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朋友落難時 我沒敢挺身而出……(圖)

2020-01-11 16:18 作者: 丁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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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夏的一天,一切快樂戛然而止,那個夏天,我們都成了隨時可能被專政的邊緣人物。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一切快樂戛然而止,那個夏天,我們都成了隨時可能被專政的邊緣人物。(網絡圖片)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上課已經被停止,教室也被本班的五六位紅衛兵佔領。

整個城市乃至整個中國被夾持在持久的「破四舊」、抄家、遊行、打砸搶的瘋狂喧囂中。她「全副武裝」(舊軍裝軍帽、皮帶、殺氣)颯爽英姿地走進教室,雙手叉腰來到我們面前,用手抖了一下她的褲腿,「瞧,這些血跡,就是我們昨天晚上打人濺上的。」

後來,我們聽說:那天晚上,她(他)們,用皮帶活活地,將我們圖畫老師的妻子及岳母打死,中間還學著電影裡常見的審訊革命者的場面用井水澆醒昏死的受打者,然後繼續抽打。一直到兩個婦人已然死了很久,他們還在打。他們都是十五六、十七八歲的青春少年,已經在最好的學校接受了七至十二年的新中國教育。

這就是浙江省杭州市第四中學1966年「文革」初美術教師俞之清的妻子和岳母被打死的事實。

「她」是我同班同學。

1966年的文化革命,對於我自己,就這樣拉開帷幕。血腥接踵而至……

(一)

曾經在少年時寫過一篇作文:《我的同學LYJ》。

那時候作文,不僅老師出題目,還有範文在課本上,經老師的段落分析:第一段,外貌;第二段,性格特點;第三段,記他的一件事;第四段,感想……誰模仿得好誰就會得到高分,甚至老師拿到課堂上來宣讀,那是很榮耀的。

其實,這種作文等於填表格。我們的語文課代表是這方面的高手,她經常拿到90、95分。而我的作文分數則經常徘徊在60和70分之間,不是離題了就是太短。可那一次我拿了85分,這是在M老師任教期間我拿的極限高分。

我記得我寫了「水汪汪的大眼睛」、「銀鈴般的笑聲」、「熱情、樂於幫助同學」……這些文字大多是有出處的並且廣泛引用就像我們現在每天可以聽到「鮮為人知」、「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是那確確實實又是「純屬巧合」的真實。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歡她,這也是我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寫父親、老師、班長、解放軍、貧下中農……卻寫她的原因。她聰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考出滿堂紅。她能歌善舞,是我們班的文娛委員。她讓我快樂,不論是15分鐘課間休息的瘋玩還是在課堂上狂傳紙條;不論是捉弄他人還是一起解數學題;不論是下鄉勞動還是合唱團唱歌……我們心有靈犀,快樂不可阻擋,甚至不知道這世界除了快樂還有什麼。這種快樂一直持續到1966年夏天。

1966年的夏天,一切快樂戛然而止。

一天LYJ沒來學校,然後說是她寫反動標語被抄了家、被紅衛兵刑訊打成重傷。在審訊中她辯解道:那天正在寫一篇大批判的提綱「反革命思想的資產階級……」恰逢廣播通知全體師生去操場開批鬥大會,她匆匆放下只寫了頭二字的提綱草稿在自己抽屜裡就離開了。

而這就是不知怎麼搜查到的「罪證」(難道有人時時在搜查每個人?那時又沒攝像頭)。得知這消息,我當時真的不寒而慄:這是多麼容易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疏忽啊!尤其是我這樣一貫粗心屢屢闖禍的人!我慶幸我的僥倖:災難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辯解,當然成了「狡辯」。「不認罪」則「罪加一等」,就有必要嚴厲拷打,直至她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承認,則更有理由「痛打落水狗」,還要「狠狠踩上一隻腳讓她永世不得翻身」!

紅衛兵們輪番去她家抄家,輪番拷打。聽說家裡可以撕的都撕碎了,可以砸的都砸爛了,可以拿的都拿走了。最後一次看到她,是被押解來的,好像是來辦理開除離校手續。曾經「水汪汪的大眼睛」、「銀鈴般的笑聲」、笑靨滿面眉飛色舞的她,變成了一具蓬頭垢面灰暗枯槁僵滯的散了線的木偶,後腦杓有一塊暗紅色血痂將一綹頭髮粘結成一個小鳥窩。讓人永遠無法忘記的是那目光,曾經水汪汪的大眼睛,變成呆滯的、沒有任何內容的鉛灰。

是什麼東西永遠死了!?

