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主化的希望寄託於中共最終要落空的

---評蔡霞教授《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中國共產黨執政使命的歷史維度》一文

作者：鄭酋午發表：2011-11-19 22:37

由愛思想網（2011-11-0613:43:27）和中國選舉和治理網（2011-11-68:00:59）轉載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的《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中國共產黨執政使命的歷史維度》（發表於財新2011年第11期《中國改革》上）的文章分為"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務尚未完成"、"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內容"和"執政思維由社會革命轉向民主政治建設"三大部分，應該說，文章裡的許多觀點很有啟發性，但是由於作者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認清中共的本質，所以要求中共通過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來振興中華民族與建設民主政治，用意雖好但不切合實際，最後對國民還會有極大的迷惑作用。比如：蔡霞教授在文章開頭寫到："這就賦予中共執政多重歷史使命，其中之一是領導建設現代國家制度，用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支撐並保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文章的結尾寫到：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需要中國共產黨執政思維的深刻轉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從這幾句話來看，她認為中國的未來應該是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或者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這也是中共執政多重歷史使命之一。換一句話說，即是中國憲政民主任務的完成，還是要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我認為蔡教授總的思路是錯誤的，實際上是共產黨從來都不把民主憲政作為理想來追求所以把民主憲政實現的希望寄託在中共身上到最後是要落空的。

（一）共產黨從來都不把民主憲政作為理想來追求

從世界歷史上看，有共產黨以來，它就沒有把民主憲政作為政治理想來追求，不論是蘇共還是中共，它們所追求的就是專政，有時叫無產階級專政，有時叫人民民主專政，這實際上是對民主的反動。如果說共產黨於綱領中提民主和把民主作為口號的話，那只是它把民主作為一種策略，一種尋求支持力量的策略，而不是把民主當成政治目標來追求。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研究不同國家制度時，雖然將君主制與民主制做了根本區分，但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裡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只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至於過渡時期多長他沒有說。列寧和斯大林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發展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最後還發展為個人獨裁。

重溫歷史，可以尋找到答案。1917年二月革命發生，3月15日，在蘇維埃的全體會議上，蘇維埃以多數票通過了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1917年4月17日，列寧在布爾什維克的會議上作了《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報告，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綱》，提出了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轉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

1917年7月1日，以格葉李沃夫為總理的臨時政府冒險向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軍隊發動進攻，結果遭到慘敗，前線失利的消息傳到首都，群情激昂。7月26日，成立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聯合政府。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晚21時45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以它轟擊冬宮的炮聲，揭開了十月革命的序幕。布爾什維克革命軍事委員會散發了列寧起草的《告俄國公民書》，宣布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到11月8日1時50分，臨時政府的成員（除克倫斯基逃跑外）全部被擒。

在攻打冬宮的隆隆炮聲中，全俄羅斯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斯莫爾尼宮開幕，大會首先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各地全部政權一律歸轉工人農民士兵代表蘇維埃。11月8日，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當選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托洛茨基當選為外交人民委員。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摧毀臨時政府的執政機器，取消政府部門、警察，復員了舊軍隊，摧毀法院，同時著手建立人民委員會各部、人民法院、工農檢查院、工人警察，並組建新的工農紅軍。為了鞏固政權，成立了以捷爾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堅決鎮壓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據俄羅斯權威歷史著作《二十世紀的俄羅斯》的統計，從1918年到1919年，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通過"契卡"在兩年內就殺了兩百多萬人。

但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及人民委員會的蘇維埃迫於其他黨派的壓力決定立憲會議選舉按期於11月12-15日進行。到了1918年年初，立憲會議召開前最終結果揭曉，在總共707個席位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佔24.7%，而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佔40席），達到了60%；孟什維克16席，制憲民主黨17席，各民族政黨86席，其餘幾個席位屬於幾個小組織。布爾什維克在掌權的情況下仍以敗選告終。

