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作惡的親身經歷(圖)

2017-10-09 08:12 作者: 嚴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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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生育
計畫生育的雷人標語(作者博客)

【看中國2017年10月9日訊】隨著當局所謂「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世界上最善於健忘的中國人,正在逐漸淡忘那場所謂「計畫生育」的浩劫給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所造成的災難性痛苦。不管當局是迫於人口老齡化的壓力,還是擔心「人口紅利」已消失殆盡,能終止「一胎化」的野蠻政策都可算是個「進步」。然而需要提醒國人:計畫生育這個惡魔並未離開中國。日前當局已公布所謂的相關政策,凡生育第三胎或以上者,北京徵收罰款是57275元,農民是22310元。不過不叫「罰款」,名字非常有「中國特色」,被「文明」地稱作:「社會撫養費」。但更具諷刺意義的是,由於物價、房價、醫療費、學費……一日千里地飛升,許多人已不敢生二孩。於是有人擔心照此下去,當年計畫生育曾有口號是「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今後會不會出現「一人不生二孩,全村人工授精」的口號呢?別以為這是笑話。生育權也是基本人權之一。而在一個人權缺失,把婦女生育當「牲口配種」來管理的國度裡,什麼「人間奇蹟」都可能出現。

筆者在那計畫生育強推「一胎化」的年代裡,由於在醫院混飯吃,也曾參與作惡。下面就是我的親身經歷。

我1972年把所謂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後,於1973年和當地一個20歲的農村姑娘結婚。1974年我們的大女兒來到了人間。當時計畫生育政策的口號是「一個好,兩個可以,三個堅決不要」。我們一胎當然無問題。但我妻子說「農村沒有個男孩,下田栽秧,打穀,耕田女孩怎麼能行?」所以我們還是一心盼著有個男孩。說句玩笑話,也許是天從人願或許我從來沒作過惡,所以1977年我妻子生下第二胎,是我戴上醫療用的手套把他接下來的,果然是個男孩。

還沒等我們高興完,大約就十多天吧,上面的「獨生子女」(就是國際上稱的「一胎化」)政策,就「雷霆萬鈞」般的貫徹下來了。哪怕你是要臨產的第二胎也必須「人流」拿下。所以我的親友,都在逗趣時指著我這兒子說「娃娃,算你腿長跑得快,再慢一步……」大家笑了,不好往下說了,言下之意還有活命嗎?我的一位今已作古的難友劉旭初君(原國軍上校團長),摸著孩子的頭,用祝福的口氣說「娃娃,你剛出世就大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啊!」我說「我們這些政治賤民敢想什麼福啊?還是東坡說得好:但願吾兒愚且魯,無災無難是公卿」!

當時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監獄醫院也奉命協助當地搞好這場據說有偉大政治意義的「計生運動」。我作為醫院一名「就業醫務人員」,目睹了當時的一切情景。可以說當時那個陣仗,對待懷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像捉拿罪犯一樣的對待。與我50年代看見的「鎮反」運動也區別不大了。光看這些大書特書在牆上壁頭的標語、口號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誰敢違反計畫生育就叫他傾家蕩產」!這還算是「溫柔」的。再看更嚇死人的:「寧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個」,「寧增千座墳,不得多生一個人」,「寧要家破,不能國亡」!完全可以說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來強行「人工終止孕妊」(聽,這詞兒多科學文明!)的農村婦女,特別是已要臨產的,一個個哭哭啼啼,面目淒慘,如上刑場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別是當她們看見被墮下的死嬰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這不是什麼封建思想,「無後為大」,而是農家必須要有個男子漢勞動力。我親見一個農婦,衝著那些幹部,連哭帶罵地說「我的兒女要像你們一樣可以坐辦公室,那生兒,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沒關係,不要緊)。話雖粗,卻是農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車玉生先生,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骨科專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於是成了當時該監獄醫院頂尖的技術骨幹。當然這次也少不了要他來唱主角。他是極不願幹,私下對我說「我一輩子當醫生都是救人的命,這回倒好,叫我來殺人」。其實這「殺人」技術上並不複雜,初級衛生人員也能學得會。當孕婦臥於床上,通過聽胎心音確定胎兒在子宮內體位後,左手卡住胎頭,右手把裝有「雷佛奴爾」藥液的注射器用長針頭由腹壁刺入子宮,當你在進針中,手上產生「落空」的感覺時,針頭就已刺入胎兒的顱腔,立即注入藥液,孩子幾秒鐘就死了。

