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已把媒體逼回「甲骨文」時代(圖)

2013-01-19 12:58 作者: 黃秀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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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是中國媒體人長久積累的不滿與怨憤的集中爆發。(網路圖片)

「南周事件」發酵後,中宣部向全國媒體發出禁令,要求編輯記者「不得繼續在網路上發言支持南方週末」,但媒體編輯們則是「道高一丈」。新聞大戶網易網站用五條「今日焦點新聞」組成了「藏頭詩」:南方週末加油。《新京報》網路版1月9日,頭條為《我們還是在被動的位置》,曲線聲援《南周》;第二條則是散文《南方的粥》,文章寫道:「一碗熱滾滾的砂鍋粥,來自南方大地,……它似乎也有一顆勇敢的心,……告訴我們安慰和愛的力量。」《瀟湘晨報》用四篇評論圍住一巨幅廣告,廣告詞為:撥打96360,訂購除蟲滅害服務,「殺光」為止。

媒體的隱曲表達是逼出來的。「南周事件」是中國媒體人長久積累的不滿與怨憤的集中爆發,因為在中宣部的管制下,中國媒體已逼退到隱晦的「甲骨文」時代。

2010年「兩會」期間,發生了湖北省長李鴻忠搶奪女記者錄音筆事件,中宣部對此下令讓媒體噤聲。我不知此情,給《南方週末》寫了一封電子信,質問他們「為什麼啞巴了?」沒想到編輯卻很認真地給我回了一封信:「您說我們沒有反映李鴻忠事,也是。不過也不盡然。因有明確禁令,不能違犯。但我們曲筆傳達了。請您花多幾秒時間回味下面這個漫畫及小學生來信。」那幅漫畫的標題是《新款錄音筆:超級防搶》,畫面是一隻手握住一支帶有鋼刺的錄音筆,錄音筆的鐵鏈子銬在那隻手的手腕上;小學生來信的標題是《做錯事就該道歉》。

面對中宣部多如牛毛的禁令,各媒體不得不在字裡行間玩起了文字遊戲,用雙關、隱喻、聯想等手法,隱曲地來傳遞可憐的真實信息,以求得良心上的安慰。7∙23動車慘案第二天,中宣部就下令,要求媒體以「大災面前有大愛」為報導主題,不質疑、不展開、不聯想,對事故原因不要挖掘,死傷數字以權威部門發布為準,不要做反思和評論等等。7月29日,遇難者「頭七」當天,中宣部下達了第三道禁令:監於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境內外輿情趨於複雜,各媒體、網站要迅速降溫,除正面報導和權威部門發布的動態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導,不發任何評論。這道禁令致使上百家報刊連夜撤稿改版。但是,7月30日這天,多家報刊依然刊發了已經編輯好的版面,或以「甲骨文」的方式與中宣部博弈:

《廈門商報》頭版用火車頭穿插巨大的「慟」字,配以著名學者易中天寫的悼詩「同車的你」,讀來催人淚下。電影人程青松在微博上評價道:「我聽到的是號角聲」。

《新京報》頭版頭條是一條氣象新聞:「七日雨未絕,一日兩預警」。執行總編輯王躍春在微博上公開而自豪地承認這是借氣象指桑罵槐。

上海《青年報》頭版開天窗抗議,只放了一張溫家寳鞠躬的照片,以及出事動車D301和D3115兩個編號,最下邊則是一行小字:2011年7月23日20:34。獨特的版式勝過千言萬語。

上海《東方早報》也罕見地以純文字、大幅留白、變換字體大小的方式,摘錄溫家寳答記者問:「政府最大的責任,就是保護人的生命安全」,「救人。鐵道部是否做到,要實事求是回答」。

中國媒體不但已經被逼退到「甲骨文」的時代,也被逼成「樑上君子」,被逼到「躲貓貓」的遊戲中,被逼得用詩歌、天氣預報、廣告、漫畫、字號、天窗來代替新聞。

然而,在1月4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日本記者提問發言人華春瑩:「《南方週末》新年獻詞被廣東省宣傳部刪改,是否有悖於中方提倡的新聞自由?」華稱「不瞭解具體情況,這也不屬於外交事務……但在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

華春瑩的謊言欺騙了世界。原《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專訪時披露:「2003年初薩斯(SARS)盛行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禁令有時一天多達30多條,甚至對頭版等重要版面稿件內容、排版位置及標題字型大小、圖片的規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確規定。」「直接由官員打電話去報社某一個負責人,單線跟他聯繫。然後指示他們必須這樣做這樣做,不准說他們是誰指示的,這是誰下令的,反正你們就執行。……所有人事任免、去留都操作在他手中,他們就利用利益的槓桿來進行調控,秘而不宣,但是非常的有效。」

中共的新聞審查制度是由體制決定的。《南風窗》總編朱學東在《京華時報總編朱德付離職啟示錄》中說:「近十年間無數的天才的報人折戟沉沙,無數的悲歡離合,……無數心懷理想的報人,最終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體制內’的懷抱,洗白‘體制外’的身份,無外乎三個宿命:或身首異處,馬革裹屍;或偏安一方,潦倒終身;再或是佯狂裝傻,架鷹走狗!」

在這種政治生態下,市場化媒體負擔沈重,不僅要養活報業集團,而且頂著「黨」的管制、打壓,還擔負起了拉動中國社會運動、拉動中國邁向公民社會的歷史重任,包括啟蒙民主思想、詮釋普世價值、推動法治、普及公民意識等等,可謂戴銬前行。

在多年的風風雨雨中,有良知的媒體人,既勇且智,他們洞曉「紅線」和「底線」,充分利用現實中的疏漏和縫隙,儘可能地披露真相,說真話,承擔媒體的責任。但是,中國畢竟是「黨天下」,有良知的媒體人不斷遭到整肅,而且愈演愈烈。2011年,中宣部發布新聞報導十條禁令,輿論空前收緊。

中國的一部分媒體完全屬於「黨」,它們只對「黨」負責。但是,大部分媒體是雙軌制,它們在經濟上靠市場,因此要對社會、讀者負責,否則辦不下去;但同時,它們在政治上,又受「黨」的宣傳部門的領導和管控,如其有人事任免權、決策輿論導向、佈置宣傳任務、進行新聞審查等等。一些媒體人自嘲:下半身在市場,上半身在體制。

正是這一部分媒體人對新聞自由有更強烈的要求,對中宣部的管控更反感,內心有更強烈的抵制情緒。此次南周事件,正是媒體人要求新聞自由、反抗當局管制媒體的體現,他們不接受永遠用「甲骨文」的方式報導新聞、表達意見。因此這是一場媒體人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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