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溫:告別江湖(圖)


王功權
投資人王功權——我理解的所謂企業家「在商言商」:1.不加入執政黨政治組織;2.不與特權合謀;3.不作為人大代表履行參政議政職責;4.不勾結、賄賂政府公共權力;5.不為規避政治壓力而讓企業作出業務犧牲。(看中國編輯加註)

【看中國2013年09月18日訊】赫赫有名的投資人王功權,決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不再經商。」他告訴《財經天下》週刊。

其實,過去的一年半,他已經停止了所有工作。整個2012年,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是個人與社會團體的關係。這聽起來已經不像是一個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興趣所在--儘管在訪問開始前,對方給他設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體系比較研究。

在此之前,他用了20餘年的時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地位。他是萬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與馮侖、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劉軍在海南創立萬通。萬通分家後,他先後進入IDG和鼎暉投資,主導投資了奇虎360、學大教育、框架傳媒、易趣網、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創聯萬網、漢庭連鎖、展訊、亞信等項目。在風險極高的創投領域,這些項目大多取得了資本意義上的成功,也為王功權帶來了盛譽與財富。

「投資來說,你一般會希望是投資性格很穩健的人。但周鴻禕是個特例,因為他創新能力太強了,非常敏銳,我認為他是一個個案。另外,堅韌是很重要的品質,你回過頭看,不管周鴻禕情緒怎麼波動,但他在創業的路上是夠堅韌的,對不對?」他輕描淡寫地談起他曾經投資過的周鴻禕。

過去的痕跡總在不經意間流露。他是從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是如今很多地產大亨們的老大哥,是運籌帷幄的風險投資大鱷。以至於他談到讓媒體興奮不已的名字時,多少有些俯視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結束了美國的訪問。回國幾天後的一個中午,他和陽光壹佰置業集團董事長易小迪吃飯,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隨後,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產業務。「大概他內心裏還是覺得我是個商人。」王功權說。

這種尷尬一直存在著,每當王功權跟周邊的商人朋友說起他的打算,別人的第一反應是,「你真的要退出嗎?不可能。」

商業之外

其實一切早有預兆。在他還在鼎暉投資的日子裡,就曾多次向董事長吳尚志表達希望退出。「功權你別嚇我。我先走了,我還有事。」吳尚志每次反應是一樣的,都會笑著避開這個話題。王功權的角色至關重要,他是這個管理著超過70億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級合夥人之一、鼎暉創投的創始人。

「週而復始的生活,讓我覺得有點單調,我希望換一種方式活著。」儘管王功權已經安排了另一位合夥人黃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沒有辦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時間表,直至一個突發事件啟動了加速按鈕。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權在微博上發出那條後來攪起軒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棄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後,他消失了。這條微博被轉發了7萬餘次,也正是這個事件,王功權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這件事像場鬧劇般收場,一個多月後,王功權回家了,他與妻子的婚姻並沒有結束。而在此前,鼎暉已經宣布了他的辭職,這是王功權的決定。在他「私奔」歸來之前,吳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個賓館房間裡有過一次秘密討論,即便在那時,吳尚志仍然表達了挽留的意願,但王功權還是辭職。在此後的日子裡,他開始為了自己的衝動還債,安撫妻子,帶著全家去旅遊,再往後,他去了美國,妻子與孩子隨行,住在新澤西的公寓。但他與中國企業界大腕們的聯繫並沒有中斷,「上次俞敏洪、馮侖、王石、郭廣昌他們好多人過來,坐在一起漫談,我也禮貌性參與了。」人們以為他不過是進入一段蟄伏期,但他已經決定不再回來。

