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軍長回憶:紅軍連地主家嬰兒都殺


據龔楚回憶:「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在中共軍隊的歷史上,變節將領最多的時期是紅軍時期,僅大軍區和軍一級幹部「叛變」者就不下七、八位,師、團級更多。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而且叛變原因主要是由於黨內肅反和被俘。但到一九三四年廣昌戰役前後,由於反圍剿的失敗,由於前途渺茫,投降的將領開始多了起來(比如孔荷寵等就在這一時期內叛變)。到「長征」以後,留在南方進行游擊的紅軍部隊,在圍剿軍的兜剿和希望破滅的雙重打擊下,更是叛變成風。據我這裡不完全統計,三年游擊戰中叛變的團級以上軍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個。有的部隊甚至全部主要軍官都叛變了,如湘贛軍區獨立第四團的團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四大巨頭,全部叛變;湘鄂贛軍區紅十六師的師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後投降了。這一時期,大軍區、軍一級的投降將領也是最多的,有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委陳洪時、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以前,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的生平事跡要麼是短短几行字,要麼就是滿篇的一貫地犯「路線錯誤」,最終終於「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其實從現在來看,事情往往不是這麼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歷都是一段曲折的故事。這裡俺就龔楚的生平經歷入手,揭開過去客觀的一幕。

一、早年經歷

龔楚,字福昌,又名龔鶴村,1901年11月出生於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7歲開始讀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靈武小學堂讀書,由於生性聰穎,一年半就完成三年初小學業。次年夏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堂。1916年夏高小畢業後,又考入廣州市立一中就讀。1917年,孫中山回穗組織軍政府,他即參加革命,投入粵軍第二旅當兵,旋升任班長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連鎮守使李根源在韶關開辦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又考入該校第一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鄉療養。1920年冬,龔楚重返原部隊,充任第一營二連中尉排長。1921年6月,部隊奉令由粵開赴廣西,途經梧州時,第二連連長鄧鵬調職,龔接任連長。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脫離部隊回家。

1923年春,龔楚參加國民革命軍攻鄂軍任少校參謀,跟隨總司令程潛攻湘,攻湘失敗後退回廣東北江,被派在廣州通訊處工作。此期間他常與在廣州工專學校讀書的樂昌籍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丘鑒志、陳德釗等人一起談論有關中國革命問題,閱讀《新青年》、《嚮導》等刊物。1924年6月,龔在廣州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年後轉為中共黨員。

一九二五年六月下旬,受中共廣東區委的派遣,龔楚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赴省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從事農民運動工作。北江辦事處決定讓他回家鄉樂昌,協助縣農民協會籌備處負責人陳德釗組織開展全縣農民運動,並負責聯絡指導仁化縣的農運工作。同年冬,龔楚參與建立國民黨樂昌縣黨部,被選為縣黨部執委和監察委員。翌年五月,龔楚接任共青團樂昌特支書記。這年夏天,樂昌縣農會組建了樂昌縣農民自衛軍,龔楚因有軍事經驗,當了自衛軍的指揮官。其間,龔楚在樂昌積極開展黨的活動,介紹譚軍略、龔猷征等人加入共產黨。八月,龔楚和楊高林、鄧水石、薛仰聖等人代表樂昌縣農會出席了廣東省農會執委擴大會議。十二月,龔楚參加在韶關舉辦的北江農軍學校第一期學習,至次年二月中旬結業。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樂昌支部成立,龔楚任書記,繼續在家鄉開展農民運動。

二、從南昌起義到百色起義

寧漢分裂後,根據黨的有關指示,龔楚、譚軍略於5月初率領樂昌農軍500餘人抵達韶關,與北江工農軍匯合共1100多人,組成「北江工農討逆軍」,龔任總指揮,前往武漢參加討蔣。當北江工農軍抵達湘南耒陽進行整訓時,被改編為第13軍(軍長陳嘉佑)補充團,龔楚任團長,李資任副團長。7月中旬,武漢政府宣布分共,龔楚把部隊拉到江西,於8月1日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後,補充團大部分編入賀龍的第20軍3師6團第3營,龔楚任該營指導員。不久,黨中央調他住長沙領導秋收起義工作,因中途被敵軍襲擊,失去聯絡,被迫轉赴香港與地下黨聯絡,爾後龔楚潛回家鄉。

