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他作東，請我吃飯。席間，當他緩緩地說出"年輕時不激進，不正常；中年時仍然激進，也不正常"這句話時，我頗有恍如隔世之感。
"辦公樓"改稱"寫字樓"
說這句話的他也是在這棟"寫字樓"中上班的"白領"之一。就連"寫字樓"這個說法也見證著時代的變化：北京人如今時興用這個港式的說法，早已拋棄了"辦公樓"這個"土得掉渣兒"的說法。
北京如今時興叫「寫字樓」
然而，十幾年前，我們常常聚在離這裡不遠的報社的簡易"辦公樓"中，討論業務，也議論時政，當時的他，是京城頗有名氣的新聞編輯，"六四"時，他因參與和領導要求新聞自由的請願活動而在後來受到處分。
經歷過十多年的坎坎坷坷，如今，用他的話說，他"仍在傳媒圈子中混"，但他效力的傳媒，已從那份曾因大膽直言而著稱的報紙，轉變為在這個"寫字樓"編撰的一份財經雜誌。
他現在是這個雜誌的主編，收入不菲，他工作中結交的人和社交的圈子，用他的話說，都是"中國最有錢的一批玩證券的人"，據他自己承認，他除了在城裡有寓所外，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還有一棟別墅。
談到那份我們當年曾經為之歡喜為之憂的報紙，他淡淡地說："它早已失去當年的那種前衛性了。"
失去"前衛性"的不僅僅是他和那份報紙。
這次赴中國採訪和探親，見到了不少過去的老同學、老同事和老朋友，發現許多在十幾年前非常激進的人，如今言談舉止之間，都有著一種說不太清楚的東西……說得好聽一點兒，是成熟、沉穩，說得難聽一點兒，是世故、圓滑。
而這種東西，似乎又不能完全用年齡的遞增來解釋，因為如今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不管尊卑長幼，都失去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那種頗有時代特色的熱情、理想、激進、躁動。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激情與痛苦均成記憶？
離開中國大陸，在香港轉機時，買了一本吳稼祥的《中南海日記》。飛機上難以入眠，索性一口氣看完了這本日記體的書。
「六四」如今已成模糊的回憶？
吳稼祥曾經在兩位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手下工作過，這本書就是八十年代兩位"皇儲"被廢黜的歷史記載，但引起我共鳴的並不是有關"皇儲"失寵的經歷，而是日記中所真實記錄的那個年代特有的知識份子的激情、憧憬、失落和痛苦。
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中共高層改革派、保守派激烈衝撞的戰場，而整整一代知識份子，就在這種衝撞中希望著、失望著、欣喜若狂著、悲痛欲絕著……
九十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見過了"六四"的刀光血影，也經歷了商海大潮的浮浮沉沉，變得世故、沉穩，思想界也興起了"新保守主義"；中共高層中的激進改革派人士均被整肅，僵化保守派人士亦或死或退，掌握實權的大都是些缺乏激情、但頗為務實的技術官僚，整個社會不再有劇烈的搖擺、衝突，人們的價值追求、社會的時尚也越來越世俗化、實利化，用上海學者蕭功秦的話說，"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終於擺脫了自康有為開始的150年的泛意識形態化和烏托邦，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已成社會主流，比起過去的政治拜神主義，這畢竟是一個歷史進步。"
老齡化導致社會保守？
這是不是一個歷史進步，也許還需未來的歷史學家來評估，但許多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激進、躁動的中國知識份子，到了二十一世紀，大都變得保守、圓熟，倒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原因何在？世人對此見仁見智。
在上海的一個時髦的酒吧間，我的一個如今經商的老同學與我敘舊之餘，對這個問題作出了這樣一個有趣的解釋：
中國社會也逐漸老齡化
判斷一個社會是激進還是保守，其中一個要素是：這個社會的青年人在總體人口中佔的比例究竟有多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適逢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之後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嬰兒進入青春期，而當時中國的大學生也是這些人，他們在社會中所佔的比例遠遠高過今天進入大學的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們，這就是那時的社會要比今天的社會更為動盪的原因之一。
面對老同學的這種奇特的解釋，我一時語塞。
我不得不承認，儘管這絕對不是一個充分的解釋，但也不是完全荒唐的解釋。西方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法國六八年的學潮和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與戰後嬰兒潮期間出生的兒童步入青春期不無關係。甚至美國學者亨廷頓的那本引起爭議的書《文明的衝突》也認為，西方社會今天的保守、穩定與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有關，而許多阿拉伯國家人口爆炸時期出生的嬰兒如今成為街頭上無所事事的青年，則是導致今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的原因之一。
看著坐在對面的這位呷著法國紅葡萄酒的老同學，我又聯想起了北京的那位傳媒界的老同事，他們曾經都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激進青年，他們今天的沉穩、圓熟，是否也與西方的嬉皮士轉變為雅皮士有著相似的社會背景和心路歷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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