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曠世冤案:數千人酷刑後被處決(下)(圖)


中共統治下冤案無數,此為文革中的殺人場面。
中共統治下冤案無數,此為文革中的殺人場面。(網路圖片)

接續〈中共曠世冤案:數千人酷刑後被處決(上)〉一文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開了濫抓濫殺的大門。在這場紅色狂潮中,約有6350餘名黨政軍幹部死於非命

時間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從上海發來了《中央給閩粵贛特委信──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根據特委劉肅「社黨」的報告,作出了具體的指示:「閩西的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及其他地方的改組派等,都是敵人積極地打入到黨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活動。從蔣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個的聯繫和計畫的,必須予以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

鄧發、林一株等人閱過此信,精神格外振奮。在這之前,他們對於處決林梅汀等17名「社黨」分子、出兵討伐傅柏翠,心裡有些不安。現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說明他們是幹得對的!林一株尤其激動,在其後的傳達中央指示的會議上,林一株喊出了「抓盡一切社黨分子,殺盡一切社黨頭餘」的口號。

會議結束的當晚,林一株指揮抽調來的一個營,將與盧肇西一道被捕的紅12軍的40多個排以上幹部,每人用長繩捆住一隻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裝的戰士押著「移牢」。當經過一處僻靜的山坡時,突然停下來,宣布對這些人處以死刑。為要節省子彈,沒有開槍,一律用馬刀砍,用梭鏢刺,然後挖大坑集體掩埋。臨近午夜子時,林一株親自指揮一個排,一鼓作氣地處決了曾牧春、謝憲球等15名「社黨」分子。

肅委會夜以繼日地在行動,不停地抓人殺人。各縣的肅委會也不甘落後,掀起了清肅「社黨」的高潮。有的地方層層加碼,以示鬥爭的堅決。改組後的永定縣委作出規定:「如有各級黨部及機關不堅決地執行肅反方針,宜當徹底改造。」「應把反『社黨』工作中表現猶豫的堅決清除出黨。」而在實際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認為肅反行動不力,或表現出思想上的猶豫,就會被戴上「社黨」分子的帽子,抓起來予以刑訊。這使得幹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現出積極投入鬥爭的姿態,以求自保。一時間,肅「社黨」成了黨政軍機關、民眾團體一切工作的重心。

運動鋪開,各地抓捕的「社黨」分子越來越多。按照林一株在虎崗審判大會上宣布的三條懲辦原則,起初的半個月,各機關、單位和部隊無論抓捕犯人還是處決犯人,都得上報肅反委員會,取得批准。後來要抓要殺的人越來越多,肅委會來不及作出批復,乾脆下發了一個檔《閩西蘇維埃政府第25號通告》,作出了新的規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以先執行,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

第25號通告的新規定,打開了濫抓濫殺的總閘門。狂潮起處,人頭紛紛落地。被處決的「社黨」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級黨組織、蘇維埃政權中的中堅分子,相當部分是閩西各地紅色區早期的創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獲「社黨」機關,出現的名稱由「社黨」支部,上升到總部,直至各級「特委」。閩西蘇區的最高紅色政權──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與候補執委,半數以上的人受到牽連。有的正在主持會議,就被突然而至的保衛幹部,用一根繩子反捆兩臂,鎖住喉結,在人們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龍岩縣委,曾三次宣布破獲「社黨」地下縣委;就是一些區鄉的少年先鋒隊,也發現了「社黨」組織。