立憲會議於1918年1月5日召開。布爾什維克不願接受敗選的結局，會議當天列寧政府在彼得格勒戒嚴，並調集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進入首都，強制解散了制憲會議。布爾什維克違反制憲規則的行為激起了民眾強烈的不滿，當日就出現了抗議解散制憲會議的工人遊行示威，而布爾什維克軍人卻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同日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反對派聯合發表傳單，譴責布爾什維克背叛工人階級，並稱其統治為"專制"。而向來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也憤然寫下《1月9日與1月5日》一文，指責布爾什維克用"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列寧卻說：群眾是分為階級的，無產階級是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只能由共產黨來領導。從此以後，列寧就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一黨專政。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說，"在我國國家政權的全部政治經濟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因此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專政。列寧是這樣解釋的，"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來實現的，而無產階級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當有人攻擊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時，列寧回答："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所依靠的就是一黨專政，而且我們絕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4卷第423頁)。到斯大林時期更為露骨，他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說："一個階級的政權，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和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首先是和農民勞動群眾結合成特種形式的聯盟，才能確立並貫徹到底。......這個特種形式的聯盟的內容就是：國家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的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領導權"。

蔡教授為了論證她文中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君主制與民主制做了根本區分並提出了幾條重要原則和十月革命後列寧對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做了一些開創性探索第一次把理論上抽象的人民的國家制度具體化為現實的政治運作"這一觀點，不顧歷史事實，在進行胡說，比如，她說："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希望用蘇維埃代表大會來取代立憲會議選舉。但當時俄國國內各黨派力量的實際對比，使得布爾什維克無法取消立憲會議選舉，並且在後來的選舉中也未能取得多數席位。在工人和士兵武裝力量的支持下，布爾什維克黨否決立憲會議選舉的結果，並解散了立憲會議。而後，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布爾什維克與其他政黨的矛盾分歧變得愈加尖銳，最終導致多黨合作徹底破裂，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一黨制。"布爾什維克本來的政治理想追求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列寧的認識是：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有共產黨來領導。列寧開始以為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後掌握政權在民眾選舉中能夠獲勝，結果民眾不買賬。只能在十月政變後再來政變，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政權從來就是不合法的。蔡教授卻為此進行辯解，她還說："由此，將堅持黨的領導原則與一黨執政方式畫等號，建立起權力壟斷、以黨治國的執政體制。這是特定條件下的激烈做法，並非等同於堅持黨的領導原則本身。"蔡教授說列寧"這是特定條件下的激烈做法，並非等同於堅持黨的領導原則本身"還能騙誰呢？

關於中共，蔡教授更是胡說，她說："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把實現人民民主寫在自己的奮鬥綱領中，並且在抗日根據地有了初步的民主實踐，執政以後為人民民主做了艱難的探索。如《新華日報》等報刊雜誌發表了大量主張憲政民主的社論時評，高度肯定和讚揚美國的民主政治模式，並在抗日根據地實行普選、'三三制'等憲政民主舉措。毛澤東在論及抗日根據地的人民民主時指出：'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人將革命的勝利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宣告為人民民主的實現----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蔡教授如上的說法不符合中共的歷史，其實，中共從成立以來到1949年建政，一直是在蘇共和斯大林的領導和控制下進行活動的，繼承的是蘇共和斯大林的衣缽，從來就是主張專政的，有時提無產階級專政，有時提人民民主專政。

1920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瞭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後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從5月開始，陳獨秀約邀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談建黨的問題。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了關於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並制定了臨時性的綱領，確立了中共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畫，表明瞭黨組織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這次會議為中共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準備。維經斯基回國不久，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綱領規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從中共"一大"到"六大"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以前都提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從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開始提建立人民民主專政，一直到"九大"又轉回重提無產階級專政。從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至今又改為人民民主專政。

中共在延安的時候發表的主張憲政民主的社論時評，它是作為一種統戰手段來使用的，是一種拉攏民主人士和部分知識份子的策略，是為了爾後與國民黨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需要而進行的宣傳不是真的要實行民主，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包括所謂的大理論家在內還沒有弄懂。至於在抗日根據地中共實行普選和"三三制"等舉措，如何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其所謂的抗日政權中實行了"三三制"原則。即在政權組成人員的分配上，共產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佔1/3。共產黨員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1940年3月6日，中共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在政權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應各佔三分之一，實行"三三制"。三三制原則讓中國共產黨積聚了力量，對後來的成功有一定的作用。但這不是民主制，雖然是大家來選，但它是受中共控制的，中共事實上就凌駕於政權之上，因為最後的決定權不在於三三制政權而在於中共的各級組織。