另一個面目的王功權,在過往的歲月中浮現,並逐漸清晰:公民行動的參與者。

他是民間組織「公盟」的理事;他熱衷參與公共知識份子聚會或者文化沙龍;他經常在網上討論公共事件,言論尺度頗大。

但這些未必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間轉換。「我小時候看電影特別佩服間諜,在這個屋子跳舞,出門之後卸妝以另外一個形象出現了,準備激烈打鬥。」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談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得解釋半天,他們還擔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馮侖、劉曉光等人籌備組建阿拉善SEE基金會,也邀請了王功權,但他沒有加入。「我認為他們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環保上。」他更關心的是與環境權並行的另一種權利--公民權。在馮侖等人為解決西部荒漠化問題,開會討論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他與另一個群體走得很近--公盟。

公盟的負責人許志永,曾是孫志剛事件中上書人大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公盟的運營資金部分來自於民間捐贈,王功權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許志永為數不多的幾個商人朋友中,王功權是自始至終不忌憚公開身份的。

兩人的友誼始於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後,王功權想結交這幾位推動者,就請法律界的朋友牽頭約見。地點約在了一個高爾夫球場,當其他人去打球時,他與許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認識之後,他們的接觸很快就多起來,「我認同他們所倡導的。」

公盟於2005年成立,許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幾位律師是創始人。這是個鬆散的組織,核心人員不過十幾人,但與公益界、法律界、知識界有廣泛交集。王功權在那時加入公盟,成為理事。與一般的慈善或者維權機構不同,公盟的目標是針對一些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嘗試做出改變。不同的人對公盟有著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觀感,但無論如何評價,不可否認的,這是一群有公益心和批判精神的人。顯然,王功權並不缺少這些特質。

總體說來,王功權是個脾氣極度溫和的人,但在有些情況下,他內心的抗拒會爆發出來。他曾在一個有官員參加的會議當場離席而去,只因為對某個負責人在匯報工作時說的一些「官話」聽不下去。

對於王功權告別商界,許志永認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說不想幹了。商業也能推動社會進步,但無法直接推動制度變革,角色還是有差異的。」

懦弱與勇敢

王功權對公盟工作的投入時間越來越多,從2009年開始,公盟每週日的例會他幾乎都參加了,到了飯點,則跟著大家一起吃盒飯。回頭看起來,很難說清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也許,與公盟日漸頻繁的互動影響了王功權,激發了他內心中的熱忱;抑或,那團火本就燃燒在他心中,驅動他更主動以許志永等人為友。

許志永認為,王功權對於公盟團隊的幫助,不僅僅體現在出錢出力上,還有獨到的判斷力,他的意見往往能跳脫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對於拆遷維權,王功權不支持介入,他覺得涉及金錢利益太大,很難團結。這個項目最終還是推行了,但果不其然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2012年12月25日,樂清村民錢雲會遭遇離奇車禍死亡,因為他又是一名土地維權者,死因很快引發了網上諸多猜想。3天之後,許志永接到了王功權的電話,倆人都懷疑是謀殺,但王功權提議公盟介入做獨立調查,第二天,許志永就帶隊抵達現場。隨後,王功權保持著密切關注,他還在12月31日的中午與許志永通了一個小時的電話。

「王功權看到了很多網友的論證,提了很多疑點,我根據我的調查,給他一一做解釋。」許志永排除了謀殺的可能,當晚即發布了報告,在結論上,與其他若干獨立調查團隊後來發布的報告是一致的。

這份報告遭受了許多細節上的詬病。許志永承認,操作有不周密之處。事實上,不論樂清事件,還是公盟稅案,許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評者。「志永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終是在一線的。我不一樣,我對苦難的感受沒有那麼深。」當問及對許志永的過度悲情化的看法時,王功權為他辯解道。

王功權長期關注社會轉型問題,採訪中當談起制度積弊和解決之道時,他侃侃而談,很容易讓人忘記他曾經的商人身份。商業邏輯與社會關懷,似乎是他腦子裡並行不悖的兩輛火車。

但撞車也曾發生。幾年前,當王功權還是鼎暉投資人的時候,曾拒絕投資一個其他合夥人都很看好的項目。那個項目佔用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解決400人的就業,風險評估很低,但會令2萬多農民失去耕地。

