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2011-01-12 19:29 作者: 辛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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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一章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

一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

第一、王朝統治的末世與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順帝元年入據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後近二百年,歷經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機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專制的統治與壓迫有增無減。吏治上則「九卿無一人陳時事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折地方之利病」,「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官場一片腐敗現象。軍事上曾稱雄一時的二十二萬八旗兵與六十六萬綠營兵,也早已「軍器視為具文,操演視為兒戲」。尤其是在農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農民因失田敗家,流離失所,而成為「盲流」者,比比皆是。鴉片毒患的氾濫,致使全國有數百萬人吸食鴉片,其中「以衙門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鴉片者十之八九」。誠如林則徐所言:「羌尤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顯然,清王朝猶如中國歷代君主王朝一樣,已經無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統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較之歷代王朝還要悲哀與淒涼的是,它更處在中國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時,不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專制制度,在歷經清王朝的由興及衰之後,終於走向了它最後的衰亡期,並且自明代就已經萌發的,中國知識界對於君權神聖的懷疑和批評,亦因清代君主權力的再度加固,而進一步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於神聖君權的大膽批判甚至否定。換言之,即中國知識界亦已從維護君權出發的民本主義思想,開始了向維護民權出發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過渡。另外,在中國,已經存在和緩慢發展了數千年的商品交換即市場經濟的初級形式,亦在擺脫了元、清兩家蠻族入侵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落後影響之後,正在期待著其高級形式即自由經濟的孕育和形成。特別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歐洲的初獲成功,所帶來的近代世界政治經濟環境的迅速改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刺激,這一切無不從內部和外部,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就要走向解體,和君主專制制度的開始走向消亡,帶來了有利的條件。然而,這個有利條件對於已經延續了二百年君主專制統治的清王朝來說,卻是以外患和內亂這樣一個特別悲慘的形式,風霜雨劍緊相逼地表現出來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開放運動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決心發起改革開放運動的直接原因,是源於外患和內憂的相繼爆發。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而迅速強大起來的西方列強,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國際間,其對民主主義的追求乃遠遜於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們雖然對內追求民主,對外卻仍恃強權,必要時,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辦法,即用堅船利炮來達到征服它國和發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說,英國將鴉片輸入中國,已經說明它不擇手段,一八四零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及其逼迫清政府與它簽訂不平等條約,就更是將落後的中國和向來自視泱泱大國的清王朝,從此逼上了「賠銀求和、割地求和、乃至開門揖盜以求和」的悲慘境地。
  
就內亂而論,因清王朝正處於王朝統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鴉片戰爭為表症的外敵駸駸內向,又使得整個王朝統治日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由內虛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內亂,也就在王朝統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終。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鴉片戰爭之後的太平天國造反。這一場天國之亂,不僅席捲萬里關山,使清王朝的統治者們「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曾國藩語),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間「立國」十數年之久,非曾國藩練湘軍已不能平,實已使清王朝處在大廈將傾、朝難保夕的深深恐懼之中。
  
然而,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艱難時世,卻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見地,恨國之不強、己之不爭的中國近代先進知識份子,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不僅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長空一鳴;而且開始批判「封關禁海」,提倡「藏富於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圖強禦侮。傑出的思想家魏源,為富國強兵,不僅編出了我國第一部「百科全書」——《海國圖志》,以期國人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無數百年不蔽之法,無不除蔽而能興利之法」的變法呼聲,進而提出了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主體思想的一整套改革開放理論。既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軍事工業,制長艦、造火器及養兵練兵之法,以禦侮;又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廠局,以製造輪船、機械、及各種國用和民用產品,以富國。為清王朝發起一場改革開放運動奠定了先決的思想條件。
  
由是,面對著「外敵駸駸內向,內亂此起彼伏」,面對著「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萬世長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擊」01這樣一個艱難時世,面對著歷經慘淡才削平天國之亂、並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從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追求「富國強兵和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中,終於意識到了「變法」即改革的重要。為了平外患和治內亂,即為了抵禦外侮,更為了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針對頑固派反對「變而從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場,不僅由漢員大吏李鴻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變革主張,而且由皇室宗親、總理大臣奕誆提出了「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治器為先」這樣一種改革思想。於是,一場由清王朝發起的改革開放運動即「洋務運動」,也就在滿清專制王朝和整個專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國大地上,被有聲有色地推動開來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內容和成效