之所以那麼多的黨員、幹部被打成「社黨」分子,主要是根據口供抓來的,抓來就審,以刑逼供,然後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黨」分子沒有明確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檔規定,一些平時工作上犯有錯誤,或者消極落後的幹部,一概可以視做「社黨」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號」文件中規定的那樣:「這些分子,雖然不是社黨成員,但實際上是社黨的表現,是社黨發展的物件。」左傾到了極點的肅反路線,有如一張疏而不漏的天網,只是需要,什麼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縣委,是處決曾牧春後改組的,由原縣委常委、秘書長張覺先代理書記。張主持縣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縣肅反委員會主席在全縣的黨團聯席會議上宣布是暗藏的「社黨」,就被逮捕起來。同時被捕的還有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鄭世明等13名幹部。這些被破獲的「社黨永定縣黨部」成員們,只在臨時牢房裡關押了一夜,每個人「過堂」一次,翌日上午一處山野荒地就成了他們的歸宿。一個代理縣委書記,竟由一個縣委屬下的肅委會主席主宰了命運,在「肅反中心」論指導下,當時政權混亂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中共杭武縣第五區的區委書記伍超然,沒有及時按照縣肅委發來的名單抓捕「社黨」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趕來的特派員下令逮捕,被抓的還有區委的主要幹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區舉行公審大會,集體處決這個升格為「社黨杭武特委」的成員們。根據杭武縣肅委會1931年6月1日編的《革命法庭》記載,這12個幹部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歲。

濫抓濫殺的紅色狂潮,衝擊著閩西蘇區的每一個角落,引起黨內外幹部、群眾的極大恐慌,不少幹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莊的農民也集體逃離;至於紅軍部隊當中,有的戰士害怕突然間災禍臨頭,相邀開小差逃走;還有些地方的幹部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被迫進行武裝對抗。

杭武縣第三區,因為沒有在討伐傅柏翠時跟著去打北四區,從區委書記何登南、縣赤衛大隊直屬的三大隊政委陳錦玉,到一些鄉蘇維埃幹部、赤衛隊戰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為「社黨」分子,拘押於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鎮。暫時沒有被抓的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邱子庭等人,眼看著這麼多的同志、戰友,將要背上「社黨」分子的黑鍋做死鬼,大家又氣又急,就扣押了專門檢查肅反工作的肅反委員會副主席羅壽春,強硬地逼迫他手寫了釋放關押在白砂鎮的200多名「社黨」分子。拿到條子之後,李真指揮第三大隊圍住了幾處臨時牢房,迫使守衛人員放出了這些人。

中共閩西特委在獲知這一消息後,認定是一場「社黨」發動的反革命暴動,立即調集紅12軍一個團開赴杭武第三區,消滅第三大隊。5月29日,被包圍的第三大隊除少數人突擊逃走,大部分被繳械拘捕,前幾天被救出來的人也多數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開緊急會議,作出決定:「對於已經歸捕的『社黨』分子,應多方設法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見於《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關於杭武第三區事變的決議)

巨大的災難降臨了。路邊的許多群眾心房在顫抖,在痛苦地流血。他們閉上雙眼,不願意目睹那悲慘的一幕:李真、張純銘等第三大隊的幹部,包括許多戰士,被武裝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腳下,從那兒傳來了一陣陣槍聲……

紅色狂潮的猛烈蕩滌,使得閩西蘇區元氣大傷,損失極其慘重,究竟有多少黨政幹部和紅軍官兵蒙冤而死,歷史檔案沒有留下確切的記載,只是在上世紀80年代,經過各級組織和民政部門的調查核實,才大體有了一個數字,即能夠統計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犧牲者,計有6352人(見於1986年5期《黨史通訊》中《閩西「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從保留下來的歷史材料中,可以看到當年「印記」。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2月19日,在給閩粵贛省委的信中講道:「這一非常事件,給閩西黨的創傷是嚴重的,黨員人數由原來的8000人減為5000人不到。」閩西團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給蘇區團中央的報告中,也講到團組織陷於癱瘓的情狀:「全區30個區委中,只有1個區委能勉強維持工作。團的組織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務,發生極大的困難。尤其是新幹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錯雜無緒。」比各級黨政組織解體、渙散更為嚴重的是,在面臨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的嚴重敵情下,大批紅軍指戰員在清肅運動中無辜受害,致使戰鬥力嚴重削弱。中共閩粵贛特委於1931年5月1日給永定縣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紅12軍在這次清肅之後,內部的確萬分成問題,戰鬥兵的減少,指揮員的缺乏,以及士氣勇氣的減低,這決不是東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決的。」由於紅軍力量的削弱,國民黨軍隊加緊了對閩西的進攻,蘇區的紅色政權由原來的48個區,銳減到22個。

