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令曾國藩父子「低頭一拜」?(圖)

2017-8-12 00:10 作者: 周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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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畫像。
曾國藩畫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864年,經過多年征戰,曾國藩率湘軍打贏太平天國,暫時挽救了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獲得極高的封賞,此時曾國藩榮寵至極。然而,站在權力的頂端,他卻有一種臨深履薄的驚心。他在一首給其弟曾國荃的詩中,道出了當時的境況和心態:

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無獨有偶,二十年之後,他的兒子曾紀澤在萬里之外的英倫,也寫下了意象相似的詩文:

不可淹留是歲華,鬢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戀棧空餘豆,頗欲安爐去煉砂。

故國音書多懊惱,中年詩集半傷嗟。

低頭一拜陶彭澤,萬事乘除問酒家。

詩中提到的屠羊說和陶彭澤是什麼樣的人?有著怎樣的嘉言懿行竟令聲名煊赫的曾氏父子對其頂禮膜拜呢?

屠羊說重義輕利 備受推崇

屠羊說是《莊子》中的一個人物,故事是說春秋時楚昭王喪失了王位,屠羊說跟隨昭王逃難。後來,昭王回國又奪得了王位,要賞賜跟隨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說。屠羊說卻說:「大王丟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職業;現在,大王恢復了王位,我也恢復了從前的職業。既然我的俸祿已經恢復了,又何必再行賞賜呢?」

昭王執意要獎賞他,屠羊說說:「大王失國,不是我的罪過,我不能接受懲罰;大王復國,也不是我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接受賞賜。」昭王打算接見屠羊說,屠羊說又說:「根據楚國的法令,只有建立大功的人才能覲見國王,而我的智謀不足以保存國家,勇力不足以殺死敵寇。吳軍進攻郢都的時候,我是畏懼艱難而逃避,不是一定要追隨大王。現在大王要違背法令來接見我,普天之下,我沒有聽說過這種做法的。」

昭王覺得屠羊說雖然地位卑賤,然而陳義甚高,準備讓他擔任三公的職位。屠羊說說:「我知道這三公的職位比在集市上屠羊地位尊貴得多,所得的俸祿也優厚得多;然而,我怎能貪圖高官厚祿而使國王蒙受妄施的惡名呢!我不敢當,還是讓我回到集市上繼續從事屠羊的職業!」最終沒有接受昭王的賞賜。

作為一個重義輕利的典範,屠羊說備受後人推崇,《新唐書》裡就記載了一個名叫李渤的人的事跡,展現了與屠羊說同樣的精神風貌: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

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言:『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

陶彭澤不慕榮利 忘懷得失

至於曾紀澤詩中的陶彭澤就是陶淵明,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因曾做過彭澤縣令,故有此稱謂。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常常為人們津津樂道。他曾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他這種不隨流俗的心境和行為在後世也深得嘉許。

《宋書》說他「少有高趣」。《舊唐書》讚頌他是「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宋人洪邁在他的名作《容齋隨筆》裡更是稱譽他「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

不論是深為曾國藩推重的屠羊說,還是曾紀澤心嚮往之的陶彭澤,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不縈懷個人的名位和待遇,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們對其產生了心靈感應。

曾國藩宦海沉浮 明哲保身

時至晚清,政象紛紜,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國藩達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謂名既大,謗亦隨之。在他享有極大極高尊崇的時候,非議之音也紛至遝來,「左列鐘銘右謗書」。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輕。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曾國藩,又經過多年宦海沉浮的歷練,深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的道理,意識到「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這樣,才能「持盈保泰」。也難怪曾國藩對屠羊說如此崇拜了!

曾紀澤斡旋外交 交涉不利

曾紀澤(1839~1890年),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子。曾國藩死後,曾紀澤襲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幹才,他被遴選去從事外交事務。1878~1886年間出使英、法、俄。1879年因崇厚簽訂的《裡瓦基亞條約》喪權太甚,舉國嘩然,清政府迫於輿論,拒絕批准條約,並於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兼充出使俄國大臣赴俄談判,力圖挽回損失。

面對如此不利局面,曾紀澤不避艱辛,決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曾惠敏公遺集》卷三)。他分析形勢,認為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後,財力已大受損傷,且與英國等國有矛盾,不會再對中國發起一場戰爭,俄皇與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結之意。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駐紮西陲,可以作為後援,因此,事情猶有可為。經過一番艱難的鬥爭,反覆辯駁,終於於1881年重新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爭回了部分權益和領土。這是曾氏一生中最為光彩的一件事,為其生前身後贏得了美好的聲名。

但是,在不久以後的中法戰爭和中法交涉中,曾紀澤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極為痛心的打擊。作為行走在外交第一線的使臣,他有責任和權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對時局的設想,曾紀澤忠誠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努力向最高決策者進獻忠言,希望能為國家再爭得一線生機。

本來,經過二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中國的國力已經頗有些氣象,而法國經過普法戰爭的失敗之後,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統籌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場上與之一決高下,在談判桌上與之騰挪週旋。然而當時的清政府實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審時又昧於大勢,仍是一味地妥協退讓,致使曾紀澤的真知灼見在中法交涉中沒有發揮積極的效用。交涉的不利結果和來自國內的訓示讓他懊惱,他深感自己的無力與無奈,思忖年華漸逝,鬢髮已衰,他只能隨緣了。此時,陶彭澤閑靜、淡遠的人生態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

(文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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