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子赵明在“亚洲国家恐怖主义”会上发言

2002年4月3日，由“大赦国际”和“国际人权联盟”等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合召开了“亚洲的国家恐怖主义”专题会议。爱尔兰都柏林三圣学院的研究生赵明应邀在会上发言。图为赵明在北京劳教所受刑释放后回到爱尔兰的近照。以下是赵明的发言稿（译文）：
女士们，先生们：

谢谢您们给我这个机会报告我在北京劳教所的经历。

我是爱尔兰三圣学院电脑科学系的硕士生。我同时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个建立在“真、善、忍”原则基础上的传统的中国修炼方法。她有五套非常缓慢的功法，并给在全世界范围内数千万的人带来了身心健康。我是于1999年3月开始在三圣学院学习的，当年底我回到中国过圣诞节。在国内期间，我曾到过北京的信访局为法轮功呼吁。当得知我是为法轮功而呼吁时，警察就在信访局将我抓起来，并把我和其他的一些被拘留者押送回我的家乡长春市公安局。尽管他们后来让我的家人带我回家，但他们没收了我的护照，这样我就不能及时返回爱尔兰以继续我的学习。

在家里停留了两个多月后，我又毅然回到了北京，在2000年5月13日我去看望一个同学，并在他的宿舍被捕。这次我被拘留了一个多月，之后被遣送到团河劳教所，在今年3月12日被释放前，我被非法拘禁长达22个月。

当我在海淀拘留所期间，曾经绝过食，以抗议被非法拘捕，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绝食期间，同监狱的人曾经强迫给我灌流质，当时几个人将我紧紧地按在地上，并捏着我的鼻子，当我不得不张开嘴呼吸时，他们则不管不顾地将流质灌入我的嘴中，因为我的嘴里充满了流质，没有任何呼吸的通道，最后这些流质进入了我的食管和气管，当时呛得我的肺部非常疼，这种灌食法是非常危险的，梅玉兰（译音）女士是我在该劳教所认识的一个同修的爱人，就是在北京拘留所因为这种强迫灌食而死亡的。

在团河劳教所，我所经历的是人们很难想象到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要谴责法轮功。那些拒绝的修炼者，都经历了非常残酷的迫害，每天都有人强迫我们学习所谓的反法轮功的书，看录像，听录音，而这些宣传品充满了人为捏造的故事和恶意宣传。我们经常不准睡觉。

我在该劳教所第一个月的一天里，曾经被十个犯人毒打过，他们后来告诉我是警察命令他们这样做的。他们用拳、脚和膝盖，猛击我的身体，我的大腿被打的整个黑紫一片，两个星期不能走路。

当我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到期时，又被折磨了长达两星期，我被整天锁在椅子上。白天，几个犯人对我大吼大叫，打我的头，踢我的腿，当时我的腿直往下流血，头两天他们不允许我闭眼一分钟，他们命令一些犯人在晚上轮流值班监视我，当我的眼睛闭上时，他们马上推醒我，后来他们只允许我在每个晚上在一张小小的凳子上休息一到两个小时。他们强迫我做所谓的“军蹲”和“开飞机”（即头朝下，后背和手背靠墙），每天长达十个小时，这种体罚的结果是，即使是现在我的小腿部分还没有知觉。如果我站着或走路稍长一点，我的脚会非常疼痛。最后，当我劳教期结束前两天，他们导演了一场戏来延长我的劳教期。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班，要求每个人都读反对法轮功的书，轮到我的时候，我拒绝了，第二天我被告知我的劳教期被延长了十个月，因为所谓的违反了“劳教所的规定”和“传播不良思想”（指我对其他人谈法轮功）。

今年我被释放前的两周，5个警察把我绑在一个木床板上，用6个电棍同时电我，电压高达几万伏，使我整个身体剧烈抖动，使我的一条腿痉孪。在劳教所的经历，使我在身心方面受到极大的伤害。

我不是唯一的被迫害者，在那里所有不放弃他们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处境都很艰难。我楼上的一个修炼者被打成瘫痪。许多被劳教的法轮功修炼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是硕士或博士，还有一些是大学教授。我的家庭也受到很大的伤害，我的母亲在我被关押期间每晚都很难入睡。很多法轮功修炼者的子女孤身在家，无人照料。因他们被关押，很多家庭破裂了，其中很多人的家人没有生活来源，实际上比几千万修炼者更大范围的人们因此受到了伤害。

信仰、言论、结社自由是基本的人权，但是在中国的劳教所每天都发生着强迫“洗脑”。当国际社会开始在关注劳教所的情况时，迫害的事实被掩盖着，劳教所改进了外观装饰，而不是真正改善人权状况，参观者和媒体都看不到。那5个电我的警察中有3个是团河劳教所的科长，并且知道他们自己所做所为是违法的。

以上是我在北京劳教所的概况，我希望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注意中国劳教所的情况，并且帮助每天被酷刑迫害的数万名法轮功修炼者。

人权是信念、精神的问题，是人类的尊严，是关于保护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另外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和国际社会继续呼吁，帮助制止针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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