蔡教授無視中共從成立以來就主張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事實，把中共在延安時一時的權宜之計當成中共的民主實踐，並錯誤地理解，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將革命的勝利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宣告為人民民主的實現----"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已知，因為在中共的根據地實行的三三制，實際上也是中共控制下的政權，所以準確地說，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只是毛澤東和中共的黨棍站起來了而人民又重新跪下了。

中共奪得政權以後，中國共產黨同列寧、斯大林的蘇共一樣"以革命的名義"來解決一切難題。包括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黨內外的思想分歧，克服少數黨員幹部脫離群眾、官僚特權的現象、所謂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等，不斷通過各種政治運動，比如"鎮壓反革命"、"反右"、"文革"、"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鎮壓六四反革命"等等來不斷強化中共的領導地位。這不是蔡教授所說的"革命走向了民主的反面"而是中共本來就沒有民主的理想追求，它真正追求的是黨權最大化，就是民主的反動。但蔡教授沒能認清中共的本質，她還是把中國憲政民主制建設的希望寄託在中共身上，看來她只能永遠活在幻想中了。

（二）蔡教授認識不到沒有民主化的根本原因

中共目前是我國最大的一股力量，它要實現民主憲政，一兩年內就完成了，但是它從來就沒有這種政治追求，它追求的只是對民主的反動，所以在歷史上和在現實政治中中共從來就是民主的破壞力量。所以我國目前沒有民主化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撓民主化。

但蔡教授沒有認清中共的本質，總是認為中共肩負使命追求民主憲政，只是由於我國缺少憲政民主必需的社會土壤，由於對中共對建設現代國家制度的艱鉅性缺乏認識，由於深受蘇聯共產黨執政體制的影響等三方面的原因，所以目前還沒辦法實行民主憲政。我們已知，蔡教授所說的所謂的中共對建設現代國家制度的艱鉅性缺乏認識和深受蘇聯共產黨執政體制的影響這兩方面的原因是個偽命題。那麼蔡教授說的我國憲政民主缺少必需的社會土壤指的是什麼呢？

她說："儘管各國走向憲政民主的歷史進程與路徑選擇都因國情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都需要起碼的經濟基礎----一定程度的現代市場經濟。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社會利益的多元分化，就沒有尊重權利、保障權利的客觀要求，就沒有公民社會的生長，也就沒有實行憲政民主所必需的制衡權力的力量。""當現代國家制度建設與經濟基礎發生斷裂時，民主政治就只能是政治意識形態的一種宣傳。"從她的這段話裡，可以知道，蔡教授認為我國沒有真民主的一個客觀原因是沒有一定程度的現代市場經濟。這個結論到底對不對？

我認為，蔡教授說的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沒有現代市場經濟還不是根本的原因。比如講，原蘇聯及東歐集團國家，這些國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陸續續走向民主化，但是在民主化之前這些國家都是實行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說一定要實行一定程度的現代市場經濟，那麼這些國家就不可能民主化。而事實是這些國家是實現民主化之後才實行市場經濟的。市場經濟要求實行法治，而要有法治就只能由民主政權來提供，由此可以說，市場經濟要求民主，但蘇聯集團民主化的事實是沒有市場經濟也能實行民主化。當然，也有很多國家是在發展市場經濟一段時間以後才民主化的，看來，蔡教授的結論概括不了所有的事實，她得出的結論不完全正確。那麼，憲政民主必需的社會土壤應是什麼呢？我認為是工業化，因此應該說，沒有民主化的第二個根本原因是沒有工業化。這就是說，在統治者不願實行民主化的情況下要實現工業化後才能民主化。