這一場由清政府發動的經濟改革運動,一是從圖強禦侮和平息內亂出發,努力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二是從求富圖強出發,大力開辦民用工業;三是對內搞活,為開掘民間資金,而採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和純粹商辦即民辦的辦法,以振興實業,開創和發展民族自由經濟;四是對外開放,取消封關禁海,開放通商口岸,開闢經濟特區上海,為補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五是局部允許結社和辦學,倡導當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為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鳴鑼開道。
  
由是,清政府的這一場經濟改革運動,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始,不僅使得槍炮、船艦、鐵路、電報、採礦、紡織、機器、磨坊等官辦和民辦的實業競相出現,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學館、學會和學社交相並起。因此改革開放運動不僅勢已有成,向西方學習亦漸成風氣。如果我們就事論事,則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即自太平天國敗亡直至戊戌維新止,應該說,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就那個時代而言,起碼已經使古代的中國急劇地開始了向近代中國的過渡,更使那個古代化的大清朝,開始實現近代化。中國從沒有火車輪船到有了火車輪船,從沒有電報電話到有了電報電話,從沒有機器電力到有了機器電力,從沒有高樓大廈到高樓大廈始布沿海沿江的各個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現,使它不僅作為清王朝推行經濟改革的「特區」,至今仍可以睥睨於鄧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見大巫之慨;而且它作為清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短暫歲月裡才興建起來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贏得「東方明珠」的美稱,從而躋身世界最繁華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語以形容之,便實在不能不說它是清王朝改革開放運動的最偉大成就之一。誠如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學者們所指,清王朝的這一場改革開放運動「不僅為圖強禦侮和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進一步打開了向西方學習的風氣,而且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近代科技事業的發展開創了條件,從而加速了傳統農業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性質與結局

清王朝歷經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運動雖然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使一個末世王朝在經濟上開始了從古代化向近代化的過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從而創造了一片「繁榮」的歷史景象。但是,蓋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性質,乃是從自救、即維護「大清朝統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發,「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甚至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內亂」,以求「王朝長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沒有達到,其結局反而是王朝統治危機和君主制度危機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歷史命運。
  
由於不改革舊專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大吏們,才能因權傾當朝或權傾一方,而能夠得心應手地控制著因改革開放才創辦起來的「國營」企業,既謀取暴利,又貪污巨款,然後「買地、捐官和濫肆揮霍」。
 
由於不變革舊專制制度,寄身在舊制度軀殼中的改革家和企業家們,「不僅用人唯親,冗工濫食,貪污中飽,營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減工,小者束手閑處,糜餉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遊,視公司之財一如內庫之藏,所辦未就而資本已虧」。03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廠製造的船艦運貨不逮商船之多,戰陣不如兵船之勁,是欲求兩便而適以兩誤」這樣一些不幸事實層出而不窮。04
  
同樣是因為不改革舊專制政治,不變革舊專制制度,舊專制統治集團中的舊貴族和舊官僚,新貴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舊政治和舊制度而享有特權者,包括反對改革的頑固派在內,才都會以其所擁有的權力、地位和關係,借改革以肥己,脅改革以利身,從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權和分利於民的作用,卻反而造成了擴張特權和奪民之利的結果。
  
自然,更是因為不改革舊專制政治,不變革舊專制制度,層層級級的為官者才會既在經濟改革的「大好」形勢下,「謀圖中飽,上下相欺」,對上「以偽飾為能,以敷衍為工,以趨避委卸為巧」,對下則「以欺嚇為主,無復有誠意相與者」。05重稅盤剝既有增無減,釐金屢抽更是習以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間「民間之困苦流離,殊有蹙然不可終日之勢」。清政府派大員剛毅南下以「整頓地方稅收、增加國庫收入」,剛毅雖得意而歸,卻同時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稱號,僅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萬兩白銀,以致連外國評論都說「剛毅之行,無疑是為這不幸的帝國增加苦難,差不多就像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統治的腐敗和腐爛,乃是「增加了這不幸帝國的苦難」,乃是「要將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特別是北洋水師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沒,和中國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國和俄國分別強佔膠州灣及大連灣的丟臉事實,也就徹底宣布了這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其旨在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願望的瀕於破滅。
  
無情的歷史,終於沒有因為上海的高樓大廈而給予清王朝以絲毫的憐憫。清政府必然衰亡的歷史命運,似乎就在它推動改革開放的笙歌燕舞之間,就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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