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穷人？

中国有多少穷人？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问一问中国有多少富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在那一时代，中国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现在不同了，社会上冒出了一大批富人，仅刘晓庆公司偷税漏税额就达1900多万元，估计她的个人资产至少要有上亿元。最近北京拍卖刘晓庆的房产，全国几十处共计可以拍卖500多万元，仅仅是偷漏税额的1/4。

　　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部分富起来，肯定就有另一部分人穷下去。一部分人聚敛了财富，另一部分人就要与财富无缘。目前，由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社会腐败，我国的富人数量已经不少了。根据这一现象进行判断，我国的穷人肯定也已经拥有相当数量了。到2002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接受最低生活救济的人数估计将达到2500万人，约占整个城镇人口的1/10。至于说农村，还未脱贫的农民有3000多万。这仅仅是按照某一贫困指标统计计算的数字，如果我们把贫穷的标准再往国际上靠一靠，那么城镇应接受最低贫困补助的人数就可能不是2500万，而是9000万人，农村的贫困人口就可能是几个亿。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先生曾经计算过：“2000年，全国人均消费水平为3397元，而城市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年均消费仅有2540元，另有10%的人年均消费3275元。要使这20%的城市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每年需要国家财政拨款449亿元。加上操作成本，财政每年估计要拿出500亿元。这样做全国城市的低保最底线可达到283元。实行这项政策后，我国中低收入人口队伍可扩大9000多万人，而不是现在的1000多万。社会的稳定度也会相应增加，虽然仅增加直接消费500亿元，但政策效应却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扩张。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就业岗位就会增加，工商企业增加的税收会超过500亿元。这样做比用国债直接投资生产领域见效快得多。”

　　对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政府官员是动过脑子的。但中央财政能否拿出钱补贴贫困人口，那就需要再商量了。现在所需要研究的是，造成贫穷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贫穷是时间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赶快找出方案，一劳永逸地就可以把贫困消灭。但如果贫困是制度性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市场机制是柄双刃剑

　　当前中国有个与过去不同的现象，即哭的哭，笑的笑，电视媒体一方面在歌舞升平、大喜大庆，社会另一些部分人却在悲伤忧愁。大同某煤矿的一位工人给我来信说：“变化是多方面的，真的是一言难尽！！最主要的就是生活没有奔头，对前途没有信心。每天眼看着大小干部损公肥私，什么三讲、三个代表，小队长就扛不过去，只要每月能领到工资就满足了。现在人们最担心的是哪一天煤采空了，全局职工家属将何去何从？前些年时兴搞三产，金属镁厂、铁厂、漆包线厂等等都有头无尾，绕了一大圈还得回头向煤讨饭。现在又搞洗煤厂、水精煤，会不会又是虎头蛇尾？官僚们永远是对的，工人只有受苦的份儿，无条件承担一切损失的义务，没有任何发言权，也不敢发言，说了也没用。 这就是现状。”

　　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天下同乐的时代过去了。这就是市场经济。中国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说到底是一种体制和制度造成的。既然我们抛弃了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那就要忍受贫富差别的痛苦。目前中国的贫富差别，不仅表现在人际间，更表现在地区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拉开了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GDP增加了多少，又有何用？GDP的增加能换来绝大多数人的欢乐和幸福吗？所以，中国目前的唯GDP论，是绝对有问题的。

　　另外一些情况也是造成新贫困的重要原因。在农村是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后的环境灾难。在城市却可能是资源枯竭等因素造成的资源灾难。前些天，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唐钧先生传来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他们2002年8--9月间到辽宁阜新市朝阳市调查研究的报告，在为期10天的调研活动中，他们对两市各250户下岗职工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阜新市和朝阳市都是典型的“以煤立市、以煤兴市”的矿产资源型城市。但是，经过近百年的开采，目前煤矿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2001--2002年，阜新市新邱矿、天河门矿、东梁矿、平安矿和朝阳市的北票矿等国有大型煤矿相继破产关闭，使得阜新、朝阳两市的经济遭遇灾难性的打击。同时，阜新市和朝阳市原先建立的非煤产业，如纺织、电子、建材、轻工等也不很不景气。因此，朝阳、阜新两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辽宁省排在倒数一二位，都在100亿元上下，仅占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经济不景气造成了两市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失业。

　　“阜新市人口193万，城区人口178万。到2001年底，阜新市共有下岗失业人员15.5万人。其中，失业人员3.5万人，登记失业率6.9%。下岗职工12万人，为职工总数的36%。在下岗职工中，按所有制划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9000人，集体企业下岗职工58000人，机关、事业及其他类型的单位3000人。按地区划分，矿区下岗职工人数为49000人，占下岗职工总数的41%；市属地方企业下岗职工39000人，占下岗职工总数的33%；县、区下岗职工32000人，占下岗职工总数的26%。”如此大比例的下岗失业，职工们的生活有何着落？

　　再看看唐先生他们的调查：“W女士今年70多了，有心脏病，高血压，自忖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和W住在一起的这个孙子是三儿子的。W的三儿子是去年死的，儿媳妇早些年就因为家穷，再加上三儿子有精神病，抛弃了这个家。现在W家的收入全靠她的退休金229元。因为钱太少，无论怎么节约，还是不够用。其余几个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大都处于下岗状态，家家都困难，所以也没法补贴母亲。”

　　警惕贫困导致的社会不稳定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胡鞍钢先生的调查发现，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3600万人，其比例在7-8%。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4年里，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人数达到1850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人数达到359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223元。

　　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对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这一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

　　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个百分点。

　　种种数据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但最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政府高层却在否认中国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活生生的现实。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导言中这样说道：“世界正处于苦难中。这苦难是如此普遍、如此紧迫，因此我们不得不历数其表现形式，以便明白这种痛苦的深度。和平正远离我们而去……这个星球正在遭受毁灭……我们谴责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滥用。我们谴责贫穷，它使生命的潜能遭到窒息；我们谴责饥饿，它使人类的身体受到削弱；我们谴责贫富悬殊，它正用毁灭威胁着千万个家庭。我们谴责社会不公；我们谴责对正义的忽视，它正把一些公民推向边缘……”

　　中国正处在巨大的矛盾之中，如果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不能解决贫富问题，矛盾早晚会爆发出来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唯生产力论，而是民主政治。最近，整个世界的劳工接连举行大罢工和抗议示威活动，从美国西海岸到德国和委内瑞拉，维权声浪此起彼伏。这是一个社会减少贫富差别最好的手段。当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失去这一保护自身权益的手段时，他们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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