法，与现代社会公认的准则毫无共同之处。“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眼看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局会议啦，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啦，要罢免这么多不喜欢的人，难度极大，于是故伎重演，祭起当年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法宝，煽动千百万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组成红卫兵，冲击国家机关，任意揪斗各级干部，以便火中取栗，坐收渔利。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群众的名义进行的。在群众的名义下，自然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加上坐火车不掏钱，到了那里专门有人招待食宿，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付出的财力将是怎样惊人的数字啊！刚刚从极其困难的三年走过来，如此不惜财力物力去搞造反值得吗？不是常说，人民的政权，一切行动都是为人民服务么，全国大串联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大字报满街贴，“红海洋”运动，把普通的灰色砖墙，用红油漆油过，全国又有多少纸张和油漆用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哪不都是人民的血汗吗？临到头，却又仅仅是为了打倒一批旧官僚，换上一批新贵。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也太不值得！但上面却一意孤行，毫不吝惜国家的财物，只求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还哪里像一个共和国的领导者，分明是极端自私的活脱脱的封建帝王！

基于以上认识，再来看眼前发生的其他事情，自然就更好理解了。“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的称谓，无一不是为了树立这个封建帝王的“光辉形象”；“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声嘶力竭的呼喊，与封建社会对皇上的虔诚膜拜有何区别？圣像家家挂，像章人人戴，语录时时背，颂歌处处唱，人们对于地上“红太阳”的崇拜早已超过对天上神明的敬奉。尽管局外人看了，觉得肉麻到不能再肉麻的程度，吹捧者却安之若素，奉为做人的金科玉律。个人迷信搞得沸反盈天，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本人难道一点也不知道？连报纸上都那样吹捧，他会看不见？答案是肯定的，他不会不知道。如果知道，作为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不禁止？知而不禁，甚至有意允许、纵容，便是自我陶醉于做皇帝的美梦中了。愚民政策的本质，就是要亿万人民对领导人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这样，每一项指示，即使荒谬到绝伦的程度，也不会有人怀疑，大家都像奴才一样，忠心耿耿地去奉行。

在沈阳上学的那几年，也曾像许多当代年轻人一样，十分崇拜毛泽东，读他的著作，背他的诗词，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及至回到农村，亲眼看见乡亲们苦苦挣扎在饥饿线上，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自然会想到他们都是毛泽东治下的百姓，于是渐渐对这个政权产生了怀疑，它真是为了人民吗？进而也怀疑，当初死了几百万人进行的所谓革命有必要吗？难道我们的人民，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更加贫穷的社会！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为了领袖，一切行动必须听从一个人的指示。有些说法，尽管荒谬到极点，人们偏要那么讲，诸如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吃饭不睡觉可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总而言之，全国八亿人口都得围绕着一个皇帝佬儿转，如果有人胆敢对其不敬，或稍有微词，未待龙颜大怒，早有爪牙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你永世不得翻身。试想想，这是怎样的一种世道啊！假使秦始皇再世，一定会自叹弗如，活像小巫见大巫一样。过去常骂国民党一党专制。轮到自己，一党专制尚不过瘾，最后干脆一人专制，只有毛泽东的话算数。其他人，想打倒谁，随便制造个罪名，就可以打倒；想整那部分人，便给这部分人戴上“反党”或“反革命”的帽子，让你服服帖帖，甚至还要言不由衷地感谢领袖的宽大。

掌权者，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最高指示”满天飞，比封建皇帝的圣旨，普及的范围更大。全国人民只能按皇爷的命令行事，将原先所有的机构统统架空。天下成了一个人的私产，专横暴戾，颐指气使，这样的领导者不正是独夫民贼吗？

上面写到的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基本思想，或者叫做对形势的认识。其间，曾多次弯腰站在批斗大会的台前，作为“活靶子”，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也成为看热闹人们特别注目的最年轻的“四类分子”。而我，从来不听他们的发言，那些陈词滥调，引不起任何兴趣。弯腰请罪，脑子里却不断思考着“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笑话。也许是当局者昏，旁观者清的缘故吧，看着这出闹剧，总觉得可笑极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兴许是神经过敏了吧，我从来不认为刘少奇等人会有篡位的野心，他们一直是毛的忠实追随者，只不过在一些政策方面小有分歧而已，又何必如此大张挞伐，兴师动众，搞得劳民伤财，天下大乱！其所以这样做，主要想把过去众人共掌的大权统统收归自己，然后选用自家的贴心人做未来的继承者，建成“革命的”家天下——变相的毛家王朝。

