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的悲剧，也是董建华的

梁锦松抛出的预算案，向各阶层开刀，特别是向中产阶级和低下阶层开刀，本来就是“民愤极大”，结果还闹出一个买车风波，在政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回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现在有关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平情而论，梁锦松有意避税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主要从他愿意放弃估计约两千万元的年薪“纡富降贵”到特区当一个司长，可见他非常看重这个职务，因此犯不着为这十几万元牺牲大好前程。讲难听一些，即使他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十几万税款，也还不是“大便宜”的时候。事后梁锦松愿意拿出双倍款数捐给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用钱就可以消灾，但是至少表现了他的一些诚意。因此笔者同意特首董建华说他是“无心之失”的评语。

但是无心之失也是失，而且在香港民心动荡的今天，它对特区政府造成的损害，却是难以估量。根据这个原因，董建华如果只是轻描淡写，不但难以过关，而且不论是梁锦松本人或特区政府，也不可能真正从中吸取教训。

应该看到，这次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发生在梁锦松身上一连串事件的继续。二○○一年二月，梁锦松愿答应放弃美资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的高职高薪而“屈就”财政司司长，真正原因人们至今仍不明白，是他热衷于做官的权力？还是保留了三十年前朝拜井冈山的热血而在党的号召下献身于伟大的“一国两制”事业？董建华出任特首据说是出于报当年北京出手挽救董家企业免于破产的恩德，而梁锦松呢？

但是董建华不但没有报到恩，看来他对北京越欠越多，因为这五、六年来，他把香港搞得一团糟，使北京非常尴尬，也非常被动，董建华成了“鸡勒”，甚至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是“食之鲠喉，弃之危机”。而梁锦松上任不到两年，问题也已经不少，简直是走董建华的老路，两人可说是惺惺相惜，怪不得董建华不但延揽他，每次有风吹草动时，也在那里护住他。

梁锦松开始出任财政司司长时，同董建华一样具有“雄心壮志”，最著名的是提出“超曼哈顿”的口号，当然现在成了笑柄，因为香港现在是害怕被上海赶上，连广州都瞧不起香港，哪里还能超美？但是就是这一年多前的问题，也正是如同董建华所说的，梁锦松太缺乏政治敏感性了。因为早在香港回归一周年的庆典上，江泽民就提出要把香港建设成为中国的一个“南海明珠”，定位在“南海”，怎么还有可能越过太平洋同曼哈顿试比高？

梁锦松是个银行家，他知道联系汇率对香港经济造成的损害，因此他上任后不久也暗示过这点。虽然是就事论事，但是套用后来朱镕基对中国银行研究人员建议修改联系汇率的指责，说他们“不懂政治”，也适用于梁锦松。因为联系汇率已经成了北京的图腾，作为特区的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研究人员，绝对不可以对此公开的指指点点，以免惹祸。

梁锦松做了近两年的官，除了这次风波，他被传媒追逐的，似乎私事多于公事，因为一上任，他同“国宝”伏明霞的恋情就曝光，还带上叶家的静子，狗仔队还追到北京，搞得满城风雨。在拍拖之后是怀孕、结婚、生女，新闻不断。就以这次伏明霞住院到生女回家，一百位记者的采访，被传媒形容为“大阵仗”乃至“骚动”，政府其它官员的公事镜头都被抢了。固然这同香港传媒的变态有关，不能由梁锦松负全责，梁锦松也力图降温，然而梁锦松身为高官，仍然必须考虑这些事件的“政治影响”。当北京需要精通资本主义财金的梁锦松全力辅佐董建华来挽救香港，也许对他还有更高的期望时，梁锦松却是忙着拍拖生子，成为政治娱乐的主角，在这情况下如果引起北京的不满，梁锦松也不是完全“无辜”的。

梁锦松虽然曾经是政治上的热血青年，但是他多年在美资企业工作，耳闻目染的是美国式的那一套“自由化”，何况是做经济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在“风流”惯了以后，回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圈子中，开始唱唱《狮子山下》可以赢得分数，但是越到后来越不能适应形势，民望越来越低，最后“折堕”成现在这个困境。他的“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论本来是挖苦香港市民的，哪里想到最后竟是自己上身？

就是政府有关买新车加税都是在梁锦松买车后做的决定，但是因为解决财赤而需要“万税”的构思应该早在梁锦松的脑海里，因此在短期内做了又买车又加税的决定以后，仍然没有能够把两者连在一起，实在是太不敏感了，或者说，他根本忘记了现在的身份已经是父母官，而把自己仍然当作银行家或普通的老爸。他身为财政司司长，不是说加税以前不许可买这买那，但是比较大的手笔购买必需品，大可在宣布加税时同时交代，争取主动，市民也会谅解。凭这一点，他就没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重要时候居然忘记我是谁。当香港遇到这样多问题的时候，梁锦松“无心之失”虽然不是构成必须下台的理由，但是从“问心有愧”这个方面，也许鞠躬下台对私对公都有好处。

不论是梁锦松，还是董建华，他们出任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也许是历史的误会。梁锦松固然是成功的银行家而董建华不是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他们都是失败者。失败在他们是资本家或资本家聘用的高层管理人员，却突然要为一党专政的政权服务，还要贯彻两不讨好的“一国”和“两制”，结果就风波不断而酿成悲剧。董建华“磨合”五年没有磨合好，设立“高官问责制”后似乎“问”题还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大。他们作为失败者的悲剧事小，葬送香港繁荣的悲剧事大。香港的“一国两制”如果失败，不但是香港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信报）(3/16/2003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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