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大家族,害苦小香港」待變

2013-05-01 09:21 作者: 羅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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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兄弟,怒吼香江。

近日,持續數週的香港大罷工,不僅沒有止息,反有升溫之勢,從此前的和平罷工,發展為衝擊李嘉誠豪宅,抵制長和系貨物。而李嘉誠的形象,從此前的商界領袖,教父級人物,淪落為長著獠牙的怪物。

而前幾天,全球知名商業雜誌《福布斯》發布的最新香港富豪榜顯示,李嘉誠蟬聯香港首富,而前四名的李兆基,郭炳江兄弟,鄭裕彤等,均為香港大地產商。以地產商人為代表的大富豪,已經坐大成為香港豪族。

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唯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未來需要改變思路,抑制豪族,惠及平民。進一步造福香港。

「招安精英」致使豪族坐大

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雖然發作於回歸之後,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藉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繫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製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類豪族。甚至是有黑社會背景的向氏勢力,只要他們在政治方面不成為反對勢力,亦成為被容忍的對象,可以繼續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稱王稱霸。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麵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係,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繫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作為與權力關係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發蒙於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並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後。

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擴張,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鄧小平接見之後,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後,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鄭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專欄會舊址項目,鄭興建「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從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礎,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那就絕非偶然了。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後的香港和新加坡,卻漸行漸遠。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製造業和貿易起家,後來發展服務業,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製造業、航運業與旅遊業。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遊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特別是對於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但是,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雲集。而香港90年代以後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幾乎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而這個方面,香港卻頗似大陸,表現了政治權力對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

對於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日益弱小。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

在產出領域,有什麼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在消費領域,有什麼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

如此,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甚至連做珠寳的鄭裕彤,亦放著金碗不要,也去做地產。回歸後的10年來,香港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8.3%減至目前的不到4%,服務業的比重,接近90%,而實際上,如果從80年代算起,香港製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製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

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

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佔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誌,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強大族,同時,對於財閥進行了限制,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

中英談判到回歸前的十餘年,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後,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餘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來,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

中央需改變治港思路

為今之計,香港回歸日久,人心歸附,一國兩制,生根發芽,不客氣地說,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失去了其利用價值。而最近幾年,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改革形勢嚴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者,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亦有。

同時,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陸更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個有草根社會根基的地方,縱使是豪族,亦只有商業地位,而無政治背景,不似大陸,要收拾一個貪官,涉及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有的甚至是政治世家,父子高官,樹大根深,難以撼動。而香港豪族,雖從經濟上富甲一方,卻並無顯赫政治地位。縱使是曾經受到過領導人關照,也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時勢變,政治地位亦變。有公權之利劍,踏平香港各個山頭,可謂易如反掌。

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亦興起,香港作為自由港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國家來說,整個香港的利用價值大大下降。

為今之計,為爭取民心,推動改革,以繼續平穩政權,提高執政合法性,獲取大眾對於未來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應權衡利弊,果斷拋棄不再有利用價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農工,在政治上,推動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在經濟上,發展多元產業,防止一業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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