五十

夏天，奶奶独自去了集宁，住在二叔家里，对外说是为了看病。村里也没有过问，反正她也不能劳动，只是停止分粮而已。奶奶走后，爷爷搬到李致忠表叔院里去住。李致忠的妻子是我一位本家姑姑的女儿，比我大五六岁。那时，李致忠刚刚当上小队长，晚上经常开会，深夜方才回家，孩子们尚小，一个女人家，表姐有点害怕。一次，她对我说：“要不，让我四姥爷来我们西窑住吧”。我马上应允，便让爷爷搬了过去。一则，元海叔的西窑顶部裂缝，有危险，担心出意外；二则，人家只有两间闲屋，柴草什么的需要有个堆放处。而表姐的院子，除了三间正窑、三间西窑外，还有两间南窑，宽绰得很。爷爷和我们一起吃饭，晚上只去睡觉。非农忙时节，我同他一起去睡。

农历八月，雁门关外的晚上凉意渐浓，爷爷睡得炕需要烧火，于是晚饭自己捎带着做，中午依旧和我们一起吃。

中秋节到了，姥娘给了二斤羊肉，难得有一顿饺子吃，母亲没有出工，在家张罗。正好，这天下午所有妇女都未出工，晚秋莜麦等着收割。队长一看，来的人这么少，顿时火气大作，凶神恶煞地责问我，母亲为何不出来，我没啃声，知道他要拿我儆众，当下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明知这是杀鸡给猴看，任他骂去，只是觉得过节挨一顿臭骂，实在倒运。正在这时，我那火爆脾气不省事的妹妹跳了出来，直指队长的鼻尖：“你还讲不讲理，你老婆不是也没出来吗？光我妈没出来？过节呀，吃顿饺子总得有人做，我们成分不好，连吃一顿饺子都不允许吗”？队长本是我的一位远房姑姑的丈夫，被妻侄女这一顶呛，自觉没趣，悻悻地走了，我把妹妹数说一顿，她甚至连我也抢白：“谁像你，被人骂死也不开口”！只能不理她。

傍晚回来，妹妹得意地向母亲讲了地里发生的事情，未曾想竟遭到母亲的训斥，赌气走出外边。快捞饺子时还未回来，爷爷催我去找，在窑后面的地边把她叫回。吃饭时，我说：“你一个人在外边干啥？妈批评你是对的，咱们谁也得罪不起呀”。谁知，她早把此事置于一旁，却说：“我看见白仪在地边转悠，和他说了一会儿话”。母亲接着告诉我，白仪这几天一直在地边转来转去，因为糜黍熟了，担心附近人家的鸡作害，天天看着。自从换走我家的自留地，把一茅厕的粪全撒到地里，糜黍长得足有高粱那么高，是我从未见过的。快成熟时，白仪天天看护着，有几次我也看见过他，他好像故意避着，从来不和我说话。我们边吃边议论着。饭后，爷爷早早走了，不久全家人都睡了。

第二天黎明前，估计也就四点左右吧，街外传来一阵吵杂声，妹妹对什么事都好奇，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就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使劲推着我：“哥哥，快起来，白仪在咱家后面那棵树上吊死啦”！“你胡说些啥呀”！我大声喝叱着坐了起来。母亲也已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妹妹继续大声嚷嚷着：“人已经埋了，外面的人是埋了白仪，刚刚从地里回来”。我还是不大相信，随口道：“你说的也太玄乎了，就是吊死，也不可能连夜埋了，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好好好，你不要相信，一会儿妈回来就知道了”。说罢又走了出去。大约十几分钟后，母亲回来，证实了妹妹说的全是事实。我们都感到大惑不解，好端端一个人，怎么会上吊？人家又当着红卫兵联络部的部长，今年自留地庄稼长得那么好，虽不敢说春风得意，比一般人也要强出许多。