工業社會應該是從第一次科技革命(又叫英國工業革命)發生一段時間後算起，以前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應該是從古埃及(根據有文字可考的歷史)開始，農業社會的結構範式在政治上的基本特徵是：專制制度。在農業社會，官員和民眾都難於有民主素養，他們都不會去爭取民主。第一次科技革命即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不僅促進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向工業社會的經濟結構轉變，而且也促進農業社會的政治結構向工業社會的政治結構轉變，即從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又掀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工浪潮，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第三次科技革命又在美國興起，隨後日本、西歐等國家也蓬勃發展,以後波及到全世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實現了民主化，現在世界上凡是已經工業化的國家，沒有不民主化的。

歷史上，建立起現代三權分立的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是美國，美國建國的時候，還是農業國，從近代以來，世界上靠自己在近代歷史上在農業社會裏首先建立起民主國家的只有美國，這是美國歷史的特殊性，由於特殊才顯出其優秀才使之成為世界超強。除了美國，其他國家民主化，自生的話一般是工業化發展之後，不是自生的話，有被殖民獨立後受影響實行民主制度的，比如印度，否則是受其他外來影響，就是歷史上的英國也不例外。

英國政治制度史是議會逐步取代國王統治國家的歷史，是內閣對議會負責之原則產生、發展直至最後確立的歷史，是政黨在其內部起源、成長的歷史，是民主不斷戰勝專制、平等不斷戰勝特權的歷史。英國是最早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儘管工業革命後這時由一個立憲政府和議會統治，但全國僅有少於5%的人口可以參與選舉，而且議會僅僅代表有錢人的意願，在十九世紀20-30年代之前，英國只是國王和貴族共治的國家，根本算不上是一個民主國家。英國工業革命（1769年開始）發生五十年後的1819年，英國的新生階級-----資產者、中產者和知識份子走上街頭和廣場要求改革選舉制度,但被鎮壓了,有11人被軍警殺害。直到1832年議會才同意改革,根據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給予了幾乎全體中產階級成員選舉權，這是英國邁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19世紀60年代，工會再次掀起爭取議會選舉改革的群眾運動，1866年使得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工人獲得選舉權，1884年使農業工人獲得了選舉權，英國基本上實現了男性戶主的選舉權，代議制民主在英國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從英國走上民主化過程來看,在不斷地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力量即資產者、人數越來越多的中產者(包括白領)和廣大的知識份子,他們要人權,這是實踐民主的力量。

隨著工業的發展,必然要產生新的力量即資產者、人數越來越多的中產者(包括白領)和廣大的知識份子,這些人中的大部分要民主自由和人權，他們在一國之內都是最先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同時，工業化意味著開放和廣泛的信息交流,這樣令民眾的視野開闊,他們最終要選擇民主、自由和法治；還有工業化一般伴隨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需要法治,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要求實行法法,但專制制度無法供給法治,因此就自然要民主化。

從歷史上看，最優秀的國家實行民主化，不需要如上三個條件，比如美國。比較有優秀的民族，實現民主化具備如上條件中的一二者即可，比如原蘇聯集團國家，一般的國家實現民主化必須具備如上三個條件，就是具備了也可能還要一定的過程，比如，我國。

從美國建國以後的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來看,特別從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歷史發展看,直到今天，世界已發生了四次民主化浪潮,第四次是2011在北非的突尼西亞、埃及和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在這些民主化的國家中如果是自生的又不是所在國英明領袖推動的民主化沒有例外的是在其國家於工業化之後。所以說，工業化是民主化的根本前提，特別是對一般民族來說更是如此。

蔡教授說的"正因為缺乏市場經濟這個培育民主政治的豐沃土壤，所以儘管憲法闡明人民當家做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一方面，人民民主的政治權利難以充分落實和體現到社會成員個體身上;另一方面，多元的"人民共和"政治理念被一元的"多數民主"所僭越，並且"多數民主"因憲政不完善而被執政黨的"代表"作用所消解，甚至有些領導人因政治意圖的改變而輕易取消公民民主權利。"其實,造成這樣的原因,是民眾的民主自由人權素養不高,不高是由於沒有更多的知識份子、更多的中產者，無法形成制衡官僚的力量。所以才會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領導人因政治意圖的改變而輕易取消公民的基本權利，才會使到公民的政治權利難以充分落實，才會使到公民被執政黨"代表"了。而這一切就是因為沒有實現工業化無法造就新力量。

