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他作东，请我吃饭。席间，当他缓缓地说出"年轻时不激进，不正常；中年时仍然激进，也不正常"这句话时，我颇有恍如隔世之感。
"办公楼"改称"写字楼"
说这句话的他也是在这栋"写字楼"中上班的"白领"之一。就连"写字楼"这个说法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北京人如今时兴用这个港式的说法，早已抛弃了"办公楼"这个"土得掉渣儿"的说法。
北京如今时兴叫“写字楼”
然而，十几年前，我们常常聚在离这里不远的报社的简易"办公楼"中，讨论业务，也议论时政，当时的他，是京城颇有名气的新闻编辑，"六四"时，他因参与和领导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活动而在后来受到处分。
经历过十多年的坎坎坷坷，如今，用他的话说，他"仍在传媒圈子中混"，但他效力的传媒，已从那份曾因大胆直言而著称的报纸，转变为在这个"写字楼"编撰的一份财经杂志。
他现在是这个杂志的主编，收入不菲，他工作中结交的人和社交的圈子，用他的话说，都是"中国最有钱的一批玩证券的人"，据他自己承认，他除了在城里有寓所外，在北京西郊的香山还有一栋别墅。
谈到那份我们当年曾经为之欢喜为之忧的报纸，他淡淡地说："它早已失去当年的那种前卫性了。"
失去"前卫性"的不仅仅是他和那份报纸。
这次赴中国采访和探亲，见到了不少过去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朋友，发现许多在十几年前非常激进的人，如今言谈举止之间，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儿，是成熟、沉稳，说得难听一点儿，是世故、圆滑。
而这种东西，似乎又不能完全用年龄的递增来解释，因为如今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尊卑长幼，都失去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颇有时代特色的热情、理想、激进、躁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激情与痛苦均成记忆？
离开中国大陆，在香港转机时，买了一本吴稼祥的《中南海日记》。飞机上难以入眠，索性一口气看完了这本日记体的书。
“六四”如今已成模糊的回忆？
吴稼祥曾经在两位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手下工作过，这本书就是八十年代两位"皇储"被废黜的历史记载，但引起我共鸣的并不是有关"皇储"失宠的经历，而是日记中所真实记录的那个年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激情、憧憬、失落和痛苦。
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共高层改革派、保守派激烈冲撞的战场，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就在这种冲撞中希望着、失望着、欣喜若狂着、悲痛欲绝着……
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见过了"六四"的刀光血影，也经历了商海大潮的浮浮沉沉，变得世故、沉稳，思想界也兴起了"新保守主义"；中共高层中的激进改革派人士均被整肃，僵化保守派人士亦或死或退，掌握实权的大都是些缺乏激情、但颇为务实的技术官僚，整个社会不再有剧烈的摇摆、冲突，人们的价值追求、社会的时尚也越来越世俗化、实利化，用上海学者萧功秦的话说，"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终于摆脱了自康有为开始的150年的泛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已成社会主流，比起过去的政治拜神主义，这毕竟是一个历史进步。"
老龄化导致社会保守？
这是不是一个历史进步，也许还需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评估，但许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激进、躁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二十一世纪，大都变得保守、圆熟，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何在？世人对此见仁见智。
在上海的一个时髦的酒吧间，我的一个如今经商的老同学与我叙旧之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解释：
中国社会也逐渐老龄化
判断一个社会是激进还是保守，其中一个要素是：这个社会的青年人在总体人口中占的比例究竟有多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适逢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婴儿进入青春期，而当时中国的大学生也是这些人，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过今天进入大学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们，这就是那时的社会要比今天的社会更为动荡的原因之一。
面对老同学的这种奇特的解释，我一时语塞。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这绝对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但也不是完全荒唐的解释。西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法国六八年的学潮和美国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与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儿童步入青春期不无关系。甚至美国学者亨廷顿的那本引起争议的书《文明的冲突》也认为，西方社会今天的保守、稳定与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有关，而许多阿拉伯国家人口爆炸时期出生的婴儿如今成为街头上无所事事的青年，则是导致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
看着坐在对面的这位呷着法国红葡萄酒的老同学，我又联想起了北京的那位传媒界的老同事，他们曾经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激进青年，他们今天的沉稳、圆熟，是否也与西方的嬉皮士转变为雅皮士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和心路历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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