1927年底,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一部到達粵北曲江犁市,為第16軍軍長範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隊對外宣稱第16軍140團。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龔楚到朱德部隊工作,委以140團團副的名義。1月12日,朱德、陳毅率領部隊以國民革命軍第16軍140團名義,由宜章大豪紳胡泮藻的五少爺——胡少海先導下,進了宜章縣城。當晚舉行暴動,佔領宜章縣城,捕殺了縣長楊孝斌等,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1師。31日擊潰前來進剿的獨立第3師許克祥部五個團,乘勝追擊直達坪石。隨後在樂昌板塘村整編,把宜章的農軍編為工農革命軍第3師,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師長,龔楚任黨代表。順便說一句,胡少海的老父胡泮藻半年後曾在《湖南國民日報》刊登了一則「懸賞緝暴子」的啟事:「孽子佔鰲(胡少海本名胡佔鰲),客歲與共匪朱德等竄入宜城,屠士紳,焚民屋……轉呈各處上峰通緝在案,如獲佔鰲一名,自願出花小洋五百圓。」

4月28日,朱毛在井岡山會師。5月4日在礱市召開慶祝大會,宣佈成立紅4軍,下轄三師八團,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陳毅任軍委書記。原宜章農軍組成的工農革命軍第3師改編為紅4軍10師29團,仍有胡少海任團長,龔楚任黨代表,龔楚還擔任了紅4軍前委常務委員。接著,胡少海、龔楚率第29團參加了打敗兩楊會剿井岡山的戰役。

7月,紅4軍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兩團打進老友範石生部隊駐守的郴州城,不久範部反攻,紅軍退出郴州。但29團各營連在郴州發到不少洋財,不再聽從命令,成連成排地向家鄉宜章奔跑,結果一部分被土匪胡鳳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營長肖克率領的1個連和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及團部零星人員一共百餘人隨軍部和28團撤退。8月底,紅4軍前委會議,朱、毛率紅軍主力回井岡山,杜修經、龔楚負責留在湘南組織湘南特委,繼續領導資興、汝城、桂東、安仁各縣及赤衛隊,以此為基礎,開展湘南工作。

11月龔楚奉命赴長沙恢復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襲擊,返回樂昌。不久又與黨組織取得聯繫,被中共廣東省委調至香港從事地下工作。參與舉辦《正義報》、《香港日報》,辦兵運訓練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員賀昌指令,龔楚被任命為中共廣西前委委員,參如廣西俞、李政權工作。他離香港到達廣西梧州,化名龔鶴村,先在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廣西編遣特派員李明瑞的政府裡任省政府辦公室機要秘書,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從梧州遷往南寧後,又改任船務處處長、南寧市公安局局長。所以實際上中共對俞、李的策動是主要通過由龔楚來進行的,而多年前拍攝的電影《百色起義》裡,則根本沒有龔楚這個人物出現過,把功勞都歸到別人頭上,這當然不是事實。

1929年12月1I日,龔楚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起義後即宣佈成立紅7軍,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鄧斌(即鄧小平),參謀長龔鶴村(即龔楚),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即陳明),下轄三個縱隊。1930年11月7日,紅7軍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舉行整編大會。整編後,紅7軍領導成員作了一些調整:李明瑞任總指揮,張雲逸、鄧斌、龔鶴村等仍任原職,下轄第19、20、21共三個師。第19師由原來的第1縱隊改編,前身是警備第4大隊和教導總隊,戰鬥力最強,由龔鶴村兼任師長,鄧斌兼任政委;其它兩個師的前身是各縣警備隊和農軍,戰力較弱。由於龔楚熟知井岡山紅軍的建軍經驗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紅7軍的建軍過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紅7軍艱苦轉戰湘粵境地,因傷病員增多,在廣西賀縣桂嶺休整了三天。根據全軍已減員至3500多人的情形,軍部決定將三個師縮編為第55、58兩個團,龔鶴村兼任第55團團長,李明瑞兼任第58團團長。紅7軍進入湘南後,經宜章縣開進廣東乳源縣梅花墟。2月3日中午,紅7軍與前來追擊的粵軍鄧輝團、湘軍唐伯寅團和陳龍團展開了激烈戰鬥,戰鬥至黃昏時結束,梅花戰鬥中龔楚受傷,留下地方療養。此後,紅七軍轉戰湘南,進入江西蘇區。

