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之妻救夫遭監控 感嘆:中國像是沒這個人(圖)

被「屏蔽」的維權律師 遭秘審傳被酷刑妻遭監控

2020-05-11 22:13 作者: 盧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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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代理王全璋與多名被捕律師的余文生律師,自2018年初被當局帶走之後,至今仍判決,而他的家人,包括妻子許艷,長期遭到當局的騷擾、監控,甚至是限制行動自由。
曾經代理王全璋與多名被捕律師的余文生律師,自2018年初被當局帶走之後,至今仍未判決,而他的家人,包括妻子許艷,長期遭到當局的騷擾、監控,甚至是限制行動自由。(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0年5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以及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臺援網)9日發出聲明,表示余文生律師失去了人生自由已經有842天了,在此期間還傳出他遭受酷刑或是其它虐待的消息。此外,余文生律師的家人,包括妻子許艷,長期遭到當局的騷擾、監控,甚至是限制行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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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律師余文生遭秘密審訊週年 妻為救夫奔走反遭監控

綜合中央社與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從2015年7月9日起,中國有23個省份出現大批律師與維權人士被北京當局抓捕,史稱「709大抓捕」。包括最著名的被捕律師之一王全璋,而他也已在上月出獄,但是曾經代理王全璋與多名被捕律師的余文生律師,自2018年初被當局帶走之後,至今仍未判決。

臉書專頁「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於今天(10日)下午12時34分發文表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聯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及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臺援網)今日發出聲明(聲明所示的時間為5月9日),嚴正譴責中國當局除了秘密審訊外,更至今一年之久仍然沒有不公佈審判結果。」

該聲明除了強調,「釋放余文生!追究秘審不判責任!」,也表示,「余文生律師於2018年1月19日在北京被抓,其後關押於徐州市看守所,2019年5月被秘密審訊,直到審訊一年後的今天,余文生的家人及辯護律師始終沒有機會跟他會面,法院也超過法定期限沒有宣判,亦不釋放余文生。」

該聲明表示,余文生與家人長年定居於北京,卻被關押在八百公里以外的徐州看守所。余文生的妻子許艷在這兩年多來,多次為尋夫而奔走於北京及徐州之間,「更曾被北京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傳喚審訊三次,最長被羈押19小時,並不斷受到當局騷擾、監控及限制行動自由」。

該聲明提及,「余文生失去人身自由已達842天,期間亦有傳出其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消息,各界十分擔憂余文生的人身安危」,並呼籲國際社會、公眾與媒體,持續密切的關注余文生案發展。

維權律師余文生消失兩年 妻南北奔波感歎「中國像沒這個人」

許艷為了營救丈夫,兩年多來奔波於北京與徐州兩地多達40多次,並吃盡了閉門羹。她向各司法部門發出過300多封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僅獲得「決定不了」、「沒有立案」等冰冷回應。許艷向香港《蘋果日報》感歎維權之難,「中國像沒有這個人一樣」。

1967年生於北京的余文生,因為父親擔任接待外賓的工作,他在小學時期就接觸過不少境外報紙,「早已知道什麼叫民主」。2002年起,開始在北京執業,並一直擔任商務律師。余文生曾說自己是被迫走上對抗之路的。2014年,余文生代理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傘運動的當事人,當時獄方不讓他會見當事人,余文生就公開抗議,但隨後被捕並遭羈押99天,期間也遭遇過酷刑對待。余文生獲釋後,即向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控告北京的大興公安分局等部門違法。

余文生也加入了「中國人權律師團」,並代理多起法輪功學員的案件與王全璋案。余文生於2018年1月中共十九大二中全會期間,發表了「修憲公民建議書」,但隔天就遭到當局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並被移送至距離北京約800公里以外的江蘇徐州,至今未能與家屬會見。

余文生於同年4月19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與「妨害公務罪」批捕。2019年5月9日,許艷的北京家裡傳來一陣敲門聲。一名陌生人說:「今天正在開庭,有沒有需要幫助的?」許艷突然意識到什麼,趕忙追問是誰開庭,但那個人沒有回答就離開了。

隨後,樓下停駐的警車、多到不尋常的國保(國內安全保衛警察),加上出門遭到近距離跟蹤,種種的跡象都指向一個可能:是余文生律師開庭?