我國從辛亥革命後百年來，由於沒有實現工業化，無法不斷產生要民主自由人權的新力量，不論是軍閥混戰時期還是相對統一時期，民眾都是被領袖、官僚和政客耍了但很多人還不自知，所以專制獨裁總是不斷被讚揚。從1978年以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我國已有了要民主自由人權的新力量並不斷增大，應該說，只要有英明領袖的積極引導，我國的民主化條件已經具備，只要一步一步實施，一年兩年內民主化的任務就可完成。如果沒有英明領袖的引導，當然，還要十年八年之後，才完全成熟，到那時就會出現龐大的街頭運動，事也可成。從我國的體制看難於產生英明領袖，就是說，能上高層的人就已不英明瞭，甚至是罪犯。因為中共不願實行民主，所以，我國的民主化還要一段時間。

中國不願實行民主化是我國不能實行民主化的一個根本原因，我國還沒有實現工業化無法產生更多的民主力量是我國不能實現民主化的第二個根本原因，但蔡教授不這麼看，所以她總是認為中共執政多重歷史使命之一是實現民主憲政。

（三）蔡教授構想的"現代政治共同體"華而不實

中國從1949年以來實行的就是一黨專政，毛澤東時代於此基礎上實行絕對個人獨裁，鄧小平時代於此基礎上實行相對個人獨裁，現在在一黨制下實行寡頭統治，這種一黨制就是黨國一體化。中共一黨專制制度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選舉制度、形式化的立法與司法制度、黨控制下的官吏選拔與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識形態壟斷制度以及"黨"對軍隊的絕對掌控體系等等。在中國,中共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不允許有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沒有自由競選，只有中共操縱下的選舉，沒有三權分立，所有權力都在中共控制之下。為了黨的權力的最大化，把一切國家機器、一切社會組織變為手中的工具。蔡教授說，中國共產黨高度強調階級統治意義上的人民民主，但卻對具體的民主制度建設重視不夠。因而，儘管執政後搭起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既缺乏合理分許可權權的憲政安排，也未能致力於操作層面上的程序性制度建設。但是實際的情況是中共從來不是建設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是為了黨權最大化所進行的制度安排。這必然會使到民主形式化口號化，還必然造成新的過度集權、個人崇拜和制度化的等級特權，必然使專制政治傳統依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所以蔡教授所說的"可以說，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以憲政民主制度支撐和保障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使命的歷史維度，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無可推卸的歷史重任。"是寄託錯了希望。

不僅如此，蔡教授由於寄託希望的前提不可靠，她的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內容更是華而不實。她說，"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實際是振興中華民族與建設民主政治，這兩個歷史主題在同一時空條件下的疊合交構，兩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內涵十分豐富。她這是在自我陶醉。

她提了"五大"建議，比如，她提議：(一)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她說："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必需基礎是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一般說來，市場經濟的生長發育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產品市場，二是要素市場。繼產品市場化改革帶來商品極大豐富之後，中國亟需深化資本、土地、人才、技術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如果在中共高官領導下的深化資本、土地、人才、技術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會是怎麼樣呢？

1978年以後，在中共主導下改革開放，現在處於半統制半市場化階段，經濟快速發展，但發展的代價很大，比如環境污染、食品偽劣、道德淪喪、官員腐敗、官商勾結、奴役勞工、權貴掠奪等等。當今權貴資本、平民資本和外國資本這三部分就是當今的私營企業的狀況,權貴資本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通過倒賣廉價物資發家，或者利用手中的資金或者從銀行貸款低價收購國有資產，重組後上市，又發了一筆，或者利用父母手中握有的公權低價領進工程項目高價轉手獲利以及低價買進城市周圍的土地然後高價轉手和經營房地產又大大發了一筆。迄今為止，中共控制的國有經濟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有壟斷利潤和特權，這些企業的領導人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親屬。現在不僅是因為有權貴企業和有壟斷國有企業的存在，還因為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他們優先將資金注入國有企業和權貴企業，破壞市場公平;同時還因為各級政府的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果讓中共高官控制下的深化資本、土地、人才、技術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那麼官員腐敗、官商勾結、權貴掠奪又來一輪新高潮了。蔡教授說"而要素市場化改革並非是經濟領域本身所能解決的問題，更多地需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打破以行政權力為後盾的市場壟斷和行業壟斷，同時加強制度法規建設，以法治來保障社會的經濟自由權利、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生長與良好運行。"看來她也想到要出問題所以她搬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制度法規建設""以法治來保障社會的經濟自由權利"等，但問題是中共掌握和控制一切權力，它根本就不守法，何來制度建設？何來法治？