4月,廣東省委經與中共中央聯繫,龔楚轉到上海福民醫院治療。8月,龔楚傷癒後離滬抵達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經廣東汕頭、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擊區,然後直達長汀河田中央蘇區。

三、在中央蘇區

龔楚進入中央蘇區後,馬上就被派任紅12軍34師長。兩個月後,又接任紅12軍參謀長。到職僅七天,因李明瑞在肅反中被殺,於是龔楚又被調往江西會昌,接任老部隊紅7軍的軍長。在下面的一年裡,龔楚率紅7軍參加了擴大中央蘇區的歷次戰役,如贛州戰役、水口戰役等。到這年年底,龔楚因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被撤去了軍長的職務,不久改任中革軍委直屬的紅軍模範團團長。不久,模範團改為紅1軍團第3師第7團,任團長;旋又調任獨立第22師師長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粵贛軍區司令員。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思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據說,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

那麼,龔楚到底犯了什麼「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要受到如此的懲罰呢?龔楚在以前困難的時候仍然起勁地進行革命,現在正是紅軍發展最順利的時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麼忽然「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呢?這兩點內地公開發表的書籍文章裡一直諱如莫深。近來接觸到的一些海外資料和龔楚自傳,可以發現主要是對黨在當時的一些做法有意見。1933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央蘇區開展了「消滅地主」的運動,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被消滅之列。據龔楚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這裡提到的楊遇春是江西瑞金人,進過黃埔軍校,參加過南昌起義,是一個很能打仗的人,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師長、紅12軍35師師長,他也曾是龔楚的老部下(龔楚做12軍34師師長,楊是該師101團團長),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難保而投降國軍,後來入了軍統系統,終身與中共為敵。龔楚正是對這種濫殺政策表示了異議,就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使得他對革命發生了懷疑,這也是他日後投向國軍的最主要動因。

1934年4月中旬,高級研究班結業後,因這時的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患嚴重的貧血症在汀州醫院療養,龔楚調紅軍總司令部代理總參謀長兩個多月,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1934年5月,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龔楚任贛南軍區司令員,一個月後改任參謀長,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成立今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簡稱中央軍區),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中央軍區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譚震林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分局長。中央軍區司令部駐會昌縣西江。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了「長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由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和紅24師71團團長史猶生、政委石衡中率領該團的九個連,經信豐大余油山轉至湘南,收容湘江戰役中的紅34師失散隊伍,並在該地發展游擊區。爾後,龔楚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率紅24師71團1200人的隊伍;避開國軍主力的封鎖線,從江西於都突圍,經馬嶺、牛嶺至信豐之鐵石圩,再經油山轉出廣東梅關、南雄間,進入北山,沿途經過了三次戰鬥,突破了小股敵軍和地方團隊的堵截,於3月中旬到達湖南郴縣、臨武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和收容紅34師失散隊伍。

龔楚對革命的信心早在蘇區肅反和濫殺地主時就有所動搖,到1935年春,游擊隊被圍剿軍追得滿山跑,迭受損失,和中央也失去了聯繫。眼看革命前途渺茫,龔楚也有了其它的打算。1935年5月2日,龔楚帶著一個連由臨武基地赴郴縣黃茅村。當晚,他託辭身體不適,晚飯後就寢。趁警衛紛紛酣睡之際,龔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離黃茅村回到故鄉長來村。至此,龔楚終於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十年的事業,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

四、變節後的經歷

龔楚回鄉後不久,經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張昭芹的引薦,在余漢謀的粵軍第1軍先後任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等職務。10月13日,龔楚率領30餘人偽裝成紅軍游擊隊,誘使贛粵邊游擊隊後方主任何長林叛降,並在南雄北山龍獅石以召集游擊隊開會為名,將北山游擊隊一部誘入其設好的埋伏圈,脅迫投降。結果發生戰鬥,游擊隊除逃走幾個外,其餘30多人均被打死,這就是「北山事件」。龔楚、何長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擊隊偵察班的吳少華,龔假借找項英、陳毅匯報工作為名,要吳帶路。不料被吳少華識破,在到達營地時搶先登山,通知哨兵鳴槍報警。項英、陳毅及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等人聽見槍聲迅速逃走,躲過了這一劫。