王功權要求項目方給農民提供再就業培訓,但對方拒絕支持這筆每年需幾千萬元的支出。鼎暉的團隊開會時,大家也覺得這個條件並非必要,認為王功權把「自己的社會責任強加到項目中,來影響決策」。但在他的堅持之下,投資最終沒談攏。「我認為徵用農民的土地,存在隱性的利益剝奪,而給他們提供培訓是一種補償。」他認為涉及的不是商業道德問題,而是公平問題。

在2005年進入鼎暉時,王功權即告訴其他合夥人:「我可以不介意利益和待遇,但推動制度前進的事情我會做,你們要想好。」

這種開誠佈公,讓王功權此後的一些行為有了被容忍的空間,儘管發生在鼎暉的這種容忍,在一般人看來可能是難以理解的。

鼎暉董事長吳尚志是海歸派,他未曾對王功權的這類行為做出過直接評價。有些合夥人提及這些事時,吳尚志會說:「既然他進來時都把醜話說前面了,所以還是算了吧。」但吳尚志也會告訴王功權,要注意保護好自己。

吳尚志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一些蹊蹺的事情總會發生。王功權註冊了一家小公司,沒有業務,全部用來做公益。2011年上半年被抽樣審計,追溯到2005年的賬目,下半年又被審計了,這次則從2008年審起。「像這個小公司都被審計多少次了?每年常規年審,我都是通過的,有什麼好審的?」

主持人曹啟泰回顧他採訪過的企業家時,曾說過:「大陸現在的成功企業家,基本都是企業創始人。這一代企業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他們的成功經歷中,會有一段經歷是很難說明白的。」許志永認為王功權是商業界裡極其罕見的乾淨人。這個評價或許有些拔高,但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我沒有把柄。」他把這個結論歸因為多種偶然促成的。

成為王功權

回到20年前,海南興起炒房大潮的那個時代,他與他的萬通兄弟們賺到第一桶金。那時的海南,樓花生意是暴利,一夜發達的故事並不鮮見,讓人難免感覺一些不可言說的交易會摻雜其中。王功權卻說,他並沒有留下污點。

「當年在海南我們幹的不是開發,是炒房。」彼時的萬通,像個空手套白狼的倒賣者,向開發者買下期房,再轉手找人賣出。但是兩次交易並非先後進行,而是在兩個協議同時簽訂後,再促成上下家見面,重新簽約,造成實質上只發生一個交易,省下一筆交易稅,萬通的盈利則來自於中介費。「這種事情在海南,大家都知道。」

萬通的這種位置,決定了它不用買地蓋房子,不需要拿任何政府批文。「說我做過房地產,實際上我沒有開發過一次房地產。但如果我們當時是開發商,可能就會有問題,或者我堅持不住,或者我做不起來了。」他認為那是非常時期的特殊經歷。

等幾千萬元的原始積累到手之後,當萬通開始走出海南,拓展多元化版圖,王功權已經是集團總裁。「再開會,我已經跟公司講,任何違法事情,不管給企業帶來任何好處,一旦發現嚴懲不貸。」

他的這種要求,讓一些事情變得很難辦,「公司經理們在我的辦公室外面打轉」,讓他很為難。另外,集團發展很快,分公司與總部在分權與管理上出現摩擦。他決定不做總裁,去美國負責萬通的投資業務,「也想過一種不同的生活」。原來的財務主任潘石屹坐上了總裁的位置,名義上,王功權需要向他匯報工作(一年後潘石屹離開,王功權回國接任了8個月的總裁)。離開時,他做了全面的離任審計,為了避免出現問題,還請了公證處公證。

在美國時,王功權掌管國際基金,這為他日後進入IDG和鼎暉這些投資公司埋下了伏筆。自此,他與那些潛規則愈行愈遠,「投資一個公司,要求法務稅務講清楚,因為要上市嘛。」

