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必須盯住那場浩劫不放?(視頻)

平民之殤——關於記錄片《罪行摘要》

2020-05-18 05:40 作者: 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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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片《罪行摘要

【看中國2020年5月18日訊】我有點後悔看這部片子,看完之後至少十分鐘無法言語,我被傷到了。《罪行摘要》兩個多小時長,十幾個「犯罪份子」的個人故事,沒有編導的任何評論或暗示,老人們言語也樸實,甚至在鏡頭前有所克制,但我還是被傷到了。

在看這部記錄片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眼淚流了很多次,差不多從第一個故事中的父女淚別到最後一個故事老友相擁,我都有點忍不住,想掩飾而不能,突然發現自己好脆弱啊!

我們都是普通人,如世間的一粒凡塵,雖然微不足道,但作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謂同理心。在為他們的命運唏噓長嘆時,很難說沒有物傷其類的哀傷,而且,這種哀傷經由影像呈現出的故事而涼涼地穿透了身體。

攝影圈有句自詡的話,一圖勝千言。看這部片子,讓我強烈地感受到圖像的力量。形諸文字的東西和圖像比,其實是先天不足的,就環境細節、人物情緒的準確真實而言,圖像的說服力是無可替代的。

這些年關於文革的認知和評價越來越霧裡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過《罪行摘要》的人,都會更容易體會到,文革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荒唐鬧劇,對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們在翻看歷史時,看到的都是有權力有身份有影響力的人的歷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個數字後面,沒有具體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時,我們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員和知識份子,畢竟他們有著話語權。所以,導演徐星能夠把鏡頭對準普通農民,能拍出他們個人的苦難,還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動,讓我不佩服他,有點難。

三年時間,我不知道徐星從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間辛勞自是一言難盡。而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農民都漸漸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記錄他們的冤屈,想必老人們會有些欣慰的。

文革 記錄片 罪行摘要
《罪行摘要》中的老人們(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轉眼文革結束也已經四十年了,由於某種原因,現在的年輕人對這場災難的瞭解十分有限,很多人還對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像。也許看過《罪行摘要》會增加大家對文革的瞭解,相比於可能得到各種幫助的官員和知識份子,平民的災難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層地獄,處於最下面幾層的,一定都是這些平民。想到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在社會上基本沒有話語權,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們就會變成當年的他們,每念及此,脊樑骨便有點冷颼颼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莊無意間發現了一張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張文革時期的「犯人登記表」。徐星一點點翻找,一共找到22張,「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間的「現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農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豐農場勞動改造。這些登記表讓徐星大受震動,他決定要去浙江尋訪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們的《罪行摘要》。

尋找用了一整年,拍攝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輯成片。135分鐘的記錄片,裡面的14張面孔,最年輕的也已年過古稀,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他們的罪名,在當年被冠之以「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寳像」、「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吹捧劉少奇」等。

第一個人物,是一個「出身不好」的當年的中學老師,因為學生來訪時恰巧停電,於是被污「企圖通姦」和「破壞軍婚」,自此萬劫不復,儘管沒有任何事實上的罪行發生。而信任他的十幾位學生因為結伴去監獄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憐的是他十三的女兒,在他的妻子賣力檢舉他並離開之後,女兒用父親學生們燒炭砍柴積攢的一百元錢去監獄看他,僅僅半小時的見面,父女被監獄的鐵門隔絕在兩個世界,那淒慘的哭喊久久迴盪在觀眾的耳中。

六十多歲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門口新刨出的紅薯堆旁接受了採訪,從他破碎的敘述中,偶爾能夠聽到「被抓」「腳鐐」「老婆沒了」。關於當時的經歷,已經很難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為對農村的困境有疑問給「中央文革」寫了封信,就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惡毒攻擊文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當被問起信的內容時,他說自己已經不記得了,在衢州十里豐農場的頭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鐐掛在脖子上勞動。他說起這些就像在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這時,他87歲的老父親闖進了鏡頭,提著一籃子紅薯,他竟然還在干農活。最後,林品新撩起褲腿,腳腕上被鐵鐐勒出了永遠也撫不平的深深印記。