有一天來了個馬上就要臨產的孕婦,又哭又罵也沒用,正當她被按倒在手術床上,車玉生正要對她施行「人工終止妊娠」術時,孕婦大叫:「醫生,做好事救我兒一命,我一輩子也記得你呀」!我在旁當助手,看見車醫生的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這時那些「計生幹部」便大聲叫道:「車玉生,不要理她」!我見車突然一下子好像橫下了一條心似的,就把針刺入產婦腹內,在產婦慘叫聲中,車玉生把藥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針,我連忙用紗布把術口蓋上。這時車玉生把注射器一放連手套都忘了取下,轉身便走,邊走邊罵道:「鬧,鬧,你再鬧也要作手術」。我當時心裏也納悶,「今天車老師幹嗎這麼大的氣?」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針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屍體,可這孩子「哇」一聲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產婦的丈夫,婆婆,還有個像是嫂子吧,聞孩子哭聲像瘋了似的,一齊衝上來抱孩子。我連忙大叫「慢,胎盤,臍帶還沒處理好」!我於是剪斷、結紮臍帶,用濃碘酊在臍帶殘端消毒、包紮。這時計生幹部過來說「老鄉,我給你孩子打針破傷風預防針」。我一聽,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說話,只好對那農民眨兩下眼睛,而貧下中農偏要相信「階級敵人」的暗示,他們抱起孩子就跑,說「鬼傷風我都不打」。

二十年前,有人指著一個小夥子對我說「這就是二十年前你們救的那個孩子」!他今年該四十歲了,和我兒子同年。

我後來私下悄悄問車醫師到底是怎麼回事?車嘆口氣說:「我看著孩子母親那麼慘,實在下不了手。我姓車的這手上幾十年的功夫,針頭在哪個位置,還能不知?所以藥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裡,孩子當然不會死」。我說「那你發氣罵人幹嘛」?他罵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副要堅決執行的樣子,將來如何推說是技術失誤」?我伸起大姆指,用電影上「皇軍」的口氣說:「你的大大狡猾狡猾的」。

果然後來公社「計生辦」的人就說車玉生是「階級敵人破壞計畫生育」。那正是華國鋒「抓綱治國」時期,這罪名可殺頭的。可監獄方面不想理這事,一則他們對車玉生技術很看重,因為監獄遠離大城市,當時交通很不便,誰家敢說不遇突發重病?有個高水準的好醫生心裏踏實得多。二則他們自己的老婆也要強行安環、結紮,對此一肚子氣,只是不敢說出口。所以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說:「這技術操作哪個有百分之百把握?你們公社醫生那麼能幹,你們以後自己搞嘛」。當時我們這醫院技術上在附近方圓百裡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幹部和家屬得了大病都只有來找我們,所以他們也不願太得罪人,最後便不了了之。

有人說計畫生育,人人都得過關。我已有了兩個孩子,夫妻中必須有一人結紮輸卵管或輸精管。計生官員說,結紮後對人沒有影響。這話信不信由你。但我們這些懂點醫學的只能嗤之以鼻。一間房子門窗損壞了都要影響其美觀安全,何況一個人體的器官。而這輸精管或輸卵管,是精子或卵子的正常的生理通道,一旦被扎斷,精、卵無法排出,所以脹痛反射到腰背部是常見的後遺症,有的人短時間後可逐漸減輕,有的長期存在。我妻子在農村干重體力農活,更害怕後遺症,只有我去結紮。

我既對後遺症存在恐懼,更感到一種無辜受害的忿怒。計畫生育國家的政策明文規定,是鼓勵、指導和個人自願選擇避孕的方法,我可以選用藥物或器具避孕,反正不再生育就行了。可這一切好像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對中國人當時只要有了兩個孩子就得一律結紮。這是哪來的道理?長在我身上的器官,又沒有去招惹誰,又沒有攜帶、傳播薩斯、愛滋病毒,沒有危害任何人或社會,你非要把我的器官破壞了,置我痛苦於不顧,你才心滿意足,這是哪來的道理?我還有一點人權嗎?——可是這一切在當時不但是「資產階級反動謬論」,而且自己還戴著「反革命」帽子,怎麼敢反抗?但弱者不敢「硬碰」還可「智取」。