原来，中秋夜里，大约半夜时分，两个看田的队员从我家后面走过，那时正是皓月当空，一眼望见树上吊着一个人，马上意识到是我寻了短见，走近跟前，用手电一照却是白仪，两人商议，赶快回大队报告，谁也不敢先去放人。他们知道白汉成的为人，放下来如果活着咋也好说，如果死了，被白汉成讹诈，到时说不清责任，麻烦可就大了。

大队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后，一起去找白汉成，白汉成听了顿时大怒，厉声吼道：“想死让他死去，我不管”！来找的人无法说服白汉成，便到村西一带去找白仪的弟弟，那一晚，白玉也在看田，众人找着后，一起赶到树下，白玉伸手摸了摸他哥哥的脚，已经冰凉，便对众人说“已经死了，天亮后再说吧”。白仪仍旧吊在树上。消息传到白汉成一位本家叔叔白静的耳里，老人十分气恼，马上找着白玉，对他说：“快找几个人把你哥放下，也不怕村里人笑话”！人从树上放下，接下来如何处理，白汉成死活不让往院里拉，以命令的口吻要白玉找几个人连夜埋了，白玉拗不过父亲，只得匆匆把他哥埋掉。我们听到街外的吵杂声，正是参加埋葬白仪的几个人，气愤地对人们述说着夜里发生的一切。

中秋节一过，白仪的死，成为村里人们议论的头号话题。原来，白仪自从当了红卫兵联络部的部长，这一年并未外出打工，晚上常在为他们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同一些红卫兵们闲聊，渐渐地和一个姑娘产生了感情，两人相约结婚。白仪曾几番打发人前去女方家里说媒，无奈女方的父亲坚决不答应，不想和白汉成结成亲家。紧接着又托人给女儿在城里找了一个对象，八月十五前刚刚出嫁。白仪在绝望后选择了自缢。临死前，拿一块半头砖把附近的版墙刮出三块平整处，趁着月光写下了他的绝望，人们正是从这些断句残篇中了解到他的死因。去现场看过的人说，树下扔着许多烟头，往来踩下数不清的脚印，可见死前也曾有过剧烈的思想斗争。

白仪死后的几天里，每逢出到地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骂白汉成的不像人。早听白仪的母亲说，儿子挣回的钱，越攒越少，丈夫逼着向她要，都被他拿去在代销处换了吃喝，要是不给，连儿子也被臭骂一顿。白仪在家里的处境实在难挨，极想自个儿有个家。然而绝大多数人们对他的死并不同情，总是说他葬了良心，遭到报应。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因为换去我家的自留地。一般的老百姓，阶级斗争观念极为淡薄，往往按照传统的观念，鄙视那种欺负孤儿寡妇的人，认为这种人缺德。白仪刚死那两天，人们议论时，故意对着我，表示对我的同情，我对此事从未开过口。虽然也曾怨恨过他，气愤他的仗势欺人，可是一旦人死了，所有的怨恨随之烟消云散，反倒有些同情，可怜他的不幸，尤其体谅他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以至于最后走上绝路。平心而论，白仪的为人还算不错，并不像其父亲那么无情无义，更多地秉承了他母亲的厚道善良。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他比我大几岁，又很有力气，却从未欺负过我和其他比较小的孩子，遇有别的大孩子欺负小孩子时，他常常主动站出来主持公道。刚回村那阵，每逢见面，总要一起闲聊一会，也没有觉察出对我有歧视的态度。

及至后来，当了红红卫兵联络部的部长，提出要换我家的自留地，或许受了别人的怂恿也未可知，也或许是由于穷困的原因，一时冲动做出的选择，这些当然都无从知晓。只是从那以后，见了我远远避开，尽量不想面对面接触，可见他也有某种程度的愧疚之情。现在人死了，种种怨恨也都随风而去，只觉得穷困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村里那么多年轻小伙子，个个眉不禿，眼不瞎，只因一个穷字，无论怎样蹦跶，就是娶不过媳妇。而姑娘们择偶的标准是“一军二干三工人，死也不嫁老农民”。眼看着村里的姑娘们一个一个地走了，小伙子们干瞪眼没办法，都是穷造的孽啊！白仪的死，不也与贫穷有着直接的关系吗？真不知道那些提倡穷光荣，陷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执政者，究竟长着一付怎样的黑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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