王功權愛好格律詩詞,他的詩中偶然會流露出悔商恨商的情緒,「商場涉及利益的較量,我在心裏不願做。」為此,潘石屹等人也說過他,不像個老闆,「心腸軟、窩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萬通根據考評表現,一次性裁掉二十幾個人,作為總裁的王功權流著眼淚簽下了字,「因為我平時接觸過他們。」

但從另外一些事情看起來,他又並非優柔寡斷。他曾驅車用了一個月,在全國各省環遊,行至四川,在當地投資的臺灣朋友因為公司有了麻煩,向他求助。王功權讓朋友給他全權委託,停下來用一週時間介入這個陌生的公司,召開董事會解決危機,然後繼續旅行。馮侖評價他,「擅於危機處理。」

在IDG的時期裡,有一年半他只領取半薪,這樣他工作時間也可以減半(事實上多半時間還是在工作),以便有空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他對金錢的態度是:「夠花就行了。我不研究穿什麼名牌,生活要求不高。」

財富不能抵達之處

王功權不缺錢花。過早實現財務自由讓他可以實現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大女兒曾在美國留學,打越洋電話過來時,聽起來情緒不好。王功權放下電話,就直奔機場,「邊走邊訂票,你知道這種臨時訂的票都是很貴的。」一天之後,他出現在女兒面前。女兒很驚訝:「爸爸你怎麼來了?」「不學習了,跟爸爸出去玩兩天。」

因為他喜歡詩詞,他成立中華詩詞研究院,累計花了1000多萬元,組織了30多位詩人編輯出版格律詩詞。

但作為一個有錢人,也會有問題是他難以解決的。比如,那些他請到來北京工作的詩人,很多拖家帶口,很快就面臨外地戶籍的孩子上學難這個問題。他認為這是由於制度上的缺失,導致了權利不平等。當他開始審視這個問題時,他發現這不是個案。「我是個企業家,好像有些資源,總會遇到同學親友,遇上這些事情托我幫忙。隨便數,我都能想起二三十個人。」但他也沒有辦法,連他妹妹的孩子都是由於戶口解決不了,只能去燕郊上河北戶口。

事實上,他最小的孩子因為是三亞戶口,也面臨著中小學學籍上的差別待遇和異地高考的問題。「我可以送出國,因為我有錢,但這不具有典型意義。」

基於這些感同身受的遭遇,在2009年底公盟的一次例會上,王功權提出了教育平權的議題。這個議題當場就通過了,後來被制定為長期的倡導項目,招了專職工作人員,通過召開座談會、召集簽名、撰寫調查報告、投遞請願書等方式運作下去。

2010年5月,北京廢止了舊的《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等5項規章,這意味著在免費和就近入學方面,京籍和非京籍中小學生的差別待遇在制度層面不復存在。「但回到那個起點,教育平權並沒有什麼新聞由頭,在公共領域也沒人注意。」許志永認為是公盟推進導致了政策的轉向。

但王功權在談及他與公盟所做出的努力時,用了另外的一種表述方式:「我知道我說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會不高興,朋友們會替我擔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會很小。我是做投資的,對投入和產出這些東西都清楚。但這是一種堅守,我寧願相信憲法給予我們的權利是真的。」

新浪微博曾是王功權重要的演講場。他很喜歡在上面談論對時事的看法,但是去年9月,他發現,他有著156萬粉絲的微博被銷號了。

在此之前,他也曾經被新浪禁言過,都會有專門和他聯絡的客戶經理提前告訴他,因為他是名人,享受新浪微博的「貴賓服務」。這次的不同之處在於,沒有任何告知。

王功權不甘心,又註冊了幾次,但不論他是實名還是非實名,他的微博都活不了太久,最新一次註銷是在3月份。他明白了,他決定放棄微博。「感到解脫了,好像是從一個舞台上轉到另一個舞台上。」