但是,幾乎許艷周圍的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因為當局怎麼會違法到連開庭也不通知家屬?然而,許艷當下還不知道的是,遠在800公里以外的徐州,余文生的胞兄已經被關在賓館內了,在開庭的前半小時,他才被帶至法院門口參與旁聽。

後來許艷經歷過無數次跟法院、檢察院打交道與追問,才獲得官方認證的消息,但是至今仍無判決、當局不肯放人。余文生經過秘密審理一年而沒有結果,這在近年的維權律師群體中是非常罕見的。

許艷表示,「我和余文生律師結婚17年了,我對他的為人和做事方式和工作,都是很信任的。他都是依法辦事,我百分之百相信。」在訪問中,許艷都一再強調對丈夫的信任與認可。

余文生雖然早就有被拘留的前科,但是他於前年被帶走仍是讓許艷始料未及。此次的拘留不止99天,余文生不但被扣上了煽顛之罪,還被關在800公里以外的徐州,比起王全璋之妻李文足前往天津「千里尋夫」還多出300公里。

自稱是柔弱主婦的許艷,選擇走上了這一條維權之路:凌晨5時,冬天的北京天色還未亮、馬路上沒有人之際,許艷已經在風中雪中向高鐵站出發。她一邊哭一邊走,只為乘坐最早一班高鐵前往徐州。抵達徐州後,兩輛車在前後一直緊跟著,上面坐著的全是國保警察。

這一段800公里的距離,許艷至少走了42次;如果加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部門,算起來許艷的奔波現場就多達60次,意味著平均每20天就跑一趟。因為多去幾個部門更加「划算」,於是許艷選擇一去就停留三天。讀法律出身的許艷還寫過300份文件、信件給各級監督部門,這些文件堆起來厚厚一疊,彷如小說般,「徐州市的檢察院,一次就發十幾份,江蘇省最高法(院)、人大代表、律師協會、司法局,能想到的都發了」。

只是,無論許艷如何奔波,這一座城市總是讓她深深地失望了。「沒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訊息」、「不知道」、「決定不了」……沒有任何回音,許艷吃盡了閉門羹,就連給丈夫一次次的匯款,帳戶也似乎是毫無動靜,一切只有否定答案。

許艷說,「709律師在百度都能搜到一些訊息,但到網路上搜余文生,沒有任何訊息,等於是中國網站完全把他這個人屏蔽了,就相當於中國沒有這個人一樣。」

至於關於余文生維權的微信群組也是一個個被封了,想要在微信裡發布一篇貼文,「只要有余文生三個字就發不出去,要在他名字中間加一個符號(以避開審查)」。

然而,後來不止名字,連屏蔽的詞都越來越多了:「不知道哪一個字被屏蔽,慢慢找這個詞找那個詞。」人權?非法開庭?釋放?好像在字海裡撈針般。修改、上傳等待,然後又失敗,發佈一篇簡單的貼文少則三、五次,最多則要修改20次。再加上近兩三年中國的網路空間愈來愈緊縮,不少異議人士連發文都有壓力,支援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伴隨而來的還有維權家屬的「標準配置」,例如:半夜出現急促的敲門聲、隨時隨地的傳喚、監控人員搬到附近的居所。至於曾有20多名大漢不時衝進門搜查家裡,甚至是三次以「煽動罪」的名義傳喚許艷,要她坐老虎椅、扒光衣服檢查,這些事情在維權家屬身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後來連家中的孩子也逐漸變得缺乏安全感,只要一放學回家就關上門,甚至在睡覺的床邊築起「圍欄」。既是余太太,又是孩子母親的許艷,早期一直在哭,出門則是腿在發抖。

但是,許艷到後來是哭著哭著就不哭了:「他要打壓,我沒有辦法,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害怕。整個過程我只有抗爭的性質,我不服。我就覺得你不該把他關押,你就應該把他釋放!」

許艷有一次被傳喚到派出所超過10小時,當時她竟然不小心在椅子上睡著了,連警察也嘲弄說:「你這還能睡著呀?」許艷理直氣壯的,導致有時反倒是徐州的警察或是法院人員自知理虧,甚至是不敢正眼看她。

如今,許艷在受訪過程中談起丈夫,仍會發出一兩下啜泣聲,但是仍會一邊說著「要努力」、「堅持」、「不放棄」。許艷與國家之間,是一場最懸殊的力量對比。

北京政府開動審查機器,粗暴地刪除余文生律師的痕跡;許艷一次又一次拆解著被屏蔽的密碼、被掩蓋的真相,盼望在幾乎密不透風的封鎖網下,能擠出一點點空間。許艷走訪司法部門、接受採訪與會見國際人士,這些行動的所有目的都是為余文生維權。

許艷表示,「我這兩年半用在余文生上的維權非常多,可能幾乎佔了我的全部。其他事情都沒有想到去做,都在想維權怎麼努力、怎麼做。」在很多的群組裡,許艷仍持續地數日子,從2018年1月19日,到後來的500天、850天,接著再到秘密審理的一周年。客觀跳動的時間數字,壓在許艷身上好像是看不到盡頭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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