抗戰爆發之後,龔楚先在5戰區孫連仲部任上校參謀處長,駐守江蘇徐州以西的隴海鐵路。後回第7戰區任少將參謀。日軍侵犯廣東時,龔楚出任第7戰區第1縱隊抗日游擊司令,與侵犯廣東從化的日軍激戰於木殼嶺,殲敵甚多,保衛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後任第4戰區第46軍少將參謀長、軍官訓練團總隊長、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等職。抗戰勝利後,龔楚曾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徐州市市長,在任期間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1946年當選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省第四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中共軍隊打到了北江,龔楚帶領一個保安團逃到了樂昌縣瑤山。這時,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黃松堅寫信功龔楚投誠。接信後,龔楚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於是在11月上旬率其戎部下山向樂昌縣人民政府投誠,隨後到韶關北江軍分區交代其問題。12月,中共軍隊準備「解放」海南島,時海南守將為龔楚的樂昌同鄉薛岳。時任廣東省長的葉劍英請示了中共中央軍委的意見,決定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誠。龔楚滿口答應,到了香港,但他深深瞭解黨的政策和一貫做法,知道再回去決沒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沒有去做勸降工作,滯留在了香港定居。龔楚抵港後曾應邀赴臺灣遏見蔣介石,蔣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編殘部組成「反共救國軍」,以配合伺機反攻大陸。但他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而未為所動,婉拒了此委派,決定從此脫離政治漩渦,名字也改成了龔松庵,返香港興辦實業。

龔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其間曾去美國,拿了「綠卡」,但由於語言阻隔和生活習俗的關係,不習慣那裡的環境,於是又重歸香港。平日多以寫作和書畫自娛,除出版了《我與紅軍》和《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書外,還寫詩詞練書法,他的一張墨跡在香港市場至少可賣到三、五千元。

五、回歸故土

八十年代後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宣布了關於不在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在建國前的犯罪行為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龔楚聞訊後萌發了回鄉的念頭。當時龔楚在港辦實業的幾個親屬都發了財,且在香港的樂昌同鄉會中有很大的影響力,樂昌的地方官員從發展當地經濟的目的出發,也不斷派人來遊說龔楚「回家看看」。龔楚在家鄉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這時當地鎮政府、縣僑辦為了討好龔楚,撥出了7萬元人民幣的資金按照原來的面積、式樣重新選址建造。龔楚的新居為單家獨院式兩層半樓房,主體為鋼筋混凝土磚石結構,佔地面積32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170多平方米,內有六房兩廳一廚房兩衛生間。室內地面鋪馬賽克,石米牆體,琉璃瓦頂,在當地也算氣派,一副當年土豪宅第的模樣。長來鎮的官員還指定專人為龔楚新居裝飾佈置,購置全新一套傢俬用具:電視機、電話、冰箱、席夢思床、大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化氣派。於是龔楚決定擇日回鄉。

樂昌縣、長來鎮有關部門聞訊後迅速把此事向上報告,並請示以何種規格接待龔楚,今後與之來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統戰門最後批復:對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來往。至於政治上是否要作適當安排,待後再作考慮。

1990年9月13晚,龔楚與夫人王蘭芬在其侄孫龔慶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車從深圳來到韶關,樂昌縣委統戰部、縣府辦、僑務辦和長來鎮領導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風宴會後,龔楚遞上三封早巳準備好的分別寄給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的書信,委託韶關口岸辦黨委書記龔洪水代為寄發。三封信的內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舊時的同事問候和請求准許他回鄉長住。同時,他還委託龔洪水以龔楚的名義發電報給在百色起義時就開始一起共事的鄧小平,報告他已從香港回鄉的快訊。龔洪水答應翌日一早便去韶關郵電局代為發報和用掛號把三封信發往北京。辦完這件事後,龔楚連夜起程趕回樂昌家鄉。

龔楚回鄉在當地引起了轟動,縣府黨政官員、統戰部官員上門祝賀自是少不了的,還有接踵而來的親戚故友和聞訊前來一睹當年「大叛徒」風采的好奇民眾。國內不少文史單位和史學工作者也紛紛前來採訪他,讓其應接不暇。龔楚雖然年過九十,但思維仍然敏捷,記憶也算清晰,對一些時隔久遠的人和事,他仍能憶述清楚而不含糊,今客人為之驚討。當然,他只談在紅軍的經歷,經常談得津津有味、眉飛色舞。而問及到他脫離紅軍以後的經歷,則緘口不言,避而不談,推說「記不得」了。

来源:《征程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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