當然,悲情時刻只是偶然出現,王功權目前的生活,總體說來還是充滿著明亮的色彩。從年初回國到目前的幾個月裡,除了公盟的工作,他全國到處遊走,結識志同道合的公民志願者,參與一些慈善與扶貧。最近幾天,他在讀《民主的細節》和《甘地自傳》。想找他談生意的人絡繹不絕,但他興趣已經不在了。

當他還在投資界時,面對著眼花繚亂的項目,取捨決斷之間,王功權向來看重創業人的性格:「要敢於斬斷過去,迅速結束手頭沒有希望的事情。沒有這個勁頭,瞻前顧後很難創業。」以這個標準來看,他所描述的,也是鏡中的自己。

他從不缺少和過去告別的勇氣。1988年,時任宣傳幹部的王功權,成了整個省委機關的第一名辭職者(之前的人是停薪留職),原因是,「當時正幹著的事情對我來說沒有前途,或者說那個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而這個職位,是17歲時頂著烈日勞作的農村少年王功權無法想像的,「望著一望無際的農田,你感覺到世世代代無法擺脫這種命運的絕望。」

那時的他,不會知道日後遇上潘石屹、馮侖等人,更不會知道自己竟一發不可收拾,在商業江湖裡翻滾20年。他只是想去海南,買了火車票就走。也是從那時開始,他像塊能量漸增的磁石,財富和名望慢慢向他聚攏。

多年之後,在新的轉折發生之前,王功權的故事,已經符合一部優秀傳記作品的敘事邏輯:一個農村少年,擠入仕途又逃離,幾番沉浮後,成為了一線投資人。但他終於還是選擇了把書的尾頁撕掉,再次將結局開放。無論旁人把這個過程看成自然而然地發生,抑或一個急倏的轉折,他留給商界的,都已是背影。

王功權談愛情

私奔事件近兩年之後,曾飽受爭議的王功權,坐下來與《財經天下》週刊談論愛情。

Q這個事件對你有影響嗎?

A「私奔」這個事情過去了,對我的家庭肯定有影響。我們現在過著很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愛情,因為我覺得,社會對愛情的定義也是模糊的,一個是社會學層面對愛情的定義,有忠貞和責任,另一個是不受這些影響,完全是人和人之間的情感。

討論到這個問題,我能回答的是,我認為我對愛情的理解可能會挑戰這個社會的常規理念,我沒有勇氣挑戰這些。在事實上,愛情和道德有關。

那個事件是突發的,我沒有太多的回想,如果有的話,我會對我傷害的所有人深深地歉疚,包括前妻、現妻和王琴。

Q許志永說公益人應該拿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

A我覺得拿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是應該的。我希望我自己是高標準要求的,但我沒有做到,我也覺得很遺憾,有時候也挺慚愧。但是,民主不是塑造道德標桿,它是一種規則、一種程序正義,它不應更多介入道德問題。我的意思不是民主不講道德,個人的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想在道德上把人打垮,然後回過頭來進一步剝奪你追求自由民主的權利,這是錯誤的。我不是開脫我自己,但這和我追求自由民主無關。即便是犯人,只要在沒有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他仍有追求民主的權利。

Q大家對王石的愛情的評價是不是不公平的?

A不管你是什麼原因獲得社會廣泛關注,大家希望你有更多的社會擔當,或者道德更加完善,這是很正常的心理。至於社會對於富人的成見,也不奇怪,確實有很多這樣的事情在這個群體中發生。

可能涉及情感問題,就不是簡單用道德來衡量的,我不認為道德有權利來衡量感情,我也不是說感情可以不考慮社會道德。

這個社會往往認為有錢人好像沒什麼愛情,好多就是用錢忽悠別人,我不認為這樣。有的是有愛情的。

我覺得世上最難談的就是情感問題。正因為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大家從社會規則的角度予以譴責是應該的。但是從對情感的理解角度來說,應該更多體諒和包容,因為人生不易,而且感情不是完全能用理性定義的。王石的事情我不多講了,因為他也是我的朋友。

(原文2013-05-30刊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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