四、閩西的「肅反」受到嚴厲批評,「災星」林一株受到嚴懲。周恩來抵閩西後,全力糾正肅「社黨」的錯誤

7月中旬的閩西,正值盛夏炎熱,中共閩粵贛特委的人事有所變更。7月8日,特委書記鄧發奉調瑞金,其職務由盧德光接任。7月12日,從上海繞道香港再抵閩西的盧德光來到永定。

張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來檢查工作的閩粵贛省委組織部長羅明,敏銳地意識到一種轉機的到來。他們分別找盧德光,介紹蘇區肅「社黨」的情況。盧聽了他們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強烈地感覺到大規模的肅「社黨」運動給蘇區帶來了嚴重的危機,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他感到憤怒,用兩天的時間向中央寫出了反映閩西肅「社黨」情形的報告。7月18日,盧德光主持特委會議,作出一項重要決定:撤銷肅反委員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處,以郭滴人為處長,林一株降為副處長。

隨著改制的各縣政治保衛局,接到了上級的通知:今後不可隨意處決「社黨」人犯,不可再憑審訊口供抓人,抓人須經保衛處批准。

猶如潰倒的堤壩得到了修堵,攔住了洶湧的水流,濫抓濫殺的現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轉機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給閩西發來了指示信,對閩西如此大規模地清肅「社黨」,表示了非常驚訝和不滿,嚴厲批評閩西的肅「社黨」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擴大化、簡單的懲辦主義和依靠刑訊三大錯誤。這是人們所看到的第一個對閩西肅「社黨」持全面否定的檔。

此時黨中央對閩西肅「社黨」的態度與以前大相逕庭:4月4日中央在給特委的指示信中,是「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這時候的中央,有一個誰在主持各蘇區肅反工作的問題。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兩個多月內,打著「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旗號而上臺的王明中央,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通過王明、向忠發等人,實際操縱中共黨的。因此,4月4日發給閩西的指示信,帶上了比立三路線還要左傾的印記。時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變動,周恩來重新主管軍委,情報、通訊、鋤奸都歸屬於他。中央於8月下旬發給閩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來依據了盧德光的客觀翔實的報告而寫的。

中央的來信,使閩西蘇區情況突變。9月28日,正在睡覺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衛處的行動科長與4個戰士出現在他面前。科長說了一句「上級決定審查你」,戰士們便毫不客氣地給他穿上棕繩「馬甲」。同是這天晚上,原肅委會副主席羅壽南、閩西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長張丹川、勞動監察部長熊炳華等8人,分別由保衛處逮捕。

9月29日上午,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97號通告,宜布林一株為閩西「社會民主黨」的特委書記,張丹川、熊炳華等人均係特委成員。

又是一聲炸雷落地,將軍民們震得目瞪口呆:原來林一株幾個人才是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社會民主黨頭子!難怪,這些窮凶惡極的反革命,殺害了我們那麼多的同志,還留他幹什麼,為許許多多冤死的同志報仇!越快越好!特委書記盧德光不管走到哪裡,都有人圍住他發出泣訴和呼籲。

罪惡累累、民憤極大的林一株,到底難逃罪惡。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黨」萬惡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與之共同斃命刑場的還有羅壽春、張丹川等8人,他們是背著同一罪名赴黃泉的。

將林一株等人從速正法,對於穩定肅反造成的混亂局面,安撫義憤難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為「社黨」首領,同樣是毫無根據的羅織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個人品質惡劣,政治上野心勃勃,為要達到個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肅反大權為非作歹,這是事實,但給他戴上那樣的罪名,卻是錯誤的做法。其實,他哪裡又是什麼「社黨」的特委書記呢?