在這醫院裡,我當時還有個「鐵哥們」於醫生,原是瀘州市一家醫院的外科醫生。因「收聽敵臺反革命罪」被判刑,和我一樣已在監獄醫院「就業」了。我兩個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平時在一起什麼「反動話」都敢說。他當時就在醫院負責作輸精管結紮手術。我便去找他請他幫我做個假手術。他問我怎麼做?在文革中我們醫院搞過一個所謂「新醫療法」,就是按針灸穴位,「局麻」後切一個小口,用止血鉗把一個醫療用羊腸線頭塞進去然後縫好術口,又叫「埋線療法」。當時吹噓是「毛澤東思想和祖國醫學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包醫百病。當然是鬼扯蛋,什麼病也醫不到。但這羊腸線對人體並無害,幾個月後就被人體吸收了。我就是從此事中得到了啟示。

我便對於醫生說「就在陰囊結紮輸精管的解剖位置上,切個小口埋進一個羊腸線頭,從外摸就像結紮了輸精管一樣」。當時還不像今天這樣造假成風,遍地都是假貨,清華大學博士都有假,所以我這個富有「創意」的造假設想,還真有點「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逗得於醫生都笑了,他說「你這個鬼聰明拿去哄外行或草包醫生還是可以,但有經驗的外科醫生一摸就穿幫了」。我說「這醫院的好外科醫生除了你就是車老師,其他那些幹部醫生都是吃政治飯的懂個屁?車老師那裡我說得通」。所以他最後就同意了。其實太簡單,趁大家午休時,幾分鐘就把這個「手術」完成了。出證明拿到院辦公室去蓋個章,就叫我愛人拿去他們公社計畫生育辦公室交了差。

正當我慶幸過了關,沒想到公社那些計生幹部,醫學上一竅不通,「政治警惕」卻高得很。他們開初是懷疑因我在醫院上班會不會是偷的一張假證明。他們也太低估政治犯的智商了,於是便來問院長。院長便叫我去問。我說,「於醫生給我做了手術十多天了,可以檢查嘛」。那計生幹部和我們的院長兩個都是所謂「工農幹部」,什麼叫輸精管也不懂,只好去叫來一個獄吏醫生。一個衛校劣等生,分配給哪個單位人家都不要,只好來監獄醫院管囚犯。他連輸精管的位置在哪個地方都不大清楚,在我陰囊上亂抓亂捏。我便乘機大叫「痛」,身子也亂扭,他就更沒法檢查,他下不了臺,為了保全面子便罵道「這傢伙不與醫生合作,我不檢查了」。院長說「那咋個辦」?他一賭氣便說「去叫車玉生嘛,人家不是技術權威嗎」?我一聽,差點要說「謝謝」。

車老師來一檢查,當然說我是「做了手術的」,那些「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幹部,也只好聽「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結論了。不過下來後車老師罵我「你下次再去搞這些鬼把戲,我不得管你了,害得我都去說假話」。我說「謝謝老師,這種事哪還會有下次?」他也笑了。一個弱者能在那樣黑暗可怕的環境裡,打贏這場「器官保衛戰」,也可算是個捍御人權的小小奇蹟了吧!

我都以為從此再不會與計畫生育打交道了,因我們根本就不打算再生育,哪供養得起?時序如飛,十幾年過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兒子都高小畢業了,一場計畫生育的飛來橫禍卻找上門來。

我妻所在的石鼓公社柏林大隊,張,是大姓,佔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十。我妻子在4隊叫張甫英,柏林1隊也有個叫張甫英,同名同姓,卻比我妻小近十歲。1隊的張甫英在公社計生技術指導站做了一次「刮宮」手術。那些公社計生幹部不瞭解調查,就以為我妻又懷了孕。一大幫人如同電影上「皇軍」進村「掃蕩」一般衝到我家來,要捉拿我妻子去公社強行結紮。來時我家只有我兒子一人在。他們抓不到人,見我家有臺新買的黑白電視機。當時算是一樣高級商品。於是不問青紅皂白,就要搶走電視機。我兒子見狀便加以阻攔,說「你們要搶人呀」!公社的所謂「毛公安」走上來一巴掌將我讀小學的兒子打倒在地,孩子哭都哭不出聲了,他馬上又掏出手銬將孩子銬上。電視機被搶走,他還要把我兒子抓走,激起左鄰右舍農民的公憤,說「你有事抓大人,怎麼抓娃娃」?「毛公安」竟說「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法者,哪個敢妨礙我執法」?最後在農民的一片抗議聲中,他才把我兒子放了。

