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郎：走进一九八九年的监狱及想念几个人

一九八九年，我二十一岁，刚由高等师范毕业走上教师工作岗位不久，我教学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我的第一年工作实习期要到这一年的暑假才结束，以后我就是所在单位的正式职工了。但一九八九年的暑假对我来说是“黑色”的，我被告知不能再当教师，或者辞职离开单位，或者听从单位重新分配。我通过十多年寒窗苦读才走出贫乱的乡村，走进了现代的都市文明，我岂能自愿再回去，那要把几辈子才出现我一个“城里人”的家里人气死。我向单位表示，我不会主动离开，随便他们怎么处理我。这样，一九八九年的夏秋之交，二十一岁的我走进了当时对我全然陌生的监狱。

一九八九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暑假刚要开始的时候，校长找我谈话，说政治处要找我，可能我的工作要调整，要我有个思想准备。我马上明白了，我走进教室给我的初二学生上最后一次课，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大的英文：THE LAST LESSON 。我是个迂腐的读书人，满脑子专业文学上的知识，在命运发生逆变的时候，我却戏剧化地处理它。我学起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里的情节，给学生上起了最后一课，充满感情地谈起我的教书育人、启蒙思想的伟大理想和抱负，所以我考大学时选择了师范专业。我是多么地热爱教书这行职业呀，但我对学生们说，这是我给你们上最后一次课了，我对我的教鞭和你们都充满了恋恋不舍之情。那次课可能是我一生中上得最成功的一次课，那时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是否还有机会当老师。

到了政治处，处长告诉我，我不能再当老师，我的实习期没有通过，如果我不愿自己辞职离开的话，单位只能考虑重新分配我。当时的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一旦辞职，我的户口将退回我出生的乡村。我向处长表示我不会主动辞职。处长说，那你耐心等消息吧。我默然接受后，一直严肃着脸的处长开始和颜悦色起来，他向我大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便要我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便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及毛泽东选集四卷。他愕然起来，便说还要再读读，这样的好书读一辈子也不能说就读好了呀。他叫人给我毛泽东选集五卷，要我认真学习，特别是“老三篇”，要写读书笔记，交给他看，算单位交给我的政治任务。

暑假回乡，听在乡办企业当厂长的兄长说，我的单位曾联系教委想把我退回去，因为我是教委分配去的。教委当然不会退回了，我当初分配就是教委的领导帮忙，才没有分配到乡下农村中学，而是分配到在本地区的企事业单位的子弟学校当老师。我在农村的家里没多呆长时间，便回到了单位。九月份开学，我被告知，我的新工作还没有落实，我仍然可以不上班，工资照发，但我不能离开单位，随时接受领导会见。此期间，政治处处长找我谈过几次话，主要是谈我的思想，他甚至提到了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曾经有一次跑到南京栖霞寺想出家当和尚的事。本来，谈马列毛，他还说不过我，我怀疑他这方面的书读的并没有我多。现在好了，由我的曾经想出家事谈到佛教，再谈到气功，而处长正是气功迷，曾在单位职工间办气功培训班。谈起气功，他终于在我面前显示了学问，我也自觉做个好听众，偶然插嘴我对“禅定”、“虚静”的理解，处长很满意我的表现，说我的政治学习通过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单位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那是到监狱，当狱警。我被具体分配到建筑大队的一个中队当分队长。当我第一次走进高墙铁丝网的院子，我觉得我简直是在做梦，上帝同我开了个大玩笑。也就是在这每天奔波在狱内狱外期间，我发誓我一定要堂皇地离开这儿，我便想考研究生。一九九五年，我终于梦想成真，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当我离开监狱，我流下了泪水，我在这个我人生第一个工作的单位工作了七年，我初到时才二十岁，而我离开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我二十几岁的青春宝贵岁月里，有七年时间就这样“万事蹉跎”了。回过头看，我也发现，上帝开的玩笑毕竟是高级玩笑，我被送到监狱的借口是我不适合教书，但我后来不但当了大学教师，而且在外国的大学课堂里手执教鞭起来。

我曾经在出入监狱的时候，被夜晚的高墙铁丝网上挂着的月亮的景色打动，我便想以后有空学习作家从维熙，写一组“大墙文学”文学作品。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动笔。我对自己过去的监狱经历一直守口如瓶。我今天怎么写起这篇文章来呢？这涉及到我文章的第二个内容：想念几个人。

身在异国，我通过网络与国内知识界保持联系，写了不少网络杂文，也结识了不少网友。这些网友中有一个杜导斌兄，与我联系非常密切，我曾参加由他和和其他人发起的多次网络签名运动，最近一次还正在过程之中，我一如以往地支持他。这次他也把我列名为发起人，是我要感谢的。突然得到他的消息，他被他所在的单位派去出差了，他匆匆地说其中有什么微妙。想到万一是什么不好的事，我一直担心挂念着。终于五天之后，得到了他的切实消息，那是他写的一篇谈这五天发生的事的文章。因为最近的一次签名事，他和他的所有亲人被各个有关单位安排一段时间不给回家。杜兄在文中说：“我不怎么仔细地检查过电脑，家里的一些地方和我自己的办公室及办公室里的屉柜，没有其它异象。应该向这些活干得漂亮的专业人员表示敬意，也应该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工作的专业水准层面替他们请功。然而，来自朋友们和邻居们的信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就在我外出的这几天里，我的住宅，我的办公室都曾有不速之客光顾－－为了保护好心的人们不受牵累，有关的细节我不便在此一一挑明。尽管搜查的人们千叮咛万嘱咐不得对第三者透露风声，但与他们意愿完全相反的是，人们把实情告诉了我，因为他们同样厌恶秘密警察，因为他们知道，我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是在冒着风险为底层说话。”

不管怎么样，好朋友毕竟是平安了，我在异国悬挂五天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想，如果我也在国内，我会不会也受到杜兄这样的待遇呢？我与杜导斌一样，只是写写文章，也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内；我们都没有参加任何“非法组织”，也不做明显违反法律的事，我们能会犯什么罪呢？作为一个文化人，写文章发表是天经地义的事，海内外华文网络都是我们可发表文章的园地，天下的华人是一家，这一点也是问心无愧的。至于最近的事是为了一个老鼠，我们也只是要求司法公正，这是公民的愿望合法地表达。听说不只是杜兄，还有牛博士也得到了类似的遭遇。我也为牛博士说几句。我曾经写过一文《怀念牛博士》，说我在读书时怎样受到他的批判李泽厚美学的著作的影响，后来又与他思想有分歧，但对他的遭遇一直同情，所以怀念我过去的岁月便也怀念到他。分歧仍在，最近我参加左派发起的网络反战签名运动，便撰写多篇文章为之辩护，其中第一篇文章《我与反战签名的事－－兼驳牛博士》就是在分歧下对牛博士攻击的回击。这一次，我与他都列名在发起人之中，论敌又成了“战友”，这并不奇怪。我是“自由左派”，他是“自由派”，我们本有同有异，现在能合作，以后还有可能成为论敌。

由杜导斌和牛博士最近发生的事，我联想到监狱，便想写点与监狱有关的文章，我毕竟在监狱高墙铁丝网中出入了整整五年了呀。我想到也是二十一岁走进这围墙的老鼠，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除在司法公正之希望外，我对她人本身的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和祝福。

2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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