處決林一株,並不標誌著閩西蘇區肅「社黨」的運動徹底結束。在各縣的政治保衛局,還關押著不少「嫌疑犯」,等待處置。另外,對於這場死了那麼多人的政治運動,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說法?如何做好善後工作,這些問題都擺在那兒。盧德光與張鼎丞、郭滴人等人,為此多次計議過,打算開完全蘇「一大」再說。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張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會議結束的翌日上午,兩人結伴來到沙洲壩元太屋,看望已經是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

由紅軍總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見到閩西蘇區地方黨的兩位領導人,非常興奮,拉住兩人的手問長問短。話沒有說多久,毛澤東將心中掛記已久的事提出來:「聽說閩西的肅『社黨』搞得蠻厲害,現在是怎麼個樣子?」

張鼎丞、郭滴人正是帶著這個問題來向毛澤東討教的,不由地向他詳細訴說起來。

毛澤東聽完張、郭感情沉痛的匯報,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長歎,沉聲而道:「太可怕了,這樣地搞,不等敵人來打,我們自己就要垮臺的。這樣所謂的鬥爭要立刻停止,馬上放出那些還在關押的人!」隨後,毛澤東問起傅柏翠的情況,並說:「像他這樣的同志,應該團結,尊重,決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閩西,作用會更大的,可惜呀!」

在臨別之前,毛澤東批了500元銀洋給閩西,用於善後工作,撫恤被害同志的家屬。

張鼎丞、郭滴人回到閩西後,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閩西蘇維埃政府的名義下發檔,指示各縣的政治保衛局,無條件地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社黨」嫌疑分子,堅決停止抓人。各級蘇維埃政權要對被害人員的家屬予以撫慰,擠出財力加以撫恤。隨後,特委與閩西蘇維埃政府聯合組織了6個工作組,來到各縣督察這項工作。

閩西蘇區對肅「社黨」嚴重失誤的自我糾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員」──前來就任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支持。

周恩來是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的,於12月18日到達長汀。一路上,他與沿途護送的人員談話,與駐地幹部交談,瞭解到閩西肅「社黨」的情況,劉閩西肅反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及嚴重後果十分憤慨、焦慮。12月18日在長汀住下來的晚上,他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急信。信中寫道:「我進入蘇區雖只3日,但沿途所經,已見閩西在解決社會黨問題上,造成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信中尖銳地指出:「閩西的肅反有許多的失誤,靠的是刑訊逼供,他們處理的方法之錯誤,如中央歷次所指示的殆過之無不及。」周恩來在信中講道:「目前問題已很嚴重,建議中央作一有力決議指示此間,以便盡快處理這一事件。」

周恩來的「伍豪自中區來信」,轉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經過研究之後,專門針對性地發出了指示信,對閩西蘇區肅「社黨」的嚴重失誤,再次作了嚴正批評,指出:「這種錯誤在閩西蘇區已經造成非常嚴重的現象,若不及早糾正,閩西蘇區的發展與鞏固是絕對不可能的。……閩西肅『社黨』嚴重失誤,在於肅社黨的鬥爭不但沒有造成廣大工農兵群眾對於社黨的仇恨,對於共產黨的熱烈擁護,而且反使群眾懼怕共產黨,使群眾對共產黨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從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這種錯誤的繼續存在,要求閩西黨組織立刻同肅反中的嚴重錯誤作最堅決的鬥爭,最徹底地站在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上,檢討在肅反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閩粵贛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長汀縣城召開。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中央關於閩西肅「社黨」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沉痛地承認「省委在指導肅『社黨』中犯了重大的指導性錯誤。沒有從階級力量的劉比上來觀察『社黨』,誇大了『社黨』的力量,不相信群眾幾年來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這就發生了唯心的推測,和肅反中心論,甚至對黨員對群眾都不敢相信。(見於《中共閩粵贛蘇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閩西蘇區洶湧澎湃的紅色狂潮,被徹底遏制住了。其後,隨著對這一事件展開的各種調查證明:所謂的社會民主黨,在閩西蘇區根本不存在,純係子虛烏有!乃是一場完全錯誤的曠世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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