周明夫,曾經是生產隊的會計,因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氣槍污蔑偉大領袖畫像」。當時生產隊有一桿民兵訓練用的氣槍,槍把已經漚爛了,第二天就來人把他給綁了,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間裡就三個人,他知道誰舉報的,但他不說。

最有戲劇性的是胡竣錄、程德華和翁志渝三人。他們由於出身不好,被劃為「黑五類」,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視,處境艱難。於是三人就組成了一個小組,互相幫幫忙。但忽然有一天他們就被抓去交代問題。翁志渝說,「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接著就開始被人用槍托猛砸,要他不僅承認罪行,還必須給自己的反革命組織起個名字。翁志渝說,「我必須想出一個名稱來,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說了兩個字:「啟蒙」。而打他的審訊者對這個詞完全不懂。幾個人終於有了罪名——建立「啟蒙領導核心小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團,當然不會是幾個人或一兩個組織,於是本村、鄰村一起湊了幾十個人和多個不同名目的組織,這樣一來,當地就可以因為破獲了犯罪集團而邀功,而這幾十個甚至互不相識的農民,或為此喪命,或為此身陷漫長的牢獄之災。

程德華和翁志渝幾十年記恨對方當年的表現,程認為是翁的「啟蒙」害了自己,翁譴責程,如果不是自己給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起了一個相對中性的名字,可能他們幾個人都會被槍斃。還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們彼此相擁重修舊好,那一幕真是讓人百感交集。

徐興林,當年被朋友告發,說他參加反革命集團。從監獄裡面出來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離縣城很近,但他幾十年都不去縣城。當年被冠上「參加903反革命集團,製造政治謠言,參與策劃反革命暴動組織,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這個莫須有的罪名,讓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這個東西我後來想想是很麻煩的,就憑嘴巴說說,但是我也沒辦法,拿不出證據來證明我自己不是這樣的,你沒有辦法的,他說你是就是,你沒有辦法的。」

當徐星問他,在牢獄裡有沒有被打?

老人家回答說:「打是難免的。兩個手指頭用牛筋綁好,手指頭中間扎針,是這樣的,一個個扎進去。」

「扎針?扎多少根針?」

「那是過去的事情,算了。這真有點可笑,這樣子會成立罪名的,會判刑的,我到現在有的時候心裏都在笑,心裏都在笑。」。

徐星問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說不恨。「一個呢,我想,過去了。第二個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啊,那個時候,這個人性啊,都是沒有心的,就是這個誰壓倒誰,他身上墊一下就高一點,這樣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們中,當年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要求離婚。其中一個人的妻子,堅持相信丈夫的無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從22歲到32歲,頭髮全白了。當丈夫出獄回家時,長大的孩子完全不認識來人,告訴媽媽,家裡來客人了!

這十幾個人裡,如今還有好幾個是老光棍。程德華說,我現在多活兩天少活兩天實在沒什麼不同。從他們的敘述中,我們看不出他們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認命是一種普遍現象。他們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為說了也似乎沒人想聽,有些孩子還會因此害怕。他們準備默不作聲地帶著這些冤屈的隱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現,才讓他們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國,有個奇怪的現象,普通民眾似乎對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瞭解,而一旦涉及當代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則語焉不詳了。對於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實官方就有定論,簡單說是十年浩劫。

官方的完整措辭是這樣的: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結論應該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則有些含糊其辭。領導者是誰,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說破。也正因為這裡的顧慮和含混,給後世留下了糾纏不清的孽債。

也因此沒有人出來懺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訴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卻無影無蹤。文革的確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當年的中國人從上到下從城市到農村都是參與者。最苦的則是這些沒有機會發出聲音的底層平民,他們的命運不值一提,他們的苦難毫無價值。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瞭解那段歷史,至於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麼?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再糾纏這樣的問題了,假如我們還有良知的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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