她提議：(二)構建一體化社會價值。她說："社會價值的一體化，既是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內在凝聚力量，又是執政黨提升執政合法性程度的社會心理基礎。"這說得在理，如果能使社會價值一體化肯定會有極大的效能，而要求中共提出一體化社會價值的條條框框也容易，但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已三十三年的今天，民眾利益多元化、觀念多元化，中共按自己的所謂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和價值指向以專制制度保障政策制定及貫徹實施，能實現中共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價值體系、價值承諾與實際的社會價值分配相吻合嗎？

她提議：(三)擴大政治體制包容性。中共的最高追求是黨權最大化，蔡教授卻要求中共打破傳統政治體制的封閉性，打破權力壟斷，實行權力向社會的分散，擴大國家政治體系的開放性，健全執政黨和國家與社會各階層、各社會組織溝通、協商、交換意見的民主機制，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進入政治領域。這些都是與中共的黨權最大化相矛盾的，這不是自討沒趣嗎？

她提議：(四)整合社會思想文化，牢固確立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確實是"思想水泥"，但在公眾對權威認同的心理基礎正在改變、社會公眾不再盲目追隨執政黨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觀點、轉型過程中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出現複雜變化、新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擴展了人們對社會政治的認知範圍的情況下，中共提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為指導的意識形態還會成為主流嗎？

中共再怎麼堅持解放思想以理論創新呼應社會變革，都無法讓其思想充滿時代精神增強思想感召力了;中共堅持的是專制一元化思想和文化，就不可能尊重和保護社會各種思想，而不可能尊重和保護的各種思想和文化與中共的所謂主流意識形態是不斷相衝突的，實在無法增強中共的思想融合力;中共從建政以來從來就不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腐敗叢生，叫它帶頭遵守憲法、弘揚社會主義道德風尚，這不是在為難它嗎？

她提議：(五)塑造現代政府並有效遏制權力腐敗。現代政治國家的基本形式是憲政民主，其真實內容是人民權利的切實實現和保障。這需要一整套合理建構的國家憲政體制、規範權力活動的法治機制。這話說得好，但塑造現代政府並有效遏制權力腐敗，人類社會治理的實踐和學說發展至今，已經證明了四種制衡權力的有效方式----多黨制下的反對黨制衡、自由競選制度下的選民制衡、三權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論自由下的輿論監督。這四種制衡就是反對官員腐敗、權貴掠奪和官商勾結的最有效形式。但在中共一黨制下，沒有這四種制衡的有效形式，再建立所謂的"現代政府"它也只是中共的工具。什麼建設"有限權力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都是一相情願。所以蔡教授所講的什麼"政府權力不斷膨脹，有的地方以公共管理為名強征土地、野蠻拆遷、濫收費稅，直接與民爭利";什麼"使得一些人利用行政職權設租尋租，權力腐敗現象高發多發，政府運轉效能降低，執政黨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遭到社會嚴重質疑"等等，還會在我國存在一段時間，直到我國政治民主化。

蔡教授在構想了政治共同體的內容後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執政思維由社會革命轉向民主政治建設中呼籲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需要中共思維由社會革命向建設民主政治發生轉變：(--)走出暴力革命的思維窠臼、(二)樹立現代民主政治的權力觀、(三)高度尊重與保障人權、(四)走出把民主意識形態化的思維侷限。講得非常好，特別是第四點講到民主政治中有些東西既不姓"資"也不姓"社"，只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與不同國家，其面對的具體問題和其表現各有特點而已。從這四點可以看出蔡教授應該是有現代性思維的學者，但可惜的是由於她看不清中共的本質，總是把建設民主憲政國家的希望寄託在中共身上，我想，到最後她的希望是會落空的。

2011-11-8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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