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太子党]内幕 --中共“太子党”的崛起及发展趋势


作为传统社会暴突的特殊利益群体“太子党”,尽管常引致群情激愤,却历久不衰。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并无例外将之继承,甚至加以发扬光大。大陆媒体自然忌讳报道,某些高级官员尤其是高干子女也一再加以否认、诡辩,但中共“太子党”这个称呼还是得以广泛流传。

  无疑,权贵子女可以经商亦可以从政,问题在他们经商是否与平民子女一般在市场公平竞争,晋升是否经过正常的与平民子女平等的程序。中共高干子女中当然不乏优秀者,问题在于有更多“太子党”成员不仅表现在依捷径获取政治权力的单一走向,近年来更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牟取暴利。尤其严重的是,在缺乏正确法治系统和自由新闻机制的中国大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得以免除司法审查和新闻监督。同时,他们自己也愈来愈擅于变化和隐藏,使得民间社会流传的相关“小道消息”真假混杂、是非难辩。个别“太子党”成员常常以此来反击与论的批评。

  当“太子党”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时,人民对他们的成长历程、教育背景、社会关系及政治、政绩、前景等等依然缺乏比较完整、准确的了。

  “太子党”定义的争论

  何谓中共“太子党”?可真是众说纷纭。

  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前副主任、著名政论家阮铭为代表的一派观点指出,“太子党”应该是特指有具体接班“纲领”,甚至有所谓“组织路线”,拉帮结派,准备夺取党、政、军最高权力的中共高干子女中的少数政治人物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党徒。比如前中顾委主任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女婿潘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邓力群之子邓英淘(青年经济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等为代表的一批。

  一九九一年苏联政变失败后,大陆曾流传一份题为《苏联剧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长篇文章,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上述“太子党”成员实现接班理想后的“新政纲领”。潘岳正是这篇文章的策划者(海外曾误传是陈元)。

  另一些人则认为,“太子党”应泛指未跻身权力中枢而又将自己的政治奋斗目标对准党、政、军核心领导层的一群高干子弟,他们上有“通天”本领,下有想巴结他们老子的各级党政官员及把政治赌注押在他们身上的一批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多方捧场,加上因共同背景和利益而加强横向联系,使他们俨然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也有人提出,中共“太子党”并不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路线的政治联盟,而是各有各的地盘和利益,如有的从事“官倒”,对政治崛升无大兴趣,认为搞钱比捞官来得实际;有的则政治野心很大,希望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无论是“官倒”(商)还是“倒官”(政),祗要是依赖老子的权势发展者,均算“太子党”。

  虽然从理论上将有“组织”、有“纲领”又拉帮结派的高干子弟视为“太子党”较为严密,但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自一九九二年确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后,整个中国大陆已经彻底进入一个政商不分,军商不分,甚至党商不分的特定时代,更多的高干子女凭借其父辈的政治影响及兄弟姐妹们已经占据的党、政、军要职,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以权易钱”。而这些“以权易钱”者流,有的可能是对执政没有兴趣或没有信心,有的则是断定未来中国将走向“以钱易权”的时代--即所谓“金元政治”朝代。像潘岳那样还具有强烈忧党意识者,在年轻一代高干子弟(三四十岁左右)中其实是罕见的个案。显然,以明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纲领”存在的“太子”所限定的范围太窄。

  其实,在人们约定俗成的“太子党”定义已经相当宽泛,“党”并不是指“政党”,就像批评中共为“特权党”,但“特权党”并不是一个政党的名称一样。海外媒体多年来已经习惯把大陆一批凭着血缘或裙带关系,踏着“打江山”的父辈为他们垒好的阶梯,平步青云的中青年官僚或纵横商海的新富豪,统称为“太子党”。

  现在似乎没有必要从概念上再论证这个词汇的包容性和科学性,至少“太子党”这三个字对中共实行封建世袭制讽剌得恰如其份。可以说,所谓中共“太子党”应该是指现在已经占据中国大陆政权核心层,或把持党、政、军、商各级实权岗位,或正觊觎高位,同中共“打江山”出身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直接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的一批人。

  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三部分人:一,目前在世甚至仍在中国大陆政坛实际主政或发挥幕后影响的一批人;二,曾经坐过江山,但现在已经作古的一批党政军最高层成员;三,为“打江山”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所谓“革命先烈”,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叶正大等人的父辈。

  有人不同意将中共早期烈士子弟划为“太子党”之列,认为他们承袭的父荫较少。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按照王震“老子的江山是两千万颗人头换来的”这种理论,所谓“革命先列”的后代可能还比坐过江山的一批人的后代更可靠,他们本人从心理上对“接班”的问题也最觉得坦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至今也还为一些中国老百姓认为是“理所当然”。

  同时,他们的父母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往往成为亲生父母“战友”的养子,例如李鹏被周恩来夫妇收养。即使没有被元老人物收养,这批人在其父母“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后,往往都享受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如江泽民、郭树言等人。

  总而言之,无论“太子党”这个概念是否科学,中共高干子女及“革命先烈”子女陆续接班(或正在准备接班)毕竟已经是中共政治生态中的一个客观现象,至于将这批人如何就政纲、政绩、经历、组织路线具体划分成派系或梯队是另外一回事。就如同可以把中共“打江山”的一批人按经历(即所谓“参加革命”的早晚)划分成数批,也可以按照中共的“路线斗争”史划分成数派一样。这些“太子党”在几十年不断反复的政治权争中,因机缘、兴趣、抱负不同,因他们的父辈在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已经或正在结成不同的权势团。他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往往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有不少还掺进了父辈的恩怨。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中共高干子女的不同年龄阶段和中共历史,不妨将“太子党”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指经历过战争环境,在中共建政前或建政初即被送到苏联接受史大林主义教育,回国后陆续占居党、政、军、商各重要部门的一批;第二梯队指“文革”前已陆续进入哈军工、清华大学等院校,即由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一批;第三梯队是“文革”开始时正在读中学(大陆将这批人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称为“老三届”),不幸随父辈落难,在十几年后又随着自己父辈重新掌握了权力而陆续官场走红商场得意的一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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