當時我在名義上也叫公民,不是階級敵人了,便依法進行控告。可是縣上任何部門都不受理。我提出相關證據,他們也知是同名同姓搞錯了,但竟稱計畫生育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不能傷害計生幹部的威信和積極性」。不但打我兒子,對孩子非法用刑具不處理,搶去的電視機也不退還。還美其名曰「一切法律政策都要向計畫生育傾斜」。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法律竟可不要公正而「傾斜」。無異於說,胡作非為都不糾正。

後來我在成都的二哥,通過當地有關部門,告知他們,我們的三哥嚴家驍已由臺灣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們家系僑屬「請保護僑屬的合法權益」。他們出於怕造成「海外負面影響」,才由縣僑辦、計生辦,會同公社計生幹部及監獄計生部門把我家召集來一起開會。會上縣計生辦那位楊主任說:「鑒於嚴家偉是僑屬,我們把國家計畫生育的政策都扭彎來遷就你們,把電視機退還給你們,其他的事就不要說了,這事不許對任何人講,特別是國外的人,誰講了,後果自負」。接著又指著我兒子說:「你要好好學習,擁護共產黨呀,這都是黨的政策英明」!他們把同名同姓的張冠李戴,亂冤枉人,他們打孩子,銬孩子,胡作非為,一句「其他的事不要說了」便完事,這能叫「扭彎政策來遷就你們」嗎?反而好像我們家欠了他們好大一個人情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會兒法律可以「傾斜」,一會兒政策又可以「扭彎」,真不明白中共政府官員有好大的權力。

一轉眼又是幾年,我都快要所謂退休了。人家看我老了,又有病,眼睛也差了,有些技術操作很難達到要求了,於是叫我在醫院收費。有天與一個來看病的農民閑扯中他告訴我,當年那個打我兒子的「毛公安」,原是個農民當兵回來,公社臨時聘用的治安員,現已解聘回家了。我也未太在意。半個多月後,一個病人用擔架抬來要住院。我見此人好面熟,卻想不起是誰了。一個農婦好像是他的妻子把一張入院證遞交與我。我一看入院診斷為:肝Ca。這是個醫用術語,意為肝癌。我便問她帶了多少錢?她說「只有幾十元」,我說「這麼大的病,不交幾百元住不了院」。他妻子說「哪有錢啊,豬都賣了」。我說「去找親友借點嘛」,她一下哭了說「他去搞那個計畫生育,把全公社的人都得罪完了,去找哪個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這不是那個「毛公安」嗎?我當時一下控制不住自己,便指著他說「原來是尊敬的毛公安呀,你不是在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執法嗎,怎麼還不如我了?我還可以享受公費治療呢」。他妻子連忙問「老師,啥子事啊?」我幾乎暴怒般地吼道「你問他當年幹些啥事?我家根本沒違反計畫生育,他們自己搞錯了人,他把我才十二、三歲的兒子銬起來,差點把我兒子打死了。要住院呀,交1,000元來,我馬上給你辦」。其實當時交幾百元都勉強可以,我是故意氣他,而現在肝癌自費住院,5,000元也怕不行。

他的妻子在一旁只是哭。這時「毛公安」才從擔架裡有氣無力地說道「嚴老師,過去的事對不起,不說了嘛,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見此情景,心一下子就「軟」了,而且察覺到自己做過分了。人家再錯是幾年前的事了。今天別人是來求醫的,自己羞辱別人,明顯有違醫德。於是我把態度緩和下來,說「好嘛,好嘛,老毛,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了。你去至少準備兩三百元我給你辦入院手續好不好?」他淒慘一笑,絕望地搖搖頭……

不久就聽說他去世了。他也是個窮苦的農民,只因一心想擺脫窮困,被別人利用來當槍使。他害了人,同時自己也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

我現在已進入垂暮之年,有時還在惡夢中看見那一個個被「人工終止」了孕期的死嬰,血淋淋的,醒後一身冷汗。別人又會原諒我們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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