那一年,我們16歲。

(二)

原來我們都是班裡的好學生,學習好,十分活躍。LYJ還是班級的文娛委員。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但在那個夏天,我們都成了隨時可能被專政的邊緣人物。LYJ的家庭出身好像是「小業主、職員」,我的父親則是「反動學術權威」,稍後一些時間我父親即被關進「牛棚」。那時候周邊每天都有人被揪鬥,每天都有這家或那家被抄家。很多人的得意、快感讓我清楚地感覺:我不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分子,我是個「異類」。我曾一心努力想要擠進那個「革命隊伍」中去擺脫作為一個「異己」的恐懼。只有在革命隊伍這個群體中,你才不會孤立,你才可以在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中成為主體一員,你的恐懼才能消散。比如說,你鞭打別人你就不恐懼;而你若無權鞭打,你就隨時有被打的惶恐。可是,我是鐵定入「另冊」的,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她好像完全呆傻了,任別人揪來揪去。我沒有勇氣和她對視,我連上前道一聲別的勇氣也沒有。我當時是想要上前,卻猶豫而最終止步了,因為我害怕!

我選擇了沉默。我得向施暴者表示:反革命該死,我劃清了界限。我知道鞭子已經高高舉起——今天是她,明天就可能是我!若在那種時候上前問候道別一個反革命,其後果等於你也是一個反革命。那就一切都完了!

似乎「懲罰」並不就此算了結。她只好任由家人安排遷去了運河邊一處小鎮,那是祖上老家。再後來聽說她早早地嫁給了當地一個善良本分的鐵路工人。我猜那是因為「鐵路工人」這個頭銜和血統足以給她擋風遮雨吧。

我的16歲的恐懼:我在最要好的朋友落難時沒敢挺身而出,因恐懼而與道義失之交臂。

至今我睥睨自己。

是的,恐懼是超乎一切的強大的。

在恐懼面前,理性思考、正義、人格、親情友愛……都可能遲疑、止步。

就如猶太集中營裡看著別人受死無動於衷甚至甘為幫手是一樣的,生存恐懼下的自保。同樣,那時很多人會揭發揪鬥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志生死至交……甚至無中生有添油加醋,把屠刀指向至愛,拿舌頭舔劊子手的屁股。

而當災難臨近卻尚未降臨至我,哪怕為了苟且一時,我也得向「災主」示好,以求暫且免死。

我們曾經以為有些東西是高於生命的,而這些東西很容易就被我們背叛了。

而今我想,怎樣解釋這一切都是虛偽淺薄的!其深層和基本原因只能是恐懼——人類共有的與生俱來的生存恐懼。因為恐懼,不惜躋身劊子手的行列!

更何況,設想我若是「紅」色出身,或可擠進那個「革命隊伍」中,照我那極端、張揚、好表現的性格,我也許會是同樣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作為」。不是也許,我想是「肯定」。或許,避開面對熟悉要好的親朋;或許是某個陌生的無辜受虐者;或許是早就不順眼的「對頭」;或許於紛亂打砸中踩上一腳……我不敢往下想。

我的16歲的僥倖:我沒能成為一個施暴者的「榮幸」!

(三)

42年後的又一個夏天,高速公路的路牌顯示出了那個運河邊小鎮的名字。僅僅一個小時前,我改變了旅行路線。前方3公里,1000米,500米……我要求司機讓我在高速出口下車。

從那年LYJ被揪鬥拉走後,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見面的剎那有點兒像久別的情人,激動、興奮、一點點潮紅,手牽手。

我們坐在她那不足10平方米的小天井,聽她絮絮地述說:她的房子拆遷「不要大,夠住就好」,她的股票套牢又逃出,她的媽媽九十能飯,她的兒子媳婦孫女……她的臉頰復歸紅潤,眼光偶爾閃爍興奮的光芒,聲音依然銀鈴。我們聊著最尋常的事,聊著這些我從來不耐煩參與的千篇一律的談天內容,心靈深處波瀾起伏。

那些曾經是同學一度變成暴徒的人,是否也在某處綢繆著新房舊房、股票基金、兒女婚事?也在飯桌上絮絮地談著同樣千篇一律的內容?但他們一定不會想起那個曾經被打成重傷被毀了家被遷徙離開了我們那座著名城市著名學校的水靈精乖女孩LYJ的一生,怎樣地從16歲開始徹底改變來到這運河邊上的陌生小城。他們也許早在滾滾紅塵的革命熔爐裡集體自覺地將那些「輝煌歷史」熔化再鑄了。

我的思緒隨著天井上方的藤